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启江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引言法伦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如今，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学界在学科的性质与地位、研究对象以及价值立场等基本范畴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①，渐趋形成诸多研究热点。就此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此来大致勾勒出学科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同时审视问题，直面困境，展望未来，于此，应该不只是学科理论研究的自觉，更重要的是以期在此基础之上，全面审视学科的基本命题，恰当地评价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性质与地位
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对学科名称、性质与地位的确立与认同，事关学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是标识并坚守自身研究阵地的首要命题。就法伦理学而言，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更需直面它。
(一)名称的源与流自1984年“法学伦理学”名称诞生以来，曾出现过“法律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制伦理学、伦理法、社会主义法伦理学”等诸多流变形式。无论名称各异，实为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已。因为从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探讨当下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诉求与道德品性、还是追溯我国古代法律的固有伦理属性，抑或是为了突出学科的交叉之特性，甚至也并不排除研究者为了从自身理论研究的需要(如以示区别等)出发，而为此冠于多样的名称，但始终没有改变学科以“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为理论特质的基本属性，名称的流变经过近三十年的论争，在学科名称上，学界基本趋向统一的称谓:法伦理学。其间，无论论证的视角存在何种殊异，还是理论内容结构上存在多大的不同，但至少在形式上学科名称的统一，让学科研究阵营犹如一支获得了统一番号的战斗部队，客观上为学科研究起到了统一思想、树立旗帜的效果，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系学科研究的“第一推动力”。
(二)学科性质(派生来源学科)相对于学科名称而言，在学科的性质与地位上，学界的共识已成:法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1］，只是存在“边缘交叉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分歧。不过，在学科派生来源学科上，学界观点各异。主流观点认为学科是法学与伦理学交叉形成。不过在主流之中，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法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交叉不只是形成了法伦理学，而是“法律伦理学和伦理法学两门学科”，而且认为“‘伦理法学’的侧重点是法学，它是研究伦理现象中的法律问题，如伦理关系中的法定因素等;‘法律伦理学’虽然涉及这些问题，但其侧重点是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间题，诸如法的伦理蕴含等。”。主流观点之外，有人认为，虽可以将“法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或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学科交叉角度而言，应该把“法伦理学”视为法学与伦理学(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2］另外，有人认为在确立学科性质与地位的问题上，应超越法学与伦理学或者哲学学科的限制，因为客观上存在这样的困难:“在知识和学科高度分化的时代，而法学和伦理学分属于各自相对独立、封闭的体系内，加之从事法伦理学研究需要具备充分的法学和哲学的知识”，故应超越学科的限制，法伦理学应属于“一门跨越哲学和法学的新兴的交叉学科”［3］。可见，虽法伦理学属于一门交叉学科的学界共识已成，但在其派生来源学科问题上分歧犹在。这是因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固有特性之所在，更何况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性研究态势增强，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对话与交互共生，呈现出一幅各科知识的网状勾连图景。［4］”因此，对于学科的性质与地位出现不同的观点，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学界的共识，若从国家学科、专业部类规范的层面，仍值得甄别。据1997年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来看，伦理学属于一级学科哲学部类下的二级学科，而法学与哲学同属于一级学科层次，因此，学科由法学与伦理学交叉形成则存在此种错位:法学(一级学科)与伦理学(二级学科)在学科分类层面上不具有同等学科层次。尤其是国家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学科的分类采取了大学科的分类模式，取消了既往关于一级和二级学科的划分，增强了学科的包容量，此举更是为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拓展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虽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倡导大学科的分类模式与导向，但伦理学属于哲学学科部类下的子学科以及法学与哲学同属同一学科层次的客观现实并没有改变，因此，上述错位并未因此而消除。交叉学科不仅仅只是一个学科概念，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回顾学科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学科研究范畴与价值立场、学科的理论资源，还是理论范式与核心概念，几乎都指向法理学与伦理学，因此，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应定位于此，而非其他，如此，才能符合国家学科、专业部类的规范，同时也可疏解学科交叉错位的尴尬。
