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宗教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互动与发展趋势。在立足本民族宗教文化基础之上，深入发掘本土人文传统，倡导并加强族群之间的关系互动，与不同宗教进行理性对话，力求突破宗派对立的窠臼，重估本土宗教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认识的同时，不拘宥于宗派分别之见，利用多宗教互动，扩展视野，突破自派束缚，以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眼光审视具有包容、互利、共荣的宗教理念，不仅成为宗教研究者的愿境，而且也成为当下一种文化的大趋势。众所周知，藏传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三大体系之一，自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吐蕃以来，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立足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全面接受佛陀三乘教义、显密结合、闻思修并重，教派传承不断的具有广泛思想文化内涵和鲜明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信仰体系。千百年来，藏传佛教作为藏民族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维护了藏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多样性与平衡性，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深刻地影响了藏民族的思想道德观念，尤其是作为藏族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就沉淀在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各具特色的教义传承与修持之中。藏传佛教的宁玛、萨迦、噶当、噶举、格鲁等教派，依各自的教乘信仰和不同经典传承，从各自的教义研究出发，在修行次第过程中形成了终极目标一致，途径多样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的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而且各教派在长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求同存异的发展中，对构建藏传佛教与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与话语资源，从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内部多源性与多样性的构成特征之一。 一、“利美运动”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互动 “利美”一词，是藏语“无偏向、无偏见”的意思，多见于阐述宗派观点的著述中。“利美”，《东噶藏学大辞典》中认为:藏区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诸多藏传佛教教派，各派不以自派主张为据，在不诽谤不歧视其他教派的基础上，各持己见，清净守持见修，称之为“利美”。“利美”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始于19世纪的康区，并以德格为中心形成副射全藏区的一场藏传佛教复兴运动。代表人物是宁玛派高僧降央钦哲旺波(1820－1892)、噶举派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2)等人。其总旨在于冲破各教派的门户之见，倡导兼容吸纳各派之长，摒弃宗派偏见与诤论，主张求同存异，共谋藏传佛教的长期发展。这一运动不仅在康区赢得了许多高僧大德的拥护，而且也冲破教派藩篱，得到其他教派的积极响应，不仅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调和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佛教内部的思想文化运动，对重新认识本土宗教与文化的思想价值，拓宽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内部的对话路径，打破宗派“先入为主”的思维制约，寻求宗教的普世价值具有根本性的范式革命。纵观藏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利美运动”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轨迹。公元七世纪时的吐蕃王朝，不仅是藏传佛教初传、中兴和中断的阶段，也是“宗教无偏见”的肇始之际。当时，佛教作为一种新思想、新宗教和新文化传入藏地时，首先遭遇到吐蕃的本土宗教———苯波教的抵制与对抗。佛苯之争在历史上，或针锋相对、或彼消此长，经过多次的思想交锋后，最终相互调和，形成“佛笨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P.113)的新局面。公元8世纪末藏族大译师比卢遮那对佛苯两家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仪轨进行了细致的比对与分析，他的这种对本土宗教和佛教重估与重新阐释的方法与过程，可以说是“利美”思想在宗教对话与吸纳兼容中的最初尝试。避免宗教冲突与文化灾难，防止极端诉求，也一直以来，成为藏传佛教精英阶层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话题。藏族历史上多次的佛苯之争，使法难频生，王朝中断，造成多起大的人文灾难。