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茶与戏的文献考察
宋时由茶叶诗词与歌舞结合而传为茶歌，如熊蕃在《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称：“先朝漕司封修睦，自号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传在人口。蕃谨抚故事，亦赋十首献”[4]。由孙楚的《出歌》、雷光华的《九龙山摘茶》到陆羽“匿为优人”和熊蕃所说的“《御苑采茶歌》传唱在人口”，茶农们由摘茶的劳作而逐渐结合当地的民间歌舞小调、马灯、龙灯、舞狮等因素，将采茶发展为采茶歌舞形式的娱乐活动，期间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程，类似《十二月采茶》、《四季茶歌》等同源异流的采茶歌也逐渐在江南开始流传。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尤爱饮茶，在其巨著《牡丹亭》中有《劝农》一出，其中有田夫、牧童、采桑、采茶等场景：（老旦、丑持筐采茶上唱）【孝白歌】乘谷雨，采新茶，一旗半枪金缕芽。（白）呀，什么官员在此？（唱）学士雪炊他，书生困想他，竹烟新瓦。（外白）歌得好！说与他，不是邮亭学士，不是阳羡书生是本府太爷劝农。看你妇女们采桑采茶，胜如采花。有诗为证：“只因天上少茶星，地下先开百草精。闲煞女郎贪斗草，风光不似斗茶清。”领了酒，插花去。〔老旦、丑插花，饮酒介〕〔合〕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采茶人俊煞。〔下〕〔生、末跪介〕禀老爷，众父老茶饭伺候。〔外〕不消。余花余酒，父老们领去，给散小乡村，也见官府劝农之意。叫祗候们起马。〔生、末做攀留不许介〕〔起叫介〕村中男妇领了花赏了酒的，都来送太爷。[5]汤显祖是明朝万历年间人，曾两次到过南安府（今赣州市大余县），剧中以南安府为背景，选取了当地极具特色的歌舞———采茶歌为表演元素，生动地描述了农民采茶、官府劝农、插花送酒的载歌载舞场面，可见明朝时期万历年间，采茶戏已经在赣南地区流行。
明朝末年，采茶戏在南昌已极为盛行，“二月采花开，田家击鼓，夜张灯赛神，曰茶花灯，亦曰花朝灯。”“上元张灯，家设酒茗，竟丝竹管弦，极永夜之乐，明末最为盛行”[6]。上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二月是春暖花开农耕的季节，在一年中重要的时刻欢庆开春，民间自然少不了传统民俗活动来祈福一年的好收成。当时在江西南昌、新建二县的茶灯和茶灯戏，由两人执茶灯走在前面，四人唱着小调扮演茶婆、茶妹。演戏时放下茶灯，其后跟随六位锣鼓手，时而帮腔。“这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茶灯，杂以演戏，又叫茶带戏或茶灯戏，唱‘十二月采茶’和各种民歌，均为一旦一丑或二旦一丑的小戏，所演剧目有《卖杂货》、《扳笋》、《娘教女》、《卖花线》等剧目，茶灯戏在平日演出时称为三脚班”[7]。可见，采茶戏在当时已具备歌舞的形态，并有旦丑角色来扮演剧中人物，形成了戏剧的雏形。
到明末清初，随着江西九龙山及周边地区茶业的兴盛，茶农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生产劳动也就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赋予艺术的色彩，茶农们将采茶劳作与地方小调融进歌唱中，于是产生了极富乡土特色的“以歌舞演故事”的采茶戏，当时的剧中人物通常为二旦一丑，被称为“三脚戏”。清代江西诗人陈文瑞在《南安竹枝词》写到“长日演来三脚戏，采茶歌到试茶天”[8]，可见当时采茶戏演出的盛况。
清康熙年间吴震方的《岭南杂记》中描述潮州正月十五前后灯节所演的“潮州灯节有鱼龙之戏。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与京师无异。而采茶歌尤妙。丽饰姣童为采茶女。每队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篮，迭进而歌。俯仰抑扬，备极妖妍。又有少长者有二人，为队首，擎彩灯，缀以扶桑茉莉诸花。采女进退行止，皆师队首。至各衙门或巨室，歌唱，赉以银钱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9]。这段文字记载了当时潮州在正月十三到十八每天傍晚举行载歌载舞灯会中结合采茶戏的热闹场景。
清朝乾隆年间，采茶戏受到官方的压制，呈现衰退趋势，但在远离官府视野的民间采茶戏依然顽强地生存着。19世纪初，安远县龙布乡刘德朋创办了“采霓堂”、朱光明创办“洪玉堂”、李九姣创办“和兴堂”等戏班和之后广东诸县创办的戏班，上演“摘茶”全套、“上广东”、“大劝夫”、“卖杂线”、“卖杂货”等剧目，在内容、情节、表演、伴奏等方面进行改革，加之老百姓本身对采茶戏的历史情感，使得采茶戏因戏班的流动而迅速在闽粤赣地区广泛流传。
由上可见，采茶歌是在赣南地区以茶农的生产生活为基本元素，将茶农摘茶的一招一式结合当地的舞龙、舞狮、茶灯和民间歌舞等形式，主要在民俗活动、酬神节庆中上演，逐渐发展为以二旦一丑的舞台角色结合歌舞演故事。明末清初采茶戏已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各地流传的采茶歌和采茶戏虽然在艺术呈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有地域和名称上的差别，但其艺术内涵和精髓依然是以茶与艺相结合表现产茶地区丰富多彩的农耕文艺生活。
采茶戏在台湾的流播
