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近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忠县石匣子一带的古遗址、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期至六朝时期的遗址和墓葬。目前被学界命名的“哨棚嘴文化类型”，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往后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也都有发现。石匣子墓群是忠县地区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在这里共清理新石器时期至六朝时期墓葬多达100余座。在发掘出的各个时期的墓葬中，战国时期的楚墓几乎占半数以上。关于巴国疆域，《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鱼复，即奉节。那么，在巴国腹心地区的忠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大批、且时代相对集中的楚墓呢？这种现象对于研究楚势力向西推进、巴国势力逐渐退缩的社会历史意义重大。为此，本文拟对这批楚墓时代以及在巴国腹地出现的原因来进行讨论。 一、石匣子楚墓的资料概况 忠县石匣子墓地位于忠县县城东2公里，长江北岸、井河口东边的台地上，包括崖脚墓地（分A、B、C、D区，本文中采用B、D两区资料）、石匣子墓地（简称石M）、周家院子、洞天堡墓地（简称洞M）、田坝河墓地（简称田M）。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一带统称为石匣子。墓地海拔高程在140～175米之间，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多达100余座。其中，战国时期的楚墓40多座，年代多为战国中、晚期。崖脚（也称半边街）墓地分为A、B、C、D区，B、D两区发现楚墓较多。自1997年至2007，共发掘战国墓葬42座。其中楚墓27座，墓葬中出土随葬品中除少数为巴文化器物外，其余绝大多数是典型的楚文化器物，其中2座墓葬中出土有铜鼎，青铜剑等铜器。另还有巴墓打破楚墓的现象。据发掘报告中介绍，最早的墓葬其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1］。石匣子墓地与崖脚毗邻，先后两次揭露共发掘清理战国墓葬4座，楚墓1座（编号石M66）。周家院子墓地海拔稍高，目前，在这里除发现有东周时期遗址以及汉代至六朝时期的数座墓葬外，尚未发现战国时期墓葬。洞天堡墓地是这一带墓葬分布密度最大的墓地，2006、2007年先后两次共清理战国墓7座，均为楚墓。在这一墓地还发现有几座土坑墓因其他原因未发掘。但根据勘探情况（墓口尺寸及墓圹深度）推测，也可能是楚墓。田坝河（亦称罗家桥）墓地位于这一地带最东端，经过前后两次发掘，共清理战国墓10座，其中楚墓9座，另1座为巴墓［2］。据统计，目前发掘并见于报道的考古资料可知，在石匣子一带发现战国墓已达60余座，其中楚墓40多座。具体数据见下表（部分资料尚在整理中）： 二、对墓葬资料的初步认识 从这一地带的地理环境观察，如果从井河口算起往北至田坝河（罗家桥）沿江边长约1500米的范围内，其间的山嘴、缓坡、台地、小平坝等地都有墓葬分布；其中，洞天堡墓地，在一面积不大的山嘴上，经2006、2007年先后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100平方米，发现墓葬17座，是这一带墓葬分布最密的地区。17座墓葬中有楚墓7座，汉墓10座。另石匣子墓地、田坝河墓地的墓葬分布情况（结合前几年的发掘情况）大致与洞天堡墓地一样，分布也比较密集。仅就发掘的楚墓资料来说，这批楚墓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三个区域，即崖脚、石匣子；洞天堡；田坝河。三个区域相互间有水湾、冲沟相隔，以崖脚、石匣子墓地面积最大，发现楚墓最多，共28座；其次，是田坝河，共9座。再次是洞天堡，共7座。这些墓葬基本上都在海拔高程150～160米之间。 这批楚墓多为长方形宽坑，多数为长宽比例近3∶2的长方形，口大底小，一般较深，最深的达3.5米，四壁经过修整，葬具为一棺一椁，多数腐朽不存，仅1998年发掘D区M8、M9、M11保存较好。墓圹内多数有二层台，二层台高度基本上与椁盖板或略高于椁盖板，椁下两端一般都放有用于垫置棺椁的横木。