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以安国要要《淮南子》农业思想之政治意蕴
产生于秦汉政治社会转型之时的《淮南子》，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切的政治认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受战争与政治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从战国后期至西汉建立曾长期处于十分萎靡、凋敝的现实状态，以致当时的民生也困窘不堪，“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兵略训》）。直到西汉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才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民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淮南子》在思想上，对秦汉之际的农业发展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试图以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为鉴，从战争、政治与民生等三个方面强调“重农”的特殊性、重要性，警醒西汉统治者能够始终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促使其继续践行汉初以来黄老之“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维护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实现西汉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
批判与反思战争之于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凸显出战争的破坏性作用，以此强调“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一。在《淮南子》看来，战争是造成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以致“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拊车奉稶”（《览冥训》），在这种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对于广大的农业劳动者而言，不要说“农乐其业”的理想发展，就算是基本的生存条件也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万民愁苦，生业不修”（《主术训》）正是这种战争环境的现实写照。《淮南子》认为，秦王朝在建立的历史过程中，更是将战争对农业的破坏性发展到极致，不论是对六国的兼并，抑或是对匈奴、百越的军事征服，都造成“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人间训》）的悲惨后果，给民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战争灾难，“伏尸流血数十万”成为这一时期时常可见的历史事实。《淮南子》指出，正是由于秦王朝在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肆无忌惮地穷兵黩武，致使其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速亡，所谓“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人间训》）。因此，《淮南子》认为战争所造成的“田“不修，民食不足”的消极结果，对于王朝政治的发展是致命的，反之，只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产条件，使其能够“辟地垦草，粪土种谷”，实现“家给人足”，这样统治者才能“求其报于百姓也”，夯实王朝政治的社会基础，实现稳定发展。
深刻反思统治者在政治发展中的现实影响，凸显出其消极性政治行为的破坏性作用，以此显示出“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二。如果说战争是造成农业生产难以正常发展的外在原因，那么《淮南子》认为统治者的政治素养及政治行为是导致民众能否获得基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根本原因。在《淮南子》看来，民众从事正常农业生产的条件之所以时常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就是因为有些昏君暴主“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使得“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以致于出现“盗贼滋彰，上下相怨”的动荡局面（《主术训》）。这在秦王朝的末期就有着充分的现实反映，秦二世“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使得“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让民众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导致出现百姓“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稸稺，奋儋稾，以当修戟强弩”的情形，甚至将以往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都当作武器来反抗秦王朝的暴政，如此“积怨在于民也”（《兵略训》）的政治发展，怎能不促使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迅速崩解呢钥因此，《淮南子》认为“政苛则民乱”（《主术训》），那些“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以“以澹贪主之欲”（《本经训》）的政治发展，最终只能是“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兵略训》）。
基于对战争与统治者的消极作用的反思，《淮南子》强调农业生产在改善与解决“民生”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此凸显出“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三。《淮南子》认为之所以战争与统治者能够对农业生产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意味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因此只有在稳定而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民众才能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穀高下，各因其宜”（《主术训》），也才能由此解决基本的“衣食”之需，免于“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本经训》）的悲惨境遇。《淮南子》认为，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对“民生”之如此重要，所以“食者，民之本也”就自然成为“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的前提条件，如若统治者肆欲妄为，滥动兵戈，不能“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主术训》）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蹈秦王朝之历史教训，于民有害，于君无益，两者皆损，民困国亡。
简言之，《淮南子》在思想上极为重视和强调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坚决反对不义之战争与君主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影响，认为统治者只有在政治上坚持“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基本政策，以黄老之无为思想为指导，与民休息，促农发展，才能根本上实现“重农以安国”的政治目的，真正维护与巩固王朝政治的社会基础，实现长治久安。
富农以利民要要《淮南子》农业思想之经济意蕴