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大臣玛尚仲巴杰“规定小法律，谁奉佛法，将其放逐边地，国王寿短，乃行佛法之故……此生之灾，苯教才能消除”［2］(P.325)，“使大昭寺作为屠宰场”［3］(P.109)等记载来看，你死我活的佛苯之争，促使学者必须通过从宗教本身去寻找对话的平台。大译师比卢遮那的比较方法与重新阐释主张，在当下看来，尤如一支文化的“润化剂”，既匡正了当时苯教当权者的自大和先入为主的思想偏颇，同时也彰显了佛教包容兼顾的柔性智慧，使其凭借教义的深邃和理论的精密得以长驱直入。可以说，这种以和谐共生共长，以不同相辅相成的文化理念，始终成为“利美”思想在各个发展时期坚守的根本精神。 “利美运动”思想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出现于藏传佛教在公元10世纪后形成的“后弘期”时期，与吐蕃时期的“前弘期”相比，当时，佛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得以不断成熟，藏传佛教在各地方势力的大力推崇之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名僧译师层出不穷，佛经翻译、法典修订、著书立说尉然成风，并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等派别。各大教派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各派高僧大德，书檄往来，百家争鸣。并在教义与教理的互砺互淬中安立各自的见修，形成了各派梳理佛典、尊重传统、保护并固守传承的宗派之见。这一阶段尤如中原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时代。各大教派对不同教义的多元思维与互补选择，成就了藏族文化在公元11世纪后的一次精英智能汇聚的时代。这一时期，各教派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藏传佛教也跟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着入世的精神指导。公元13世纪，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政权执政时期，萨迦派领袖人物贡噶坚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使西藏和平归顺，而且把藏传佛教带出雪域高原，搭建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之桥，蒙藏文化最初虽然以战争拉开了帷幕，最后却以佛教文化的大交流而谢幕。萨班贡噶坚赞博通佛学，精专五明，作为藏区第一个获得“班志达”(大学者)称号的大德，他在宗教观点上吸各派之长，认同不同观点，他在补充、加注、兼容各派思想，综合各宗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萨迦派主要的法门———道果法中的“五蕴学说”的理论内涵。元帝师八思巴是掌管总制院实权在握的人，他秉承萨班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态度，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赢得了元朝统治者和藏地各大教派的尊重。当时，忽必烈为表示自己对萨迦派的尊祟，欲下令在吐蕃只准修习萨迦教法，八思巴以宽阔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胆识，向忽必烈介绍藏地宗派的格局，建议忽必烈对藏传佛教各派给予平等发展的机遇，他以掌上五指比喻为藏传佛教的五大宗派，言五指成拳，缺一不可。最后，在元朝统治者的尊重与礼让之下，各教派不仅得以完整保留，而且，也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最具藏传佛教特色之一的密宗，就是在各大教派共同修持中，得到了更多的实修与承传，才形成了宁玛派的大圆满观修、噶举派的那若六法与大手印、萨迦派的道果法和格鲁派的生圆二次第等各派独有的法门，汇聚成藏传佛教独有的金刚密乘。如果缺乏对佛法终极目标一致的共认，缺乏修持中“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属教诲［4］(P.89)”的智慧洞见，缺乏不同教派对三乘四续显密佛法都是应机教化的方便法门的认同感，就很难确立教派无偏见的“利美”思想。因此，在藏传佛教文化史上，元帝师八思巴堪称是“利美”思想的首倡者和践行者。#p#分页标题#e# 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利美运动”思想总是伴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时代，而每一次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和大交流，也同样伴随着藏传佛教文化不断自我审视和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的律动。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章嘉国师、土观洛桑曲吉尼玛等高僧大德几次对历史上佛苯两家思想的融汇，对佛教内部不同体系思想之间的比较与宗教的反思与重估现象，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对宗教教义与教理的共性与个性，进行过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对各大佛教体系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共同点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五世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宗教主张中，也可以发现从最初的独尊自派到兼顾各派的观念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来自教派外部的抵制，而是佛教因果论的威摄和他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家目光以及人文情怀。