大陆汉民族迁台历史悠久，南宋时期已有汉民与台湾澎湖有了交流，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宗室赵汝适著《诸蕃志》中指出“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10]，澎湖离台湾本岛只有50海里，当时澎湖以东包括台湾岛都属于澎湖地区。从十六世纪末开始较大规模的大陆迁台有三次。第一次为十七世纪明朝末年郑芝龙平靖海峡，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第二次为清朝前期康熙统一台湾后及雍正乾隆前后；第三次为二十世纪中期国民党退守台湾期间。大陆客家族群迁台主要是后两个时期，十八世纪初“在台南府城四坊内租屋的客家人已数不胜数，当时广东惠潮民人远渡重洋，在台种地佣工或种田谋生……，当时，客庄分布于诸罗山以北及淡水溪以南，台湾县则几无客庄；1720年，淡水溪以东地方已有客庄77处，丁壮多达万余人。中部地方自下茄冬至斗六门，客庄漳泉民人相半，斗六门以北客庄愈多，混杂于诸番而各自为俗。”[11]至此，台湾进入祖国沿海贸易圈，虽然清政府于1790年至1875年间严禁大陆人偷渡台湾，但其前后的汉人渡台使得台湾汉族人口急剧增加。二十世纪中期的1949年，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当时有约91万的大陆人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居台湾。此时，台湾的人口已经达到七百余万，国民党退守台湾，从大陆转移了大量资本、人才、设备、技术与发展经济的经验，为台湾的后续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大陆的文艺人才、民风习俗、民间艺术也播撒在台湾的土地上。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有《安平县杂记》（安平位于台湾台南市，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荷兰所据赤坎城后改名为安平）记载“酬神唱傀儡班，台庆，喜庆，普渡唱官音班、四平班、神路班、掌中班、采茶唱、艺妲等戏”[14]中提到的“采茶唱”便是由清朝后期传入台湾的采茶戏，以“采茶唱”为称谓，反映了当时以载歌载舞、男女对口唱的表演形式，可见采茶戏此时已经在台湾的客家族群中得到传播。台湾史学家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提到：“又有采茶戏者，出自台北，一男一女，互相酬唱，淫靡之风，侔于郑卫，有司禁之”[15]，说明在二十世纪初已有明确的采茶戏称谓，其演出形式为一男一女或曰一旦一丑的相酬对唱，当时亦称为相褒或相褒戏。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台湾的戏曲已经极为盛行，包括四平戏、乱弹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京剧、艺妲戏、车鼓戏、傀儡戏、布袋戏、皮影戏和采茶戏等，采茶戏上演以客家民谣为基础的一旦一丑或二旦一丑的相互酬唱。由于受到众多剧种的辐射影响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逐渐在唱腔、剧情、伴奏等方面产生了变化，如在唱腔上以“九腔十八调”为主，有时还加上了补缸、撑船渡、春干调、五更调、绣荷包等小调，在伴奏乐器上以大广弦为主，受到南管、北管、歌仔戏等的影响，加入了小钹、大小锣、二胡、通鼓、拍板、箫、扬琴等乐器，在表演形式上也加入了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以小礼物和酬币相赠的互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采茶戏在台湾的重要发展时期，乱弹戏、四平戏、外江戏在台湾蓬勃发展，客家采茶戏在传统三脚采茶戏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服饰、布景、角色、剧目、表演场所、身段、剧情等因素，渐渐产生了被称为改良戏或客家歌仔戏的大戏形式。
海峡两岸历史上的人员迁徙和经贸往来必然推动具有文化强势的大陆在包括民间艺术等文化对台湾的辐射和影响。自明末清初以来的三次大迁徙使产生和发展于闽粤赣地区的采茶戏随客家移民传播到台湾，并在台湾众多戏曲剧种的影响下发展继续衍变，逐渐演化为当代在道具、表演、演唱、舞台等方面融百家之长又依然独具客家风格的台湾客家采茶戏。不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和风云变幻，究其根源，包括采茶戏在内的台湾的现当代民族音乐文化是在大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起来的。
采茶戏的传承与发展
客家采茶戏是民间艺人以采茶劳作为基本元素，西晋时期以茶歌为初始形态，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时期，逐步将采茶动作结合民间歌舞小调和马戏、舞狮、花灯等传统艺术，最终诞生于明末清初的赣南地区，并以同源异流的形式广泛流播于江南尤其是闽粤赣地区，形成了“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田汉语）。十六世纪末开始，大陆移民较具规模的迁台有三次，采茶戏开始随着客家族群传播到台湾。清朝末年以来，台湾采茶戏受到同为源于大陆的四平戏、乱弹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京剧等剧种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因台湾的岛屿地理环境，更因为历史和政治因素，原属蛮荒之域的台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之地，民族传统艺术在这3.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中荟萃，精彩演绎，采茶戏便在台湾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淫之下博取众长，形成了当代融合各种传统艺术元素，演、表、唱俱佳又独具客家风格的民族传统艺术。当前采茶戏的传承与保护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人的积极性，改善其生活和工作环境。
本文作者：黄文杰 单位：厦门集美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