《淮南子》认为，对于民众而言，农业发展不仅应该具有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且也应该能够发挥出农业生产自身应有的积极作用，实现对民众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出“富农以利民”的经济作用。对此，《淮南子》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与国家现实的经济需求等方面着眼，对农何以能富，民何以能利的现实课题进行思考和探讨，试图从根本上沟通民众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经济联系，通过政治的推动力，让民众能够从农业发展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能够成为王朝政治的稳定的物质资源基础，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为“国之本也”的政治作用。#p#分页标题#e#
（一）从日常生活而言，《淮南子》认为民众只有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耕织”为本，才能获得基本的社会生活所需，免于饥寒之患
《淮南子》认为“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只有所有的农户都实现“身自耕，妻亲织”，社会与国家才能获得丰富的农业资源，进而达到“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的理想状态，反之，“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由此容易衍生出“不积于养生之具”的社会弊端，导致“万民滑乱”，“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的消极局面，这在《淮南子》看来，是弃本逐末的错误行为，于民于国都甚为不利。因此，《淮南子》强调“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只有民众始终能够实实在在地从事农业生产，不惧劳苦，才能最终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中获利。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也明确反对一切不利于农业为“本”的逐“末”行为，“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齐俗训》）。
（二）从社会发展而言，《淮南子》认为农业生产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只有民众在“耕织”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才能有效解决人类社会物质资源缺乏之难题，减少不必要的争斗与冲突，进而促进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和繁荣
《淮南子》深刻地指出，“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这是引发人类社会内部绵延不断的冲突、争斗的物质经济根源，“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所以，战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反之，如果人类社会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能够实现“百姓家给人足”，那么自然冲突、争斗就会减少。由此，《淮南子》认为“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从中可见，《淮南子》对农业生产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自身，而是具有一定的全局意识，能够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深刻指出农业发展之于人类社会的特殊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淮南子》在思想上显示出些许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堪为卓识。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人们生活上的物质需求能够获得基本的满足，“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的社会状态才能随之出现（《齐俗训》）。
（三）从国家现实的经济需求而言，《淮南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赋役的征收，对国家粮食储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淮南子》看来，“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民力的使用，必须基于现实的农业生产情况，能够“先计岁收，量民积聚”，否则就会造成“赋敛无度”（《要略》），滥取于民而伤农的消极结果。正因为如此，《淮南子》深有感触地指出，“夫民之为生也，一人穈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如果民众不能积极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统治者和国家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源也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这实际上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不啻于沉重的政治负担，“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由此，《淮南子》进而指出统治者在现实的农业发展中进行国家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主术训》），只有基于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在粮食储备上有所作为，统治者才能在出现灾荒之年时，对民众进行有力的赈济和帮助，让其尽可能地免于“饥寒之患”，否则，民众就难免“耕也，馁在其中矣”（《论语窑卫灵公》）（孕猿源远）的悲惨命运。应该说，《淮南子》的这种认识具有历史的积极性、进步性，反映出对民众的深切怜悯之情，试图从政治思想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促其一方面能够“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备灾防荒，赈济百姓而有所合理蓄积。
总之，《淮南子》对农业生产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意义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看到人类社会不论是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还是国家赋役，都无法脱离现实的农业发展水平及状态，因此《淮南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能够始终坚持“食者，民之本也”（《主术训》），“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务在足用”（《泰族训》）的政治理念，做到“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诠言训》）。
自然以治农要要《淮南子》农业思想之生态意蕴
《淮南子》对农业生产的现实发展，不仅具有政治的、社会经济的认识，更有农业发展自身的认识，这是其农业思想的基本内涵所在。既然农业生产对于民众生存与王朝发展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那么现实条件下，农业生产应该如何来发展，自然就成为《淮南子》着力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淮南子》对农业生产具有哲理性的认识，主张人们应该“体道”而“无为”，“因天地之自然”（《原道训》），而不是相反。在《淮南子》看来，“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因此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应该力求“执道要之柄”，践行“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的道理，这对于农业生产的良好发展而言具有重要影响。“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修务训》），这是《淮南子》眼中理想的农业发展，人们在顺应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适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无须多耗心力，也能收获丰富的农业成果。