“利美”思想作为藏区多教派共存的思想基础，最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始终秉承万法不离其宗的佛法根本宗旨，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佛法，这也是“利美”思想的倡导者，无论面对本宗还是不同体系的佛教，都能以平起平坐的心态，用比较的方法在差异中寻找到共性，从而完成愉快的互补。著名高僧土观•洛桑曲吉尼玛，著有全集17函，他的宗教名著《宗教源流史》，不仅对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教义有精辟的论述，而且还对苯教、汉地儒道等派的历史和教义有着独到的见解;不仅对宁玛派的高僧及伏藏法典给予了充分的价值评估，而且对苯波教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不偏颇己见，涉猎广泛，破宗派疆域坚冰的“大宗教”情怀，与他通晓藏、汉、满、蒙、梵等多种语言，参与《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整理与翻译并长居北京，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代藏族文化史上著名的学者更登群培，更是以广阔的文化视域和南亚12年的全方位文化现场体验，使这位从小浸润藏传佛教传统文化、全向接受藏传佛教经院教育的学子，在具有前瞻性的比较文化与比较宗教学的视域中，倡导兼容并包，教派平等的“利美运动”思想，他不仅阅读过大量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经典，而且将其与佛教进行比较与研究，在宗教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参照中不仅重新寻找到了进入历史和文化的新途径，新材料。而且，使他在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远远超出了以往学者只重文本，缺乏现场体验的局限，并在跨疆域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中，走出了本位自大、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奠定了他在藏族思想文化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利美运动”与藏传佛教精英阶层的互动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方式，它与文化一样，极难定义或描述。因为它始终与文化相伴而行，所以就如同文化一样具有巨大的一种包容性，可以说是囊括了一切文化的样式。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不可割离性，就是因为藏传佛教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内涵。藏族文化在经历了吐蕃时期的大量引进和本土创新后，到11世纪后，伴随着各大教派的形成，塑造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个性。 萨迦派一代宗师，开创藏族研习五明之风，将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传播到中原和其他民族中间。噶当派广开佛学之门，迎请阿底峡等高僧入藏，译经著书。噶举派名僧辈出，以实修誉满雪域。格鲁派匡正学风，使藏传佛教思辩哲学登峰造极，还有宁玛派以古老传承，开启伏藏之门，使法脉得以弘广不绝。各大教派所割之地，藏区的文化艺术争彩斗艳，奇葩怒放。“利美运动”，既是一场宗教界的思想运动，又是一场依托宗教思想，遍地开花式的文化复兴运动。“利美运动”的代表人物降央钦则旺波、贡珠•云丹嘉措都是19世纪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的高僧，他们学富五明，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本派与其他教派的哲学，著书立说，影响深远。“这场＇利美运动＇的文化和智慧遗产，一直跨越了20世纪，持续到今天。它的影响远的波及到了藏区东部以外的其他地区”［5］。“利美运动”的践行者和倡导者们，大多是各个教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对于藏传佛教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藏传佛教在每一个社会转型面前面临的困难与选择，有着深切的体悟。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吐蕃时期及后来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伴随着佛苯之间从对峙、冲突最后走向调和与融汇的历史;第二次是源于藏传佛教内部15世纪的格鲁派宗师宗喀巴的改革，如果说佛教本土化对于凝聚民族向心力，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话，那么第二次的宗教革新首先消除了长期以来沉积在各大教派之中的腐败与堕落的弊端。当时各大教派纷纷扩张自派势力，公元11世纪出现的噶举派大师米拉日巴，就曾呵斥那些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茶酒交饮的“伪僧”［6］，五世达赖喇嘛撰著的历史名著《西藏王臣记》中记述了噶举派直贡支派与帕竹支派之间的多次恶战［7］，书中对各宗教教派势力集团纵横捭阖、错宗复杂的纷争场面一一记述，甚至用文学的笔触，曲折而形象地反映了元朝宫廷内部和西藏不同政治宗教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8］(P.381)。