(三)学科地位与归属法伦理学派生学科来源问题不仅衍生出交叉错位的尴尬，同样也面临着学科的身份归属问题。因为学科地位与派生来源学科并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学界在学科是伦理学研究之下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还是法学研究的分支学科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学科应归入法学(法哲学)研究范畴之列，属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并列［5］。因为“作为跨学科研究而言，就学科的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而言，应将法伦理学归入法学范畴。”相反，有人认为法伦理学应归入伦理学的研究领域［2］。因为“法律伦理学应是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如同经济伦理一样，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法律现象中的道德问题，其落脚点应在道德而非法律上。［6］(P106)”所以，它既是广义的应用伦理学，又是狭义的应用伦理学［7］。客观而言，如果从研究队伍的专业学科背景以及研究平台来看(详述内容见后)，现实则是法学界关注得少，伦理学学者关注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学科至少成为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而非法学的。可见，在学科归属问题上，非常明显地存在学科研究“定疆划界”的阵地意识。如果“我们并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8］那么，学科归属于法学也好，伦理学也罢，这并不影响其存在的客观意义。学科交叉正确而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创造性地进行学科间话语的迁移，即将一门或多门学科的学术话语，作为引领性或导向性的理性成果，向新的研究领域移植过去或嫁接过来，以解释研究中的新现象，并由此建构新体系［9］，而不只简单的停留在“归谁所有”的初级命题的争论上，因为无论是从学科研究的孰先孰后的事实来看，还是从研究队伍的专业学科背景以及研究平台而言，都无法清楚地确定学科属于哪一个学科固有的领地，其本身就是学科科际整合的产物，具有交叉性、共融性与双栖型。如果局限于学科研究的阵地意识，对于学科的未来发展有害无益。毋庸讳言，法伦理学正是在学界关于学科名称、性质与地位的论争进程中，以一门交叉学科应有的姿态，稳步地向前开拓自身的研究进程及其领域，不断拓展法理学与伦理学的研究空间和方向。#p#分页标题#e#
二、关于学科的研究对象
一般一门学科是通过明晰研究对象来确立学科地位，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因此，具有清晰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法伦理学而言，研究对象的确立则显得必要与紧迫。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学界的共识。但仍然存在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关系”理解的多维面相。
一是“道德决定论”:对法律进行道德反思与批判。认为学科研究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各种道德难题，其基本视角则是将“伦理道德”作为“判官”，将法律进行“道德审判”，借此表达内心完美地道德愿景。如果将学科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法律进行道德的合法性论证和批判这一视点上，未免有失偏颇，而且一味将法律送上伦理道德的“审判席”，这不是法伦理学的“初衷与本意”，也缩小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因为“法伦理学不应当简单的理解为是以伦理学来研究法律现象或以法学方法来研究伦理学;它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学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法学研究［10］(P180)。
二是“形而上论”:坚持道德与法律的哲学之向度，突出法律的人性价值。认为学科应该从处于最高层次的关于法与道德的哲学思考出发，逐步向下延伸，将与之相关的各项研究收归旗下，最终形成一个专门以法与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将现实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悉数纳入学科研究的视域范围之内。从而将学科定位于“研究法治的人性内涵与价值的学问。”
三是“实用论”。干脆搁置不谈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样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而来定义学科，则将“致病因子”植入学科躯体之中，促使学科成为一门“带病的学科”，因此，权当学科的研究作为一种思潮，拟走一条“先思想、后学科”［11］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之路。
四是“以今释古、返本开新论”。从扬弃传统道德诸多观念的前提出发，在改造人们对道德的作用过分依赖的基础上，以期能够从中提炼出契合当下法治建设的道德因子。认为“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相互关系上，应该首先用法律筛选和分析伦理道德而不是相反，因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模式。”［12］虽然，因为道德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模糊性导致了理论研究视点的多样化，但在学界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中，仍然大致可以提炼出三类命题: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两者的实践困境。且经由此的论争，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法理学与伦理学的纵深层次，以一门交叉学科的姿态放大了两门学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困惑。凸显这样的基本问题:两门学科在探讨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何种异同，此其一;其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模糊了两门学科在法律与道德问题上作力的边界，更是暴露出“法律是什么”以及“何谓伦理与道德”等一系列的元命题。
然而，在人文社科研究视野之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亚于“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学科将其揽入怀中倍加呵护，其实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阈中历经几千年的“共生、分离与融合”之进程，至今仍仁者见仁。但是，如果学科将此拒之门外，那么，其作为的空间又何在?此其一;其二，如果将自身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此，则必将面临着与法理学与伦理学研究争夺阵地之嫌，为此，又“强迫”自身必须在该两门学科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然而，基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模糊与复杂性，又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在此问题上，学界还只能在法理学与伦理学研究的领地中徘徊，进行重复性的工作，这已经成为学科研究必须突破的最大瓶颈。
三、关于学科研究的价值