《淮南子》认为，这种“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的农业行为，体现出“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泰族训》）的思想内涵，能对现实的农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第二，《淮南子》对农业生产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主张人们应该遵循农业作物自身的生长法则来从事农业活动，认为这是人们最终能够有所收获的重要前提。“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淮南子》认为人们所从事的一切农业生产都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逆其理而行，正因为“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合乎自然作物的生长法则，所以其最终才能“以为民资”（《主术训》），否则就只能是劳而无功了。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认为，“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穉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认为统治者应该指导人们的农业劳动顺自然之时而行，种植谷、黍、菽、麦等农作物都必须按照其自身的生长规律来进行，这样才能达到“应时修备，富国利民”（《主术训》）的根本目的。《淮南子》还进而在《时则训》中提出，统治者应该在一年之中应该根据季节与时令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让春、夏、秋、冬各有具体而细致的劳动规划，始终将“因天时”的原则贯彻其中，所谓“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只有人们的生产实践完全“与天合德”，才能“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这种农业设想体现出显著的程序化意识，既是对先秦时期《吕氏春秋》中《十二纪》的农业思想的历史继承，也深刻凸显出“西汉黄老道家学派治国方略中对农业政策总的规定和设想”。此外，《淮南子》也指出，农业生产中也应该有效利用土壤和肥料的自然规律，“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诠言训》），“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穀高下之宜，立事生财”（《泰族训》），“粪田而种谷”（《本经训》）熏这些都是能够影响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不能有所忽视。
第三，《淮南子》对农业生产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主张人们应该将各种生产条件综合起来，统一筹划，发挥其各自应有的作用，从而推动农业发展的顺利进行。《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充分考虑到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相互结合，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农业生产达到“群生遂长，五谷蕃殖”的良好状态。而且，统治者还应该统筹农业生产的不同种类，合理规划，“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穀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充分实现各种农业生产项目的适当搭配，从而最终取得丰富而多样的劳动成果。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淮南子》对农业生产实际具有生态性的认识，认为人们的农业劳动部应该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对自然界进行过度的干扰和影响，而是应该力求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淮南子》在农业生产上明确反对竭泽而渔的消极做法，认为这些急功近利的农业行为，只能是得不偿失。正因为如此，《淮南子》明确指出“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穊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认为只有懂得按照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所节制的从事农业活动，才能“不忘于欲利之”，“善积则功成”，否则就只能是得到“非积则祸极”的消极结果（《主术训》）。虽然《淮南子》的这种理性认识来源于前人，如孟子曾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窑梁惠王上》），并非独创之见，但能够在秦汉之时代环境中，站在黄老道家的思想立场上，再次强调和彰显出自然生态对于人类农业发展的特殊的重要性，以此警醒人们只有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界，才能得享其“利”，反之，则必受其“害”，这充分反映出《淮南子》在农业思想上的卓识之见，值得颂扬。
概而言之，农业生产在《淮南子》看来，应该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相互协调、融合的历史过程，不论是农业劳动自身的各项具体环节（土壤、灌溉和施肥等），还是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的外部因素（天时、地理等），都应该秉持“物自然”，“因天地之自然”的原则，只有体现出“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齐俗训》）的思想内涵，让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所从事的一切农业生产活动始能够有利于自然界的生态维持和延续，才能达到“万物之情既矣”的理想状态，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论《淮南子》农业观的思想意蕴间实现和谐共存。
融通以论农要要《淮南子》农业思想之多元化意蕴
《淮南子》在思想上主张“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这种开放、包容的理论胸怀对其农业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使得《淮南子》成为西汉前期论述农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著作。《淮南子》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是以先秦农家的思想资源为基础，融会道、儒、阴阳诸家而成，其中黄老道家思想是理论核心，换言之，黄老思想在《淮南子》的农业思想中始终居于主导性的地位，起到统属农、儒与阴阳诸家的特殊作用。因此，《淮南子》的农业思想从整体而言，虽然由多元化的思想因素构成，但却发散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体现出西汉文、景之治的时代特色，内在地蕴含着以“重农”而贵“民本”的思想内容，并非单纯的就农而论农之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人文主义的政治精神。
首先，先秦之“农家”对《淮南子》农业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是《淮南子》认识与思考农业生产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若就农而论农，《淮南子》受其影响最大。农家虽然被班固在《汉书窑艺文志》里视为“诸子十家”之一，而且荣膺“可观者”之桂冠，在战国时期也曾与儒、墨、道、法等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孕员苑源远）但实际上农家的历史命运远不及后者，其代表人物及著作只是在《孟子》、《吕氏春秋》、《管子》等书中有所提及而已，这使得。农家“学说以及思想主张，长期以来几乎是湮没不闻”，这不能不说是先秦思想史的历史缺憾之一。《淮南子》距离战国时期不远，农家的著作应该有所传世，能够为其所见，因此《淮南子》论农应有所本，并非师心杜撰。从思想上看，《淮南子》所受先秦农家的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则农家的理想人物神农、后稷也是《淮南子》眼中能够“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孕员苑源猿）的农业偶像，时被提及，如“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原道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齐俗训》），“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论训》），“辟地垦草者，后稷也”（《诠言训》），都受到《淮南子》高度的肯定和颂扬，认为其都能“广利天下”（《缪称训》），堪为后世统治者之楷模。