教派内部的互不统属，以及不同观点引发的内讧与分化，致使各派为寻求不同政治靠山，或结盟通聘于外，或阴谋交讧于内。也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宗咯巴创建格鲁派，力挽狂澜，其意义不仅拯救了濒临危急的藏传佛教，同时，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学经制度，使藏传佛教的理论研究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宗喀巴大师也以其博学经论、智慧无碍得到了各大教派的真心拥戴，他在《菩提道次第论》中的这句:“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属教诲”，的名言，表达了宗教领袖人物对教派无偏见的观点。19世纪又是藏传佛教面临着一个重大变革的前奏期，如何舍弃偏颇于门派之见而引发的教理曲解，如何遵循佛陀教义，重新挖掘日趋淡化的法脉传承和伏藏法本，如何将偏执于辩论哲学与阐释经教而淡薄于文化传承，成为当时“利美运动”关注的主要内容，“利美”倡导并坚持各个教派的传承特点研究，并不是要求各宗派放弃自己的宗教修持重点与见地，而是倡扬在一个宽容、包容的前提下，不拘泥于某一派之主张，鼓励相互沟通理解，积极对话与开放，从而使藏传佛教既能保持多元，同时又能形成和谐的局面。为实践这一理想，“利美”思想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降央钦则旺波13年来行走西藏各地，在遍访各派高僧的同时，与这些学者交流思想，不断汲取教法精华，亲自领受不同传承的法门修持，特别是许多濒临失传的教法，在他的领受下得以保存。另一位倡导者贡珠•云丹嘉措，不仅遍读佛学经论，而且很重视世俗知识的传播，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开掘，他主持并编纂的《知识总汇》，被誉为是涵盖佛学、医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的百科全书。这部一百多函的著作，成为历代学者引述、求证和探寻藏传佛教文化轨迹的指南。#p#分页标题#e# 另一位“利美运动”的倡导与发起者，居米庞(1846－1912)大师，不仅精通显密经典及五明知识，还精于医道，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不仅成就了《国王修身论》等名著，而且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宗教学者之一，他对民间艺术和世俗文化的重视与研究，直接诠释了文学与宗教想象之间的隐喻关系。这些具有“利美”思想的文化精英阶级，一方面倡导多数派无偏见思想，一方面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引领了宗教精英阶层对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尤如兴起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佛学理论与实修，又注重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新资源的一代精英，我们从“利美运动”的几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看到这些智者对已濒临失传或受到强势宗教遮蔽，处于边缘的本土宗教和民间文化的实地研究和亲历过程，降央钦则旺波大师13年的徒步寻历，以拯救濒临失传的教法，贡珠云丹嘉措从小出生于苯波教世家，师从50余位各派大德，习宁玛派教义，34岁开始讲经直至87岁圆寂，40年中，亲自走访讲经百余次，举办大型法会30余场，这种亲近世间，实践书写的真实状态，正是“利美运动”对后世学者提供的丰富话语资源。“利美运动”的另一个倡导者德顿•曲吉岭巴，也是一位开掘古老伏藏典籍，致力于典籍文献的整理与开发，在宁玛派的传承中，经典传承和伏藏传承可谓是一大特色。藏传佛教前弘期时，宁玛派开创者之一的莲花生、无垢友等人，由于在吐蕃时期的宗教斗争中处于劣势，为避免对方毁灭典籍，将之埋藏起来。到后弘期时，逐渐有人将其发掘出来，弘传于众，这些经典便称为伏藏法，发掘者称之为掘藏师。宁玛派中有许多来自伏藏的典籍，如《密集续》、《马头金刚》、《大圆满》［9］(P.303)等。曲吉岭巴与其他“利美”大师一样，对“地方性知识”和被中心主流遮蔽的边缘与弱势文化抱有强烈的拯救意识，开掘了许多稀有的伏藏法，并与降央钦哲旺波一起，对这些典籍进行鉴别和再阐释，赋予这些古老典籍新的理论资源与文化价值。无论是“利美运动”的倡导者，还是“利美运动”开展的整个过程，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宗教精英阶层的参与及倡导，他们身体力行地对本宗以及其他宗派的经典进行鉴别、研习与再阐释。而再阐释与价值的重估，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把新的因素赋予到原有的旧意义上，或是以新的价值改变旧形式的文化意义的发生过程，大师们广博的佛学修养，不拘一格的宽阔胸襟，和孜孜以求，以身立言的人格典范，成为“利美运动”得以迅速壮大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利美运动”的普及，不仅在康区一带保留了多元宗教的生态领地，而且通过他们与其他教派的相互交流，通过对本土文化的重新发掘，赋予了“利美运动”实质的内容。同时，各教派的和睦相处，平等对话，使每个参与者开阔了人文视野，获得了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从而在情感与心态上消解了自大与本土束缚，其意义尤为深远。 三、“利美运动”对当下宗教文化的启示 二十一世纪，无论是宗教，还是民族文化，都呈现出一种“转向”趋势，尤其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从中心转向边缘，由单一转向多元的过程。