如今，代际问题已成为社会学、青年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重点。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产物，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结晶，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语言习惯等密切相关，因此，它不可避免地烙上代际群体的精神印痕。所谓“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了这一道理。
基于这一缘由，正视并梳理中国新时期以来作家阵营中的代际差异问题，并通过这些代际差别的研究与分析，进一步探讨新时期文学之所以形成多元审美格局的内在肌理，或许并非一个虚妄的命题。
所谓“代际差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即代与代之间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乃至语言习惯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理所形成的；它所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自身的内在嬗变和冲突。有学者就认为：“代沟是现代社会文化更迭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震荡现象，它反映了文化发展迅速及自身多元化的矛盾和冲突，但代沟将这种社会文化的分歧转换成代际间的一种心理分歧，有其特定的文化心理机制。”②因此，真正的代际差别，凸现的是不同代际因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所形成的各自特点。
代际差别的形成，通常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相同的代际群体，一般都成长于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启蒙经历，从而自然地形成某些趋同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并在文化心理上呈现出较强的共识性。这种共识性的形成，即为同一代际的群体特征。它并不是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社会文化对个体之人长期熏陶的结果。另一方面，同一代际的群体特征，总是与其它代际（上一代际或下一代际）的群体特征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尽管这种不同通常潜藏在强大的伦理秩序之中，并不一定体现为社会性的直接对抗，但这并不表明对抗关系就不存在。事实上，因代沟而造成的不同程度上的代际对抗，几乎在每一个家庭中都会有所呈现。
由于代际差别的背后隐含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因此，讨论代际差别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历史文化自身的内在变迁。我们甚至可以说，讨论代际差别现象，其实就是辨析社会历史变化、文化伦理变迁与代际群体精神特征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探讨目标是：社会发生变化之后，文化伦理产生了怎样的裂变？而这种文化伦理的裂变，又是如何引发代际群体在生活观、价值观上的巨大变化？这一系列复杂的、联动式的变化及其内在的文化肌理，正是代际差别研究的核心因素。当社会变化并不明显时，代沟现象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它主要表现在隔代人的心理之中，受制于现实伦理而没有体现为具体的、外在的冲突，因此很少受人关注。
既然代际更替是一切生物的内在属性，那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代沟的存在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促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换言之，如果没有代沟，就意味着年轻一代将毫无保留地承续年老一代的各种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社会也就必然地进入某种原地循环的生存秩序之中，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将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代沟之所以不为人们所关注，主要在于社会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变更并不剧烈，由老一辈所掌控的伦理秩序、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依然借助特殊的权力系统有效地制约了年轻一代，使年轻一代的不同观念只能维系在自身的心理层面，难以获得群体性的、外在的对抗机会。
代沟研究的著名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曾将这种情形定义为“前喻文化”，并认为：“在前喻文化中，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以至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孙儿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们的前途已经纳入常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后将要经历的一切。”③在这种历史文化情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绝大部分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是从老一辈那里沿袭而来，对老一辈的各种规定很少会产生怀疑，由此呈现出代际认同的惯性特征；即使有些年轻人形成了与老一辈并不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生存方式，也只能在权力化的社会秩序中保持沉默状态。因此，“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们的每一行动之中，这一特征就是，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远不可变更的。”
面对由老一辈所掌控的社会秩序，当新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精神追求将有别于前辈们时，常常会自觉地规避这种内在的差异。有学者曾将之视为“具有隐蔽特征的躲避式心态”，并认为，“这是心理对抗的普遍表现形式，由于血亲、经济及权力等种种原因，隔代人之间虽然存在心理隔阂，但总是避免发生冲突，各自以躲避式的心态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使矛盾隐蔽化，只是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表现出来。躲避不仅指作为个体间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同时也是指代际间文化或心理隔阂的一种整体互动方式，这在大众传播媒介、日常文化生活，以及科学艺术领域都可以得到明显的验证，如隔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或艺术形式等方面虽有显著的认同差异，但却保持外在的尊重和认同。躲避既是代沟所预期的一种文化心态，同时也是代沟的一种特殊外显形式，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心理意义是不可忽视的。”⑤但是，若要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躲避式心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无法给年轻一代提供相对独立的伸展空间，使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膺服于长辈的威权意志。
