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歌唱世界 见到满头银发潇洒赴约的张振涛老师，我想起了多年前在中国音乐学院课堂上第一次听他思路清晰、激情洋溢、言语丰富地为学生们讲解关于笛管与律制难题的场景。 从那以后，我对律制的迷糊虽然没有解除，但也不再抵触，并欣然去探索。这正是一位音乐学者的教学魅力所在：让学生对这门学问消除误会、充满期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际评委和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原生态演唱组的两届评委，张老师更多是怀着对歌唱艺术历史与文化的责任感来与我们畅谈歌手与演唱。很少有歌者会从历史和民族文化观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演唱，这又恰恰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重要的启示。 谈及歌唱，张老师首先提到一本书—由章珍芳翻译的艾伦洛马克斯的《歌唱测音体系》。这是一本记录了世界各地多种不同唱法的书，并配有音响。张老师回忆：“当时从这本书中，听到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域的各式各样的歌唱的方式、方法，我感到十分震惊，没有想到同样是歌唱，全世界的演唱有着如此不同的声音表现。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已经有如此的眼界，而如今我们自己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歌唱艺术更是多元的。”歌唱与科学对社会音乐现象的关注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作为音乐学者应该高度保持的社会意识，如果音乐学者能够全面地清楚看待，并能长远地影响那些社会上的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们，相信中国音乐的繁荣指日可待。张振涛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抱着严肃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学者，针砭时弊地说起近年来歌唱界也在不断反思的一件事情—艺术与科学。正如张振涛老师所讲述的：“过去，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怀疑科学不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大家一致认同艺术也是科学的。就连哲学这样统领世界的传统学科，都不得不对科学俯首称臣，因为科学好像无所不覆盖，好似它带来的好处大家都能看得见，连近代的哲学都不得不让位了。但最近这些年，大部分人开始反思了—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真的都是福祉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化，令大家都共睹了科学并不一定都能为人类带来好处。”张老师谈到此，激动地回忆着：“当年的艺术也拼命地俯首称臣于科学，一定要让艺术披上科学的外衣，我们才觉得是对的、才觉得心安理得、才觉得踏实、才觉得有依靠、才觉得好像有强大的后盾。 但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特有意义，并认识到科学是能够为人类带来好处的，但它像所有事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伤害人类，伤害人类的历史、伤害人类的文化。而伤害文化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伤害某些弱势群体的情感。我们曾经把西方艺术当做与科学连体的事物来对待，情感、艺术、文化、科学完全结盟，认为这是最好的。同样，在声乐上很多人认为某种唱法是最合理的，而现在大家认识到，许多事物还真的不是建立在这种唯一的标准上，特别是文化。”的确，这些年学界提出的“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声乐不也曾伤害过那些脆弱的民间歌唱形式，而如今，多元文化的概念为中国声乐的发展又点燃了一盏明灯。 歌唱的标准 众所周知，西方人与中国人对歌唱的概念本来就是不同文化下的产物。一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声音艺术评价曾是非常尖刻的，当年柏辽兹甚至论述中国京剧中男人憋着嗓子唱出的声音，像是猫的发情声。的确，他的这种评价严重地影响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对柏辽兹的情感，张老师义愤填膺地说：“我以前那么崇拜他，但看到这段话时，我简直不能原谅他！但这就是西方人当年对中国京剧艺术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京剧发出的声音根本就不算音乐，甚至是羞辱了音乐。可是让我们仔细想想，当时的中国人对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男声唱女声的京剧表演艺术是举国趋之若鹜，没有人说它不科学，也没有人拿科学这个词去判断。 因为如果按西方的观念来判断，这是最不科学的，甚至是最违反人性的。 