在对话中寻求革新，在差异中谋求独特，共同促进繁荣。“宗教自觉”与“文化自觉”一样，宗教作为一种以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综合社会文化体系，秉承佛教和谐为主的思想，在多民族长期共存、杂居、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下，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宗教内部的对话，以“他山之石”相互借采，重新审视当下宗教与文化的多重功能与意义，避免某种自大与自卑的极端思想，进行自我审视与反省，“利美”思想具有一定的文化启示意义。 1、“利美”与“融摄”推动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宗教对话。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独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在佛学理论，教派传承和传播方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是，在秉承佛法的根本性上，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完全一致。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曾以佛法的“大悲心”与“不二智慧”为两大法宝，与佛教的故土印度、尼泊尔和佛教早期传入的中原诸民族进行过多次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吐蕃时期的“拉萨僧诤、顿渐之辩”，到敦煌一带的大译师管•法成的译经活动;唐末僧人守温制定的汉语音韵系统，“由于吐蕃语在梵汉语之间的桥梁作用”，因此，汉语音韵的建构便有了更大的发展［10］(P.405)。宋、元、明、清历代藏传佛教高僧到内地无论是传播佛法，还是寻求政治庇护，藏传佛教始终以活态的流动形式，对周边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一切立足于宗教共识的思想基础。方立天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认为: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是中国佛教的三大特点。其中，调和性和融摄性在藏传佛教中通过“利美”思想得以表现。汉传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其柔和的调适，逐步完成了与儒道文化之间的相互融汇，并且通过佛经的翻译，将两种思想的交锋与对峙逐渐弱化，甚至为避免政治与文化冲突，在译经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调译经文，避免因文辞不合造成的直接的冲突，巧妙地解决了佛教与其他外部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在藏地的佛苯之争、顿渐之辩，多是双方思想观念的对峙，调和大多通过辩经问难和争论的形式得以实现，并严格遵循佛经的真言真义，保持印度佛教的本真性，是通过梵藏译师同力合译，并将原文经论以母本的形式完整保存，而梵藏在文字上的渊源关系，和藏人“敏情持锐，善学不回”的文化态度，造就了法本的纯真性，但对母本以外的子本则多以学者个人的理解和阐发而著，兼顾了具有多种见地的不同思想的表达。所以，调和性在不同佛教体系中亦有不同表现。隋唐时期也是汉传佛教宗派林立之时，标志着汉传佛教的鼎盛阶段。既有儒化现象，又有“和而不同”独树一帜的门派(如禅宗)，但无论如何，佛家的柔性传播无论进入中原，还是进入高原，佛教对外部其他宗教一直使用调和的方式，获得了立足的先决条件。佛法的根本总旨、基本教义在同一信仰体系内的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宗派中都能寻找到共同的答案。对佛教内部而言，融摄性一直以来是汉地汉传佛教对待内部不同宗派时，以中国佛教统摄种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佛教各派学风的一大特性。尤其是天台宗倡导的“止观双修”原则，转变了当时的北方偏重禅法，南方偏重义理的学风。藏传佛教各派主张先显后密，显密结合，但各派侧重点不一，噶当派主修菩提道，不倡学密，萨迦、噶举、宁玛主修密法，格鲁派主张先显后密，显密并重。尤其是格鲁派对先后的顺序排定，以及并重双举的修习，无疑不偏不倚，对各派有一定的统摄之举。汉传佛教除了消除教派内部冲突，用融摄性统一以住各地佛教学风不一的差异外，还根据汉传佛教不同传译和讲习而来的学说混杂性通过判教的方法，使汉传佛教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表现出典型的性格特征。藏传佛教倡导的“利美”思想，作为一种表现在宗教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复兴运动，对教派内部的多元并存，始终强调“各美其美”，要恪守自己的宗风特点，并以自宗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诠释佛教思想内涵的博大与丰富，但同时不能蔑视和轻视其他宗派，以平等、尊重的姿态换位思考，尤其强调对其他宗教的教义、教理解释与讲授时，不能曲解或断章取义，更不能妄自尊大。在求同存异中，实现佛教的终极追求。无论是汉传佛教的融摄性，还是藏传佛教的“利美”思想，都是佛教这棵大树上盛开的花朵，其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比较与对话的渠道，重视渊源的一同性与交流的变化性，并在宗教外部对话和内部对话的并行过程中，提供借鉴模本。#p#分页标题#e# 2、“利美运动”提供了宗教对话的模本。