学科研究的价值实际则是宣示立场与使命担当，否则将导致学科研究将是一种“无地自容”而“无所作为”的结局。从学科三十年的发展进程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就并汇聚了诸多问题集群，尤其是法治建设向纵深层面的探索与实践，更是为法学与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其中，如何解决在法治建设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之正当性基础，则是需要法学界贡献理论支撑的课题之一，但客观上，法学研究所建构的话语系统及其自身被贴上了“拿来主义”的标签。因为“中国法学没有自己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翻译来的;它不具备对‘法律是什么’与‘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等法学元命题进行追问的能力，……它主动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割袍断义，成了离家出走的流浪儿童”［15］。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法学”，而是关于西方法学的知识［14］(P6)。如此，法学研究变成了一场“没有中国主体性”的“西方法学知识贩卖运动”，为此急需“送法下乡”去发掘“本土资源”，建构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性。那么，如何消除法学研究中的“拿来主义”标签，凸显“中国主体性意识”，与自身文化传统相契合。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学科研究始终追求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寻求法律等制度体系的道德内涵与文化支撑，向某些法律所蕴含的道德困境发出质疑之声，突出“中国主体性意识”。于此之下，学科的价值与意义渐趋清晰。虽步调一致，目标明确，但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与视角。姿态之一，从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高度上，认为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人类法律文化和科学体系的发展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道德与法律这一永恒的主题;第二、学科研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选择和现实的呼唤。［15］该观点得到了积极响应，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一直是学科研究价值立场，所以有学者认为学科的最大使命就在于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因为现实法治的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法治并不是规则的简单罗列，法治的制度设计离不开对人与人性的认识与思考。［16］”所以需要从宏观上弱化法律的强制性，如何使法律更加深刻体现人性，使法律具有充分的伦理基础，所以学科“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属于人学。”与此相反的姿态之二，认为学科的价值与使命并不在于对法律制度体系的道德审视与道德建构的努力，而是“探讨道德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我国新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法理渊源和基础性法律原则。”可见，虽然学科责无旁贷地举起了“法律的道德批判”大旗，以期从文化传统中为当下的法治建设寻找一种“中国主体性要素”，但是，学界关于学科研究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之主流工作仍然停留在为法律制度体系提供伦理道德论证的层次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这是否又是一次搬运甚至是“偷运”传统法理学的命题———法律的正当性和认同———的无效劳动?所以，学科是否存在自身的价值立场，是继续沿着“为法律寻找伦理道德性论证”的既有之路前行，为此提供“增量知识”，还是“知识变量”?这又是学界需要直面的一大困境。#p#分页标题#e#
四、关于研究队伍与平台
一门学科的发展、成熟并能够持续的展现回应现实的能力，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学科研究平台，如稳定的学术机构、适宜的学术交流机制与平台等;二是具备良好地人才培养与保障体制。如果说学科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范畴、概念以及范式是学科的价值体系与交流沟通的媒介，那么，研究队伍与研究平台则是前述范畴的“蓝图设计师与施工队”及其“安身立命栖息之地”。目前，在研究者学科专业知识背景上，具有法学专业学科知识的研究者约占46%，哲学约占17%，伦理学约占30%，其他如社会学、思想政治等约占17%，如果从哲学大学科部类来看，也只有37%左右，与法学类的仍然相差17%左右，由此，可以确证学科研究“法学学者关注得多，伦理学学者关注得少”的事实。如果此种趋势发展下去，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此种发展倾向与忧虑:“学科研究将沦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支，使得伦理学者在有关法律领域的道德问题上渐渐失语”，也必将稀释自身交叉学科的身份内涵。为此，有学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法学知识更具有专业性，没有经过法学训练的伦理学者难以深入地理解法学知识、使用法学语言。［17］”另外，从学术交流运行机制与研究平台搭建情况来看，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伦理学学科搭建的学术交流机制持续性好、研究平台多，稳定性强。从统计的数据上来看，就研究平台而言，持续进行学科研究的平台多“栖身”于伦理学学科研究平台之下，如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平台的研究人员通过撰写专著、或者通过招收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对学科的研究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关切。而对学科研究的法学学科研究平台或机构，目前为止，只有于西南政法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与江西农业大学边缘法学研究中心两个。
从学术交流来看，自2000年6月开始至今每年一次的全国应用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均或多或少的就学科研究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沟通与对话，集思广益探讨相关研究范畴，这种稳定的学术交流形式与机制无疑对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在学术研究中的总结、回顾和展望上，目前，仅有的7篇学科研究综述的撰写者也多来自于具有哲学(伦理学)学科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而非法学。显见，法学学者虽然较哲学(伦理学)学者关注的多，但是往往是“单兵作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也没用相应的研究平台(机构)给予必要的支撑，更没有相应的学术交流机制和形式保障;而哲学(伦理学)学者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平台以及对学科发展的总结与展望的研究意愿，但也许是囿于学科专业知识的特点，对法学的知识领域缺乏必要的、深度地关注与消化，哲学(伦理学)学者关注的视角却往往只是停留在“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层次上，这对于具有交叉、共融性的学科研究而言，未免不是一种遗憾。作为交叉学科研究，学科需要的是法理学与伦理学研究者相互间良性的沟通与交流。因此，需要具有多学科尤其是法理学与伦理学知识背景的人才队伍，而现实则是在沟通上明显存在障碍，造成了研究过程中各说各话、互不通约的局面，从而不能很好地将诸多问题转化为学科自身的研究话题。所以，从学科的发展基础来看，学科的研究平台、学术交流机制以及研究队伍不免令人忧虑。客观上，学科研究呈现出了一幅“方向不清、号召力不强、学科队伍层差次不齐”的图景，尤其是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仍然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事实，也难怪有学者的慨叹“这是一门带病的学科!”