但是，一旦社会发生剧变，并使年轻一代在这种剧变中获得某种独立的机会，那么，代沟现象就会迅速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玛格丽特•米德就强调，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因为重大事件常常会直接导致社会体制的更替，甚至使历史文化出现断裂；而社会变化越剧烈，价值观念差异也就越悬殊，代际差别就会更加明显。她曾以 1960 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为依据，认为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青年的抗议和示威、法国的“五月风暴”，都表明“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⑥，由此形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年轻一代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⑦在米德看来，正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才造成了人类在文化观念上的裂变，并促使新的一代人无法认同前辈们的各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谱系，从而形成某种彼此隔膜的代际差别。这一判断，既指出了代际差别产生的文化根源，也表明了人类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内在属性。#p#分页标题#e#
米德的这一论断，为人们研究代沟现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遵循这一理论，强调代沟是人类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产物。如我国代沟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周怡就认为：“所谓代沟是指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人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冲突的社会现象。”⑧这一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时代剧变作为代沟现象的前提和要件，同时也说明了时代剧变、文化伦理转型与代际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潜在的、躲避式的心理对抗，到外在的、群体性的言行冲突，这是代沟现象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趋向。毫无疑问，造成这种趋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更替也越来越频繁。有学者甚至认为，代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并给出了两个理由，“其一，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结果。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理性化之体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此之前，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年轻一代总是视老一辈为人生楷模，代际差别并不存在。其二，“因为代问题和近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而民族国家的出现被吉登斯视为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结果，或者说民族国家就是现代性的指标之一。”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一代代欧洲青年开始走上了代际反抗的路途，由此使代际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⑨这一论断，无疑颇有道理。
在我国，由于儒教伦理的巨大影响，年轻一代很少有机会形成群体性的代际反抗，因此，代际差别现象并不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教伦理受到强烈的冲击，由忠孝观念所支撑起来的代际秩序被颠覆，年轻一代开始自觉地张扬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由此使代沟问题明确地浮出现实，只是当时的文化语境主要是启蒙主义，很少有人从代际差别上来研究这一问题。对此，费孝通先生曾论及道：“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绵延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连。但是文化不只是绵延，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⑩直到 1980 年代中后期，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了历史性的剧变，同时历史也赋予了年轻一代巨大的社会使命，从而使代沟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代沟，或者说代际差别，逐渐成为很多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
尽管不同的学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代际差别问题，如伦理学探讨的是代际差别对人伦观念的巨大影响，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上的公正性问题，而社会学则立足于青年群体探讨代际隔阂和代际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变更，因为“代际更替与代沟现象是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产物，而变迁越迅速越彻底，这种更替就越明显，冲突越激烈。当代社会文化正处于传承与断裂的过程中，尤其是网络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更是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代际文化。代与代之间隔阂加深，冲突加剧，而新的一代的内部，代际差异亦越发明显，代际更替明显加快。”
反观中国近 30 年来的社会变化，1980 年代的改革开放，19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及社会体制的转型，世纪之交的信息化浪潮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几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导致人们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的变更，也促使代沟现象愈演愈烈。这也正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代际差别的客观需要。
当然，要研究代际差别，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合理的代际划分。毫无疑问，代际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其生物学的自然属性，即年龄结构。但人类社会由于其自身文化和种族的复杂性，单纯地从某个固定的年龄段来进行代际划分，常常会显得不尽合理。因此，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们在研究代际问题时，通常使用比较粗略的划分方法，将社会在场的各代人群分为四个代际：老年，中年，青年，幼年；其中老、中、青三代则是主要研究目标。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名的《代沟》一书中，也是沿用较为笼统的老、中、青三个代际之概念。至于哪个年龄段属于老年、中年或青年，则各寻依据，众所纷纭。