我也反思，这应该就是不同文化的认识问题了。”随后，张老师更进一步从“文化互为主体”观点阐述：“确实，等到梅兰芳到了美国演出，美国报纸认为梅兰芳在一般男人眼里他是女人，在女人眼里他是男人。这些话一下子让西方人的观念有了转变，让咱们自己也幡然醒悟。原来美国与欧洲的标准不一样，它是一个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的国家，所以美国学者能有如此评价，让我们觉察到另外一个视角。”这不就是民族音乐学者所提倡的“文化相对论”吗？世界文化本来就七彩斑斓，如果没有容纳百川的心胸支撑，对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理解就会发生偏差和抵触。 声乐发声方式的多变正说明了声乐 表现形式多层探索的可能性，互相尊重才能引发更多良性的发展。所谓“科学”的标准，在艺术文化中显得木讷可笑，所以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艺术可不可以再等同于科学？可不可以再和科学完全合二为一？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和视角下，科学就是“科学”，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什么都越俎代庖，在许多领域内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所有。延伸到中国许多传统唱法的问题，张老师举了个例：歌唱是民众之间最最普及的音乐形式，比如那些大本嗓、男声唱女声等特定文化土壤里诞生的一些现象。像侗族的琵琶歌里，男的就是尖着嗓子歌唱，听着让人担心，怕他们唱坏了嗓子，但实际没事，而且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就是最美的声音。因此，我们不能不尊重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你用帕瓦罗蒂的美声对侗族的姑娘求爱的话，她一定会被吓跑。因为在她的文化语境下，美声不是她所能理解和沟通的正常音色，反而那种尖着嗓子的唱法最能打动她。从科学视角来看好似没有道理，但文化就是这样的！尊重自己民族的艺术文化，才能使我们今天能够心平气和地来思考这些，而不是一概否定。现在我们所说的歌唱，或者各种器乐演奏，已经不再以西方所谓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每一个文化和每一个文化持有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有的表现形式亦如此，如歌唱。听张老师一席话，我想，这样对艺术文化的认知态度和导向可能会对中国歌唱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认同有所助益。#p#分页标题#e# 从西方古典到“学院派”和原生态 现今跨界歌手层出不穷，有的既能唱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唱传统民族民间歌曲；有的不局限于“学院派”的民族唱法，又与流行合作探索；还有些具有戏曲基础的歌手能唱出风格融合的戏歌等。对于歌唱界这些跨界演唱以及原生态等现象，张振涛老师表现出了宽容而独特的视角，“在中国的戏院、茶园到演出最精彩的时候，观众会喊好、叫好或者拍桌子，认为这是对艺术家最大的尊重，而到音乐厅里听交响乐，这样的行为反而是对艺术家最大的不敬。音乐厅有一套公共文化场合中的行为方式，观众会遵循西方文化语境下养成的习惯和规矩，安安静静等待，在四个乐章以后才可热烈鼓掌。同样，如果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也应以他们熟悉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情感。所以说，我们应该具备多重的音乐欣赏能力和习惯，以适宜的多种行为方式，实现多种音乐的欣赏。而跨界正是说明了现代歌唱家的音乐表现能力已经趋于多元。”不仅仅寓于艺术表演者，对于广大的音乐欣赏者而言，也需要培养自己的欣赏情操。了解并尊重不同艺术文化习俗，显然对于台上之人、界内人士要求更高，无论是西洋歌剧、东方歌剧或是“学院派”的歌唱，还是戏曲、曲艺、原生态的演唱，我们都需要抱以宽容的态度去演、去听、去看，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和偏见，以偏激的态度去评价某种演唱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张振涛老师对原生态和民族民间歌唱艺术十分支持，他鼓励中国歌手应该具备这样的民族意识。“西方古典音乐、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当代流行音乐三足鼎立，而民族音乐一直处于弱势，所以我们需要端正态度。”对于演唱方面的要求，他举例说，一位歌手要唱一首长调就必须要去请教蒙古族的长调歌手，才能悟出长调的味道，因为很多声音表现会出现在演唱的细枝末节上，而这又恰恰是需要去真实文化土壤当中浸泡和习得，在教科书上是万万学不到的。这就像学钢琴、小提琴的孩子们的家长，总想把孩子送出国，去西方学习、感受西方文化是一个道理。而中国歌手中也有重视、有心学习自己民族和乡土文化的，张老师的建议是：现在传播手段都较以往方便很多，能去当地学最好，退求其次，能听听录音、看看录像也是好的。 这里不得不谈到原生态唱法。 实际上，原生态唱法属于传统音乐的范畴，而民族唱法是更偏向于“学院派”和程式化，本来自于民间，却慢慢脱离了民间。原生态正是多元观念出现之后的一种新形式。