五、关于学科的研究范畴、概念与范式
概念与范畴的形成，则是生成学科科学研究范式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科学研究的缘起与开展离不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范式的集成和运用。因为这是一门学科研究成熟程度的显著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它支配着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的行为以及解释资料的方法［18］。因此，作为交叉学科研究的法伦理学，必然也必须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研究范畴及其范式。然而，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学界就学科的研究范畴、概念以及范式所作的探索与贡献，不客气的说，并未达到自觉并有所作为的层次，所做的仍然是“搬运和嫁接”其派生来源学科相关内容的工作，虽提出了诸如“问题范式、理想范式与实践范式”以及“权利或正义应该作为核心范畴”等观点，但是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如果与法理学和伦理学一样也以权利、正义为核心范畴，那么，学科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权利与正义”等范畴已经是法理学与伦理学学科的核心范畴。如果学科将它们作为自身研究的核心概念，然而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过，学界的努力，的确为学科的研究范畴、概念以及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多视角、多层次的努力方向与空间，客观上，也初步确立了审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世界观”，形成了学科研究可以共享的“价值追求与信仰”。然而，如果与其派生学科法理学以及伦理学相比较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新的学科概念与范畴，更谈不上新的研究范式。
六、关于中外法伦理思想
对于中外法伦理思想的关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兴奋点和增长点，期望藉此来建构学科体系、提炼学科研究范畴以及确立研究范式，并不断拓展研究空间。目前而言，关注中外法伦理学思想的视角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对特定人物学术思想的解析，来探讨学科研究的相关命题;二是借助于“伦理法”的研究范式来反思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相关社会现象以及法律制度。关于特定人物的法伦理思想研究。一般而言，对单一人物学术思想的管窥，往往受人物所处时代的局限，同时更深深地受制于其知识储备以及主观偏好，因此，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只是某种思想理论的某个碎片和横断面，而不具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对此，学界的研究成果明显的具有这种倾向。无论研究对象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比如马克思、富勒与哈特，也无论他的思想获得了学界的极大认同和赞赏，比如德沃金和王安石、以及理论体系构建的如何完美，比如黑格尔，毫无疑问始终都无法消除此种倾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是否正如研究者所述:都有丰富的法伦理思想，这是否是论者所贴的一个“装饰性的标签”?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因此，对特定人物法伦理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客观上只是学科研究的一项“知识增量工作”而非具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变量努力”。#p#分页标题#e#
关于“伦理法”的研究视角。传统往往可以为当下提供一种隐性的合法性支撑。因此，学科经由“伦理法”之进路来解读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经验性的支撑点与“思想酵母”，如此，不仅可以为学科的合法性提供必要的辩护，而且试图开辟一条“返本开新”重新赋予传统文化新意蕴之路。为此，学界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贡献出数量客观的研究成果。其切入点主要体现为两种:
一是以“伦理法”作为预设的理论前提，来反思和批判以“儒家或法家”为代表的“礼法”思想。其特点是以“伦理法”为切入点对中国宗法社会体制进行考察。站在同情理解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认为“这或许是克服当前学界的一种悲观主义意绪和盲目乐观的‘法学惰性’，以一种历史真实的并且真正亲切的态度深入传统文化内核的理论研究姿态!”［19］满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忧虑之心试图唤醒身陷“西方知识图景”中的学者群，为何忘却了具有“文化生态合理性、社会生态合理性以及现代意义的儒家伦理法”。［20］然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是，认为以儒家为精神价值内涵的宗法思想将“泛道德主义同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结结合在一起，……忽视人的正当需要和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更与民主平等精神相悖，导致权对法的吞噬、情对法的销融，形成官本位、讲身份等级的恶果”!［21］客观地讲，作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国家治式———“礼入法、法尊礼”甚至“礼即法”的传统，我们只能将它置于其依存的历史境遇中进行忠实的理解，而不能随意地进行“时空置换”并穿越历史的区隔与当下来一番“对号入座”，并“以今批古”。因此，无论是同情也好，批判也罢，其实殊途同归:传统，不能盲从，更不能割裂!