在此，我们不妨以“青年”为例，看看国际和国内在其代际界定上的差别。在国际上，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青年年龄的界定是 14—34 岁；1985 年联合国国际青年年对青年的界定是 15—24 岁；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是 14—44 岁；1998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对青年的界定是 14—24 岁。在国内，国家统计局对青年的界定是 15—34 岁（人口普查）；共青团的界定是 14—28 岁（《团章》）；中国青联的界定是 18—40 岁（《青联章程》）；港、澳、台的界定是 10—24 岁（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澳门人暨普查司、台湾青年辅导委员会）。12尽管每种界定都有自身的一套依据，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从上述的界定结果来看，仅就“青年”这一代际的划分，差别就很大。至于中年、老年的划分，也同样如此。
这也意味着，对人类进行精确的代际划分是很困难的。而且，一旦形成过度精确的代际界定，也会使我们在讨论代际问题时陷入各种僵局——因为代际研究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其生物学的属性，而是其精神心理及其文化行为、价值观念等等，所以沿用一种相对笼统的代际划分方法，并无不妥。当然，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面对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务，很多学者对代际的划分也会采用一些相对灵活的划分手段。譬如张永杰和程远忠合著的《第四代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书立足于社会人类学领域，主要采用了玛格丽特•米德关于“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理论依据，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群划分为四个代际：从革命战争年代经历过来的第一代人，其中不乏英雄和伟人；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与第一代人相比，他们是灰色的一代；“”中的红卫兵，他们既经历了 1976 年前的革命造反岁月，又经历了其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因此，他们是标准的边际人；最后，由 1978 后直接从中学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构成了第四代人。这四个代际的划分依据是三大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爆发——改革开放。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在从政治革命时代向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代沟”问题已经日益明显、普遍，代沟已经从家庭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以至可以说“几乎任何大的社会冲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代际冲突，或至少带有代际冲突的色彩”；这种几代人共处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几代人之间的冲突在今天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p#分页标题#e#
我们无意在此辨析这种代际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而只想藉此说明，代际划分的核心依据虽然是人的生物属性，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其划分标准仍然因文化的变迁而存在着较大的弹性。不能因为代际划分缺乏严密的精确性，我们就断然否定代际研究的科学意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当我们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阵营进行代际层面的系统研究时，其代际划分也只能采用相对性的原则，即，以 10 年左右的历史时段，将新时期以来的作家队伍主要划分为四个代际：“50 后”，“60 后”，“70 后”，“80 后”。至于 1950 年代之前出生的作家们，虽然在新时期初期有着独特的艺术贡献，并以“重放的鲜花”照亮了当代文坛，但绝大多数人的创作都迅速走向衰退，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创作，如宗璞、王蒙、陈忠实、蒋子龙等，已经不具备代际层面上的整体特征，故暂且不论。而“90 后”作家们尚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无论是创作水平还是作品的影响力，亦未呈现出代际化的共性倾向，论而析之尚显勉强。因此，纵观新时期以来最为活跃的写作群体，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四个代际之中。
所谓“5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5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包括少数 1940 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如陈建功、北岛、江河、阿城、路遥、梁晓声、陈世旭等。作为共和国诞生之后的第一代人，他们自幼便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启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一代际的作家不仅陈容庞大、实力均衡，而且创作勤奋、成绩斐然。经历了数十年的创作磨练，他们积极参与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全程发展，也有力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文学思潮的形成，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无论是在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领域，这一代际的作家们都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作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赢得了各自的文学史地位。与此同时，他们还自觉强化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积极借鉴并吸收各种域外的现代艺术手法，有效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革命，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一元化的审美思维。
60 后”作家群，则主要是指 196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们之所以与“50 后”作家们形成了某些代际上的审美差异，主要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别于前一代。譬如，他们的童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度过的，但所幸的是，当他们进入青年之后便迎来了“”的结束，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得以顺利考入高校，完成了相对正规的专业化学习。因此，这一代际的作家，从 1980 年代中后期陆续走上文坛之后，便开始自觉地扛起反叛和先锋的文学大旗，一方面主动回避对宏大历史或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清算并反思集体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自觉地卸下某些重大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如第三代诗歌，余华、格非、苏童等人的先锋小说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明确的个人化视角，着力表现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以及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合理汲取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之融入作家个人的审美创造。