张老师认为，不应该完全改变民间唱法的本来面目，而是应该让其按本来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时代的文艺政策要求要从民间音乐提炼改造，但离开民间后的音乐却越来越洋化，其彰显生命力的东西反而消失了。 作为“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组的评委，张振涛老师对原生态和各类唱法有着更宏观并深刻地理解：“‘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的出现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同步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启示下产生的。随后获得了大众的赞许，符合了大家对世界一个共同的看法—对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时，不要轻易改变它们。‘学院派’的演唱方法虽是很好的一条路，但有些艺术品种不需要发展，它有其自身的功能，根本不需要发展到别的阶段。比如莱芜梆子最后有吼的一声‘欧’，但现在剧里都没了，可能当时觉得太土了，就把它去掉了，导致现在人都不会唱了。而那一声‘欧’很有可能就是古代阮籍时候的‘啸’的演唱方式。”张老师以建筑为例讲了传承的重要性：北京城墙拆了，当时人们欢呼雀跃，如今却让人遗憾万分。 的确，看看巴黎，越来越值钱的就是那些老城的建筑，眼界变化了，才知道其价值所在。人类的认识总是很有限的，很多文化消失了，就见不着了，那么多品种的戏曲音乐都没有了，文化品种的创造是很不容易的，砍掉却轻而易举。“虽然现在的知识群体已经冷静了许多，但我们仍然不能够知道以后的发展，所以首先应保存。这就特别需要主流媒体的宣传和重视，年轻人才会去了解、去传承。”我想，这种认识恐怕不仅仅限于对声乐界的忠告，更是对整个文化艺术界的要求和期待。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许多歌唱家都在找寻自己的位置，张振涛老师以为不同的文化景观就是最大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所以应该要继承和保持歌唱的不同唱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挖掘和发展特色。 他进一步阐释：“如果去巴黎我希望看法国歌剧，到了莫斯科就会想要去看芭蕾舞，在中国肯定要听京剧。 从观念上讲，一个中国的歌唱家就要保持中国的特点，一定要有东方的文化和特点，即使是学习美声唱法，还是要有不同于西方人的地方。 学音乐的人听俄罗斯交响乐团和德国交响乐团演奏同样的曲目也会听出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而以色列小提琴手和法国小提琴手的演奏也是两回事，声乐更是如此，拥有自己的特色才是立足的一个基点。” 作为一名以民族音乐学为文化背景的音乐学者，张老师仍希望“吆喝”东方的东西，矫正一下大家的观念和思想。因为国家尊重了，大家才都会尊重，他又举例，曾经看起来不雅的相扑运动，经过日本人的推崇，现在成为了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 在中国每年最重要的新年音乐会，以前都听维也纳版的新年音乐会，而现在政府则提倡大家都来看京剧，这就是一种转变。国家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扶持自己的文化，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不可替代的，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情感凝聚的需要。 谈到音乐家或是歌唱家的成长过程，张老师强调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人的用餐理念一样，要营养丰富。 首先要见多识广，单一的视野会让自己偏食或营养不良。音乐家吸纳知识的途径，不一定局限于看书、听音乐会，还需要多游历、与各种人交流，能迅速将新的营养纳入自己的体系里。这种能力对于歌唱家来说，除天然本性外，还需要锻造和用心练就。比如，梅兰芳去过美国、苏联、日本三个地方，在当时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经历很是不易，单去美国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梅兰芳的这段经历对他成为艺术大师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当时只有他有不同景观、不同文化的对比便利。而在当今交通便利、信息飞速的现代社会，是否更能促成艺术家的成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p#分页标题#e# 听音乐学者张振涛侃侃而谈，为当今歌唱事业发展的一些困惑做了解析。张老师最后忠告道：若不具备社会历史文化性、学理性的歌唱理念导向，许多歌手就更容易迷途于舞台的灯光，奔波于金钱堆砌的走穴活动里，奋斗于歌唱学海的困顿中，无奈于现世激烈残酷的竞争里，着实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本文或许在技术上不能为歌唱者带来什么，但会为怀有歌唱梦想的歌者拨开几缕迷雾，肃清思绪、指明未来，理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