墓向不一，从45°～355°不等。随葬品数量不多，一般为1～4件，个别较多。以陶器为主，器物组合为：鼎、敦、壶；鼎、豆、盂、壶；盂、罐、豆；铜器少量，主要有鼎、兵器等；玉石类有石璧、玉璧；此外还有料珠及其他饰件。这些随葬品多放在头端，部分放置一侧。从这批出土器物的形态上看，与三峡东部楚国腹地的湖北当阳、枝江、荆门、江陵等地的楚墓中出土器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当地哨棚嘴文化及巴文化中常见的器物明显不同，我们推断这些楚墓中的部分随葬品可能是楚人西移由故土携带至此的实用器，而非本地生产。尽管如此，巴文化对此处楚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洞天堡M13中出土的1件陶鍪，此鍪为圜底，器身饰绳纹，肩部有一环耳，还有的墓葬中发现有圜底罐，圜底釜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巴文化器物。可见，楚人也汲收了巴文化的某些因素。 （一）墓葬的类型 根据近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这批楚墓可以分为二种类型：甲类墓，根据随葬品数量多少可细分为，甲A类墓和甲B类墓。这类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中有铜礼器、仿铜陶礼器及少量玉石器；乙类墓，此类墓出土随葬品皆为实用陶器。（1）甲类墓甲A类墓有BM3、BM4、DM11、田M10等4座。这类墓中随葬品一般为5件以上。其中BM3和DM11出土有铜器，两座墓都出土有青铜剑、青铜矛。另外，BM3出土青铜鼎1件，另有青铜戈、铜?、铜镞，DM11中出土铜钺、铜刀各1件。这两座墓葬长4米多，宽近3.45米，残深2.5米以上，都有二层台，分别位于崖脚B区和D区，是目前在这一地带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两座墓葬。从墓葬在墓区的相对位置看，二者皆位于墓地前端（背山面水）。从随葬品数量来看，除DM11外，其他3座墓中仿铜陶礼器均为2套。仿铜陶礼器一般为鼎、壶、豆、敦。其中，BM4被晚期巴墓打破。甲B类墓有BM1、BM9、BM18、BM20、DM3、DM5、DM7、DM9、田M2、田M11等。这类墓中随葬品数量不多，一般为5件以下，不见有铜器，或仅有1～2件铜饰件，这些饰件有的可能是棺上装饰品。有的墓葬中还出土有玉器和料珠。如，BM4出土有铜铃、料珠、料管；BM18出土有5件铜铃；DM3和DM7中出土玉璧，其中DM3出土3件，DM7出土1件。这类墓葬墓圹较小，有的设有二层台。分布规律不明显。乙类墓有DM4、DM8、DM11、石M66、洞M1、洞M3、洞M11、洞M13、田M7、田M9。这类墓葬随葬品均为陶器，以罐、盂组合为主，没有礼器。玉石器类仅有石M66出土石璧1件、洞M1出土玉佩1件、洞M13出土2件玛瑙环（其中1件已残）。从以上墓葬的类型、数量及所占比例可知，当时，这里应是一处规模较大且又相对集中的聚落点，居民中包括统治者、富有者和一般平民或庶民。#p#分页标题#e# （二）随葬品的概述 （一）陶器种类计有：鼎、壶、敦、豆、鬲、罐、盂、釜等。鼎共5件。可分为2型。A型，可分为二式，I式，2件。BM3∶1、BM3∶5，子母口，附耳，鼎盖上有三个乳突状的纽，弧腹微鼓，较深，圜底，蹄足较细（图一，1、2）。Ⅱ式，2件。BM4∶8，子母口，附耳，BM4∶8鼎盖上有3个乳突状的纽，BM4∶4鼎盖上无纽，弧腹微鼓，较深，圜底，蹄足稍矮（图一，3、4）。B型，1件。田M10∶5，子母口，鼎盖，上有一系，附耳，球腹，鼎足较粗矮，外撇（图一，5）。壶共9件。可分为4型。A型4件。BM3∶2、BM3∶9、BM4∶1、BM4∶6，钵形盖，上有三个突纽，方唇，侈口，鼓腹，平底（图一，6、7、8、9）。B型，2件。田M10∶2，子母口承盖，盖上有三个方形纽，器身为方唇，口微撇，颈部略束，鼓腹，喇叭形?足，腹部饰对称双耳（图一，10）。田M10∶3，器盖与田M10∶2相同，器身为方唇，直口，颈部微束，鼓腹，喇叭形?足较矮，腹部饰对称双耳（图一，11）。C型，2件（报告中称为缶）。DM7∶2，DM7∶3，子母口，覆钵形盖，口颈斜直，圆鼓腹，平底。其中，DM7∶3的肩部有突起小纽（图一，13、12）。D型，DM3∶1，无盖，口颈斜直，溜肩，斜腹，平底。肩上饰对称双耳（图一，14）。敦2件。BM3∶3，BM3∶10，两件相同，球体，“S”形足（图一，16、15）。豆6件。仅2件完整。可分为2式。