“7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7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包括少数 1960 年代末出生的人，如须一瓜等。这一代人以自己特有的青春和成长，见证了中国社会自 1980 年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也深刻地体会了生活本身的急速变化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强力规约。尽管他们中也曾出现了类似于卫慧、棉棉、木子美等极端性的“身体写作”者，甚至涌现了以伊沙、沈浩波、尹丽川等为代表的“下半身诗歌”写作者，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代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秘密通道，立足于鲜活而又平凡的“小我”，展示庸常的个体面对纷繁的现实秩序所感受到的种种人生况味。他们的创作更多地膺服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几乎是他们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主要美学特征。
“8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8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一代人大多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的家庭独生子女，同时受惠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幼便浸润在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成长背景。因此，从一开始写作，这一代作家便以大众化的审美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在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从代际层面上看，“80 后”作家群主要存在着三个阵营，且各有特点：一是青春写作阵营（如郭敬明、韩寒等）；二是成人化写作阵营（如笛安、甫跃辉、李傻傻的后期作品、张悦然等），这类作家的创作与传统写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三是类型化的网络写作阵营（如蔡骏、南派三叔、流潋紫、安如意等等），他们的小说在玄幻、悬疑、穿越、架空、耽美等方面，形成了特殊的类型化美学倾向。有人就认为，“80 后”的写作“是非历史化的，是现在时的，是此时此刻的青少年所体验和向往的生活。这个由网络、情爱、校园、酒吧、明星、摇滚、游戏、影像等组成的世界，承载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的梦想，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历史的阴影，没有‘反右’、‘’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进行写作的时候，迎头赶上的是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人称为全媒体时代。他们的写作是一种类型化写作，少有个性化写作。类型化写作，是一种迎合写作，迎合这个市场化的时代需求。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校园激情、青春玄幻、情爱感伤、虚拟游戏，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难怪他们的作品，在少男少女中风靡一时，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比他们更有资格对当下发言的了”。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是将 1950 年、1960 年、1970 年、1980年作为一个精确的代际划分界线，而只是将这几个年度作为一个具有弹性的时间过渡区间，来甄别不同代际之间的区别。如果要进一步说明，这个过渡性的区间段，应该包括前后 2—3年，至于在这一区间内出生的作家究竟属于哪个代际，则要根据其创作的主要特征与哪个代际的共性倾向更接近。其理由是，人类社会的代际承传是绵延的，而不是跳跃的。这如同文学史的划分一样。虽然我们通常都会采用一种社会政治变革史（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结束）作为文学史划分的重要界线，但并不是说文学发展在这些年度里就一定出现了断裂性的变化，只不过是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开始大量涌现。#p#分页标题#e#
我们之所以对新时期以来的作家群进行这样的代际划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通用的代际标识，并被学界广泛地认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划分确实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依据。这种逻辑依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的代际群体在创作实践上有着各不相同的审美理想。这一点，我们已在上述文字里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同时也将在后面相关章节里进行详尽的论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理想，它是确立代际差别的核心依据。玛格丽特•米德曾以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一代人为例，认为他们在经历了二战之后，已成为新世界的“时间移民”，“代表着今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她同时指出：“所有这些人，不论他是练达的法国学者，还是新几内亚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论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农民，还是原子物理学家，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15这种代际意义上的共性特征，并不会因为个体身份的不同就可以忽略。其次是不同的代际群体有着极为不同的成长背景，深受不同的历史文化的制约。“代沟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代际差异正是代与代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代际冲突也主要是代与代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两代人之所以被称作两代人而不是一代人，本质上是由于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16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他的童年时期。也就是说，童年时期的文化启蒙和环境熏染，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在作家和艺术家的精神建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弗洛尹德在对达芬奇的精神心理进行分析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童年记忆（尤其是童年阴影或创伤性记忆）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