“利美运动”虽然是藏传佛教内部的一次调和与对话运动，但从它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对宗教外部的对话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当下，宗教的功能、宗教的意义愈加得以彰显。全球化的进程，使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超然物外”。在国人面临与传统隔膜，与其他外来文化又默然相对时，作为最具柔性智慧的佛教文化，应在观念冲突、文化冲突频发的当下，担当起搭建对话平台的责任，本着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和自身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积累下的调和与融通经验，为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内部提供和谐对话的经验与范式。虽然全球化下的文化新格局，在经济生产与市场领域不断同质化，但思想领域中的民族特殊性的表达仍然受到普通的尊重。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尤其是三大佛教体系内部之间的对话，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作为同一个中华信仰文化圈内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不仅同属于大乘佛教，而且以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和传承特色构建了中国佛教多元通和模式，牟钟鉴先生在《中国宗教》上撰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没有一教独占，一神主导的传统，而是多教并存，多神并崇、人文与宗教共生的多元通和传统。”这是“一种良性宗教生态，也是世界宗教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宗教模式的形成，正是鉴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融中形成你来我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共识，在于中华不同宗教以及各大宗派之间多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的过程。历史上，汉传佛教曾以调和与融摄完成了佛教与传统儒道等文化的融汇与再生，藏传佛教曾以“利美”思想调适了不同宗派内部的争论与矛盾。无论是融摄，还是“利美”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有容，德乃大”的多民族建构下的中华文明包容性。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和而不同”都奠定了可以与任何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精神基础，而藏族文化的主旋律和基调就是和谐，佛教哲学中的业造说、缘起论、因果论、佛心观和福田观，都从不同的层面阐述了大千世界法不孤仗，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文化观念。文化是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相见与沟通时的友善之旗，尤其是在文化交流领域，只要宗教回归到文化本位，将在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利美运动”带来的宗教文化多元化和谐共处的思想在藏地乃至世界的弘扬，值得我们借鉴。结语肇始于19世纪藏区的“利美运动”，作为一种带有鲜明区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倡导了兼容吸纳、摒弃宗派之见，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的教派无偏见思想，而且借助这场运动，宁玛派、噶举派等高僧大德身体力行，饱览佛教典籍，开掘频危失传的文献史料，进行整理汇编、重估与再阐释，出现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宏观视野、敢于荡涤狭隘宗教与文化偏见，倡导尊重多样性、尊重本土文化，勇于守护非中心边缘文化的觉悟者。这种立足于宗教，成就于文化的思想运动，不仅促进了藏传佛教多元化的发展，而且有效地化解了历史上宗派之间因各种矛盾与纷争积累下来的怨愤，为宗教内部的调和与和睦相处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模本。与此同时，“利美运动”还带给我们更多思想上的启示与解放，那就是以开阔的眼光来看待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异同，在相互理解、尊重和沟通中，取长补短，消解各种自大与自卑的极端诉求，以和谐共生共长，以不同相辅相成。 “利美运动”虽然产生于藏地，但她的辐射能量是巨大的，在“利美运动”思想的影响下，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相伴而行，走出藏区，深入到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中。在不同观念对峙面前，“利美运动”思想的践行者们总能寻找到一个对话的平台与交流的机缘，同时，宗教的文化属性亦促使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寻找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价值观念，并在不断的对比、参照中得以反思和借鉴。仅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利美运动”思想在当下建构社会和谐、文化和谐和宗教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