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一直都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对于小说中墙纸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大多文学批评都集中在探讨其中所表达的女性生存困境，推而将墙纸解读为象征女主人公的意识、潜意识或是使女性沦丧为不自由的家庭奴隶的既定社会、经济模式等。这不免使小说沦为一般的“问题小说”之流，与作家自身的经历以及作家在《妇女与经济》等其他创作中流露出的自强自立颇为不合，因此，我更愿意将黄色糊墙纸解读为一面展示女性语言、文学形成的画板而墙纸背后的女人则是在获得女性语言之后可能的女性形象体现。小说本身在解构以男性“诊断（diagnosis）”为基础语言叙事的权威性同时，极力凸显墙纸的存在性，构建以其为中心所代表的女性语言文学及文学的治疗。在“一破一立”之间，吉尔曼向我们指明了建立女性自身语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希望通过语言文学最原始的作用———治病救人来实现女性自救的最终目的。 在小说中，对于“诊断”权威性的解构是通过两个层面上的反讽实现的。其一，给出诊断和保证诊断得以实施的众人姓名及其身份具有戏剧性的反讽效果。首先，约翰和玛丽是极具圣经意味的名字，在圣经故事中，约翰曾为耶稣洗礼，是主耶稣所爱的使徒并在耶稣的十字架前被嘱照顾其母玛丽。在吉尔曼的小说里，约翰摇身变为疗救肉体苦痛之医生，领医生之名，却未尽医生之责，不仅未能解除“我”肉体上的苦痛，更遏制我的精神诉求，是我身心疾病的根源。圣母玛丽为耶稣之母，本被耶稣托于约翰照顾，但在小说中沦为约翰建立的男权制家庭背景上一个单薄的形象，专门负责照顾孩子；更有詹尼（意为母骡子或驮着重负的畜生）———约翰的妹妹，被约翰派来监视“我”以保证诊断得以实施。与圣经文学进行对照，小说中维护“诊断”这一男性语言权威的众人姓名及身份的错置给权威蒙上了一层可笑的反讽色彩，于嬉笑之中不知不觉的淡化了男性语言权威的力量。其二，诊断本身及其疗效更是充满了反讽。医学上的诊断本应是关乎人命，慎之又慎的行为，在《黄色糊墙纸》一文中，“我”的丈夫兼医生约翰不听病人主诉，“不相信我身体不适”，认为我的病“无关紧要，仅仅是得了间隙性精神抑郁症———有一点歇斯底里倾向而已”，在“我”整夜无法入眠，鼓起勇气要求离开这所奇怪的古老建筑时，“他”却以医生的身份向“我”肯定他的诊断与治疗是正确的。不听或打断病人主诉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么？其荒谬之处不言而喻———“我”的丈夫原来是一位骄傲自大、草菅人命的庸医。这个男权社会的权威代表竟荒谬至此。 再来考察一下治疗所指向的终极目的。“我”被要求不得过多的谈话，静处，绝不允许“工作”，这里指女主人公从事的写作活动。所有治疗方案均指向一个目标———杜绝任何言语与文学生成。言语与文学创作在“诊断”“治疗”的名义之下被湮灭了，阻断了通向外部交流的道路。女主人公无法与任何“活的灵魂”交流，只好诉诸于日记———不会说话的纸，但这也不安全。于是，在小说开篇日记体对房屋，卧室等外部环境散漫的描述中，黄色墙纸一次又一次的与“我”对峙，逐渐凸显了出来。 在未与黄色墙纸相遇之前，“我”的日记一直保持着一种平淡，中规中矩的叙事，然而当黄色墙纸出现的时候，“我”开始直言，其后对墙纸的描述也打破了前面保持的叙事风格，语言变得丰满、富于张力。 “墙纸的图案属于那类散漫而艳丽的风格，这简直就是对艺术的亵渎。房间要么暗淡得足以使你的跟踪视线模糊不清，要么鲜亮得足以一刻不停地诱你观察使你烦躁。而且，当你的视线跟着摇晃不定的曲线在墙上游动一小段距离时，这此曲线突然间自杀了一一以疯狂的角度急转直下，在前所未闻的矛盾冲突中毁灭自己。”当“我”以一向谨守、“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墙纸时，墙纸的风格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与女性文学叙事语言给人的印象如出一辙———散漫、艳丽、充满不确定性与矛盾。这和冷峻、严谨有序、充满理性思辨的男性叙事语言形成二元对立，所以“我”一开始认为它丑陋可憎，无法接受。 在被丈夫或委婉或严正拒绝，倾诉受挫时，我开始转向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墙纸，从而开启了两者之间全新的互动感知过程。我看到了墙纸背后若隐若现的女性形象，与之并置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叙事语气和新的行为方式。“我”用躺着但不入睡的行为反抗午休———约翰休息疗法中的一种。“当然了这是种欺骗，因为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是醒着的———才不呢！”那面墙纸从来都不曾美丽动人过，它仍然复杂多变，令人捉摸不定，然而这时的“我”已完全沉浸其中并决心一探究竟，找出它背后的真意。“我”发现在秩序、理性的白日，墙纸仍然是丑陋可憎的，其背后的女人娴静温顺，“我”也能保持镇静；而当日光隐去，月色满地之时，“墙纸都将变成一条条的栅栏!图案后面的那个女人则更是清晰可见”我也在夜间睡的越来越少。白日与黑夜，理性与非理性，传统语言与伤痛后形成的新语言相互对立，透过墙纸，“我”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男性叙事权威压制下慢慢艰难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语言文学形象，“她一直竭力想从图案里爬出来…她们想强行通过，然而图案紧紧扼住她们,把她们倒转过来，这样就使得她们的眼珠都泛白了!”故事发展到高潮，“我”与医生丈夫及其所代表的男权社会决裂，运用自己的小聪明避开监视“我”的所有人，准备有所作为。我撕碎墙纸，将其背后的女人解放出来，我模仿墙纸中的图案纹理传统，慢慢的爬行，并且在与医生丈夫对峙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时无名叙事者“我”已与墙纸背后的女人以及女性叙事语言文学融为了一体，挣脱了男性语言权威的束缚，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了自我拯救。尽管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代表男权的医生丈夫———约翰并未死去，只是短暂的昏厥，但此时我们还是应该向这短暂的瞬间致敬，向推动“我”通往自救的力量———黄色糊墙纸及其背后疯女人所代表的女性语言文学致敬。“我”在这种新语言中，排解释放了压抑和紧张，获得了欲望、幻想的补偿，找到了自我的声音并从对新语言的把握中获得了自救，陶醉于新生的自由。通过对女性语言文学的寻找，我推翻了约翰的“诊断”“治疗”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治疗。尽管“我”的表现在众人眼里是“疯癫”，但请不妨将这种疯癫看作是另一种超脱的理性认识，有一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况味。#p#分页标题#e# 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她自出生起便被排除在了语言的象征秩序之外。在男性中心立场之中，女性找不到表达的出口，她被石化，限制，剥夺权利，常表现为“不在场”或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创造表达女性自身的新语言以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 女作家吉尔曼在其小说《黄色糊墙纸》中赋予墙纸丰富的内涵，让其在与女主人公“我”的接触中逐步引导“我”走出男性权威的压制，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并利用这种新兴的语言进行自救。不难看出，吉尔曼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唤醒女性发挥出语言最原始的作用———治病救人，让女性不靠他人，用一支笔、一张纸书写自己，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