既然如此，在讨论一代人的精神特征时，我们也必须重点关注这个代际在童年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以及变革情形。譬如，对于 195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等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等，是他们童年记忆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在 196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喧嚣的“”，包括游行、大字报、各种规模不同的批斗会，构成了他们童年生活里最鲜明、最浓烈的文化底色。对于 197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粉碎“”、反思“”与改革开放是他们童年成长的文化记忆。1980 年代出生的人，面对的则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消费主义和信息文化的盛行。
针对上述这种代际划分方式，学界也偶有质疑之声。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如何维护作家个体差异性的问题上。有些学者（也包括一些作家）常常以个体的差异为理由，试图否定代际群体应有的共性特征，并进而否定代际差别研究的意义。如吴义勤先生就认为，对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划分“其实也是批评界的一种‘偷懒’行为，以年代划分作家是批评家主体性萎缩的标志，因为某种概括性的话语的使用总是比对个体的深刻解剖来得容易。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不要说一代人，就是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兄弟当他们成为作家后都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论一代作家面临的相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而忽视了对于同样的境遇，不同个体的感受方式、反应方式和表达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代际’的归纳有时可能恰恰会构成对一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遮蔽。对此，我以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能彼此取代”17。黄发有先生则干脆认为，对作家群体进行代际意义的归纳，完全是一种“标签化”的表述策略，是一种“人造的代沟”，而且是由媒体策划的结果，“媒体和一些圈内人士把作家按照出生年龄进行分类，恰恰是通过整合个体差异的方式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试图改变作家个体农耕式的创作方式，通过工业化分工和协作实现扩大再生产。”18这种标签化的归纳，遵遁的是一种“混搭美学”，忽略了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追求某种同质性的写作倾向。“长此以往，文学史将被塑造成一种整齐划一、周期循环的年龄魔方，这种简便易行的操作方式免除了治学者皓首穷经的劳役，但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真有那么简单吗？”
这些质疑无疑很有意义。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始终立足于代际群体这一层面，确实会产生很多问题，甚至会忽略作家个体的差异性，影响文学史的理性梳理和科学建构。但是，如果将代际研究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是文学研究多元化的一种体现，问题就未必有那么严重了。事实也是如此。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来就不缺乏对作家个体的差异性研究，更不缺乏对文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代际层面的整合性研究只是其中一个角度或一种方式罢了。所以，吴义勤先生也同样注意到，同一代际的作家创作确实存在着某些共性倾向，这种倾向“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复杂问题，它与时代氛围、政治语境和审美风尚等等都密切相关。”20既然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代际差别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之进行梳理和探讨。而且，如果我们仅仅将代际差别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特定方式，而不是将它进行无边的合法化，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不妥。
另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是，这种质疑在本质上混淆了个体的差异性和代际群体的差异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目标。它们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研究代际群体并不是为了消弭或否认个体的差异性；同样，关注个体的差异也不能忽视群体的共性特征。这是我们在文学研究中通常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早已进行了明确的辨析。譬如，周怡就曾进行了详实的论述：
我们并不否定同代人之间存在某些差异，而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否认那种由时代变迁造成的发生在不同代人之间的整体性差异呢?应该承认，代际差异即“代沟”与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代际差异是根本性的差异，是“新人”与“旧人”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不同，也是“新”与“旧”的行为取向上的根本性差异。比如，同处于摇滚演唱会上的不同代人所呈现的状态截然不同，一代人可能随之手舞足蹈、颠狂吼叫；一代人可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另一代人则可能拂袖而去甚或捶胸顿足。而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大多是性格、气质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即使有价值观、行为取向方面的差异也多半是不明显的，无所谓新旧之分。其次，代际差异是整个一代人不同于另一代人的群体性差异，研究它需要更多的借助宏观研究的方法，而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是表征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差异的，它的研究属于微观研究。最后，代际差异并不与人类结伴而生，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存在这种差异，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并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联，同时它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是，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完全由个人的背景、经历、学知、气质等个人因素决定，所以，他几乎与人类的诞生形影相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代沟”现象较之研究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更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p#分页标题#e#
我之所以抄录上述这段长文，就是为了说明，代际差别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人类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也会自然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我们固然要警惕对作家创作进行标签化的草率处理，甚至将它运用到文学史的建构之中，但是，我们也要再三寻思，当某些概念逐渐成为人们通用的概念之后，其中是否也隐含了某种合理性或者其它值得深究的意义？
本文作者：洪治纲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