二是诠释原典，以此来挖掘已经预设的理论内容，比如对封建伦理法的代表之作《唐律疏议》的解读。与第一种倾向不同的是，在诠释原典过程中，均是表现出一种积极肯定的姿态，而非相反，认为只要吸取、转化原典中的思想或许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22］。不可否认，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必要的法伦理思想元素，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是学科研究的路径之一，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然存在可以商榷的问题。
问题之一，研究的准确定位。将研究的视点置于传统文化领域之中，必然面临如何定位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同情式的姿态，还是反思批判，均在这样一个理论假设与定位———传统文化孕育出了内容丰富的法伦理思想———下进行。那么，传统文化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法伦理学思想元素，这个命题本身就需要认真的审视。
问题之二，解读与转化问题。对文化原典思想的研究，大多采用解读的方式，而解读存在诸多层级:一是“实谓层”即原典(作者)实际说了什么;二是“意谓层”，即原典(作者)想说什么;三是“蕴谓层”，即原典(作者)可能说什么;四是“当谓层”，即原典(作者)本应该说什么;五是“创谓层”，即为转化或活化原有思想，我必须创造性的表达什么。［23］解读的层级要求实际上需要原典解读者与原典及其作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和互动，由此进入“照着讲”、“学着讲”、“接着讲”，然后“自己讲”的良性通道，才能真正达致思想活化的预期目标。不过，目前学界的脚步仍然停留在原典之中，因此，转化传统文化中的法伦理思想元素仍然任重而道远。
问题之三，“伦理法”的定性。如果将“伦理法”确定为一个规范意义上严格的学术概念，那么，必须明确其价值意蕴和研究对象。就目前的研究倾向而言，大多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法合一”以及“宗法伦理性”特质来确信并运用这一概念审视包含儒家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样的确证与应用的逻辑是否恰当，是否关切“伦理的法”与“伦理化的法”及其与“伦理法”之间的异同，及其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中的演变轨迹:先秦(孕育与展开)———汉唐(抽象性发展)———宋明理学(原初儒家直至辩证综合)，此期间是否是“伦理法”以一贯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些理论命题却是“伦理法”无法回避的。余论学科研究即将跨越三十年，虽未成为一种“显学”，但也不再是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士”，其不仅以一门交叉学科姿态拓展并延伸了法理学与伦理学的研究疆域，而且也逐渐构筑并精心经营着自身的研究阵地。尤其是在伦理学研究范式之中，可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三驾马车”———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并驾齐驱，成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引擎与推力之一。
交叉学科的身份与特质固然成就了法伦理学，但却恰恰衍生出交叉学科固有的“模糊的研究范畴、迷茫的理论范式、摇摆的价值立场以及参差不齐的研究队伍和虚拟的学术共同体”等困境。目前而言，困境折射出了学科研究存在六大缺陷:向下看，仍然未能形成足以建构理论体系的概念系统，甚至没有学科的元命题;向上看，没有集成可以引领学科稳步发展的价值体系;向左看，受制于法理学(法哲学)等法学学科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命题的桎梏，难以超越;向右看，眷顾并浸淫于应用伦理学的“道德批判”研究范式，无法创新;向前看，“三十而立”的发展进程，仍然没有凝聚出足够的承接并延续传统文化思想元素能力;向后看，没有共同信念与话语所维系的学术共同体，明显流露出“将要去何方”的迷茫!因此，学科需要进行一次“重回到原点式的革命运动”:确证学科的逻辑起点，明晰问题域，确立核心范畴，构建学科体系，凝聚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彰显价值立场，这也许才是学科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应该面对的问题，当然，也是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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