二则农家关于农业生产的具体认识成为《淮南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农家“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窑务大》）的“重农”思想，《淮南子》是深为认同的，而且农家在“民农则朴，朴则宜用”，“民农则产复，产复则重徙”，“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民农非徒为其地利也，贵其志也”（《吕氏春秋窑务大》），等言论中所体现出强调农业生产之于民众在经济、政治与法治上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也被《淮南子》有所汲取。另一方面，农家有关农业种植在整土、播种、灌溉、施肥、收割等方面的具体认识为《淮南子》有所承袭，成为其思考农业生产与发展的知识基础，特别是农家对农时的高度重视，所言“凡农之道，后之为宝”，“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窑审时》），“无失农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吕氏春秋窑任地》）的观点，在《淮南子》中有着显著的思想反映。因此，《淮南子》对先秦农家思想是不陌生的，其作者应该对班固在《汉书窑艺文志》中所提《神农》、《“老》之类的农家著作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农家关于农业发展的知识和思想才能在《淮南子》中产生历史的回应。#p#分页标题#e#
其次，秦汉之时的黄老道家是《淮南子》反思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思想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有别于先秦农家的理论特质与时代精神。《淮南子》论农，其突出之处就在于始终以“体道”而“无为”，“清净”而法“自然”的思想作为指导，强调农业生产必须顺应天时、地利，遵循自然生物的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出道家所强调的天、人和谐的理论主张，追求实现“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的理想状态（《穡论训》），将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窑二十五章》）的思想在农业发展中给予极为充分的理论展现。因此，如果说农家对《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的现实层面，那么黄老道家对《淮南子》则是有着内在的哲理渗透，成为其将农业生产与特定宇宙观、政治观相互融合的思想依据。而且，黄老道家在《淮南子》中的显著体现，也反映出西汉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积极奉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社会经济在“轻赋薄敛，以宽民氓”（《修务训》）中已经有所恢复和长足的发展，这与先秦农家在“王道既微，诸侯力征”中“疾时怠于农业”而立说有着时代性的差异。但《淮南子》基于景、武之间政治形势之变化，在农业生产上也具有一定的危机意识，力图警醒西汉统治者防止由于好大喜功，擅动兵戈对农业发展再次造成过度的破坏性，扰乱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从历史来看，《淮南子》的这种政治担忧不幸成为现实，武帝时期在农业发展上背黄老之道而行，致使其几有“亡秦之祸”，直到武帝晚年农业生产才又重新恢复正轨，但那时黄老道家已不再作为基本国策而发挥对农业生产的根本影响了。
最后，儒家与阴阳家也对《淮南子》农业思想有着相当的理论作用，极大的丰富和充实了《淮南子》关于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思想认识。就儒家而言，其“重民”、“民本”之主张对《淮南子》农业思想影响甚深。一方面，《淮南子》基于儒家的“仁义”思想，对民众在战乱与暴政中的悲惨境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认为民生多艰，“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本经训》），强调“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由此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良好发展，让民众“以除饥寒之患”（《泰族训》）。另一方面，《淮南子》以儒家“仁义”之政治的理念严厉批判统治者的“暴虐万民”，“残贼天下”的恶行，认为“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必辟矣”（《泰族训》），警醒统治者应该秉持“善为政者积其德”的治国原则促进农业发展，安定民生，避免“民之所以仇也”，“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兵略训》）的消极结果。儒家的这种行仁政以“重民”的思想认识，与黄老道家一起构成坚实的政治正义性之基石，使得《淮南子》农业思想在秦汉时期彰显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政治精神，具有历史的积极性和进步性。
就阴阳家而言，其“阴阳”观念以及对农业生产所持有的程序化认识，对《淮南子》农业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天文》、《地形》、《时则》等篇中有所反映，尤其是《时则》。《淮南子》自言《时则》是“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要略》），因此在《时则》中为统治者促进农业发展制定了具体而细致的耕作规划，一年之中从“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的十二个月，都有其各自既定之任务，涉及到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还将渔、牧、猎等农业经济的内容也涵括在内。而且，《淮南子》非常强调农业时间内在的关联性，“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认为如果农业生产缺乏这种农业时间上的积极影响，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如“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时则训》）等。因此，《淮南子》在农业发展上明确提出“制度阴阳”的根本原则，强调“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的“六度”之说。应该说，这种阴阳家的认识对《淮南子》农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淮南子》能够将农业生产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从而以一种高度程序化、整体化的理论意识予以深入反思。
由上所述，《淮南子》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认识具有多元化的思想内涵，充分反映出其作为西汉前期“思想的一大集结”的理论特点。这种多元化的思想构成并非简单之组合、拼凑，而是在黄老道家的主导下，以先秦农家的知识与思想为基础，融合儒家、阴阳而成，虽然在形式上又博“杂”之嫌，但由于黄老道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来担当思想融合的主体”，因此农、儒、阴阳等“来源不同的思想因素”才能“安顿在一起”，共同构成《淮南子》农业思想之整体。当然，《淮南子》中除《时则训》外，缺少像《吕氏春秋》中《务大》、《上农》、《任地》与《辩土》那样完整的农学篇章，其关于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思想认识主要分散和体现在全书之中，这是其历史性的局限和不足，让人有所遗憾。
余论
《淮南子》虽然不是专门的农学著作，但作为秦汉时期极为重要的“杂”家之作，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农业思想令人瞩目。《淮南子》以黄老道家为要，融合儒、农与阴阳诸家，既对传统的“重农”思想进行了时代性的诠释，彰显出其批暴政，重民本的可贵理念，也从“道法自然”，天人和谐的思想立场出发，深刻阐发了一种“天地人有机统一的农学观和可持续性的生态资源观”。这种充分体现出科学性、政治性与人文性的以“政”促农，由“农”安国的理论路径，如果我们能以现代性的视“来审视，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淮南子》农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强烈的借鉴价值与意义，能够成为我们推动与实现国家科学发展，和谐繁荣的重要理论资源，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