I式，2件，BM5∶3，BM5∶4，尖圆唇，浅弧盘，高细柄，下半中空（图一，17、18）。Ⅱ式，4件。BM4∶2，BM4∶3，田M2∶3，田M2∶4，多为圆唇，盘口外敞，盘壁圆弧内收，盘底（图一，19、20、21、22）。鬲1件。洞M11∶2，口微侈，尖唇，平沿，束颈，圆腹，连裆，圆柱形足竖直。通体饰粗绳纹（图二，17）。罐8件。可分为3型。A型1件。DM11∶1，口微侈，平沿，圆唇，束颈，折肩，鼓腹，凹底。通体施绳纹（图二，1）；B型4件。BM5∶2、洞M1∶2、洞M11∶3、洞M3∶1，均为侈口、尖圆唇，束颈较长，溜肩，鼓腹，凹底（图二，2、3、4、5）。C型4件。洞M13∶3、DM8∶1、田M7∶1、田M2∶1，敞口，长颈，溜肩，凹底（图二，6、7、8、9）。盂8件。可分为2型。A型（原报告称其为盆），3件。BM4∶5，BM4∶7，BM5∶1，折沿，束颈，斜腹，平底（图二，10、11、12）。B型，5件。分二式。Ⅰ式，1件。洞M1∶1，敞口，束颈，斜腹，凹底（图二，13）；Ⅱ式，4件。洞M13∶2，洞M3∶2，洞M11∶1，田M2∶2，平沿，束颈，斜腹，凹底（图二，16、14、15、21）。釜1件。DM3∶2，圆唇，侈口，束颈，球腹，圜底（图二，20）。鍪1件。洞M13∶5，泥质黄褐陶，轮制。敞口，尖圆唇，束颈，球腹，圜底。肩右部饰一单耳，通体饰绳纹，肩部抹光（图二，18）。 （二）铜器 鼎1件。BM3∶4，子母口承盖，上有三个纽，中部有系，系上有环，附耳，直腹，平底，三直立蹄足（图三，1）。剑2件。BM3∶14，剑身中起脊，断面呈菱形，柄断面呈圆形，上有两道箍（图三，4）；DM11∶3，剑身中起脊，断面呈菱形，无格，柄呈柱形，中空，剑首圆形（图三，5）。矛3件。DM11∶5，短?圆銎，两侧弓形耳，矛身呈叶状，圆脊中空（图三，7）；BM3∶12，BM3∶23，二者相似，圆銎，单穿，矛身中起脊，两侧起峰，断面中空（图三，2、3）。钺1件。DM11∶6，方銎，单面刃，呈靴形（图三，6）。另有铜铃等小件，此不一一介绍。 （三）玉石器 玉璧5件。根据其纹饰不同可分为三类，A类，DM3∶4，DM3∶5，DM3∶6，青色，类石，不透明，均饰谷纹；DM7∶1，青色，类石，素面；田M10∶1，青色，饰圆圈纹。石璧2件。石M66∶1，饰圆圈纹；洞M1∶2，质地较差，素面。玛瑙环2件。洞M13∶1，洞M13∶3，白色透明体，器表光洁，内侧较厚的六棱形或四边厚略相等的多棱形。三、墓葬的年代及分期与这批楚墓相似的墓葬，在三峡东部及出口处的江汉平原西部沮漳河流域多有发现。如：江陵雨台山，九店，望山，当阳赵家湖等。尤其是江陵九店、当阳赵家湖的部分楚墓基本上可以说是与石匣子楚墓没有区别。 关于这批楚墓年代，我们拟从随葬品组合、出土器物形制，并参照西陵峡东部的几处典型楚墓来对几座出土有器物的典型墓葬进行探讨。2座铜器墓中的随葬品组合与战国中期的赵家湖第六期、第七期乙A类墓差不多，为鼎，敦，壶，时代为战国中晚期［3］；其他两类与江陵九店丙类墓相似，为鬲，盂，罐，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4］。这仅仅是从随葬器物组合上对这批楚墓的年代作出的大概论断。从器物形态来看，洞M3∶1罐与江陵九店M216∶1罐相似［5］，时代当为战国早期晚段（图四）；田M2∶1罐与江陵九店M473∶1罐风格一样［6］，时代当为战国中期晚段（图四）；洞M1∶2罐与江陵溪峨山M9∶8罐差不多［7］（图四），BM3∶4鼎与荆门黄付庙M19∶1鼎［8］、江陵九店M642∶6鼎形制一样［9］（图五），敦BM3∶3、10与九店四期六段的敦（M723∶1）足十分相似［10］，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BM3、BM4中出土的壶，为假圈足，这一形制的陶壶在江陵等地多有出土，如马砖M17∶10壶［11］，仅颈径稍细，其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图四）；田坝河M10中出土的壶（田M10∶2）壶底为矮圈足，与荆门简家湾战国楚墓中（M1∶1）、（M1∶5）壶相似［12］，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为妥（图四）；石匣子出土的C型罐与九店M743∶2罐［13］相比形制雷同（图四），但后者的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另与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罐相比较，可推断石匣子C型罐的时代当为战国中期晚段为妥。另外，石匣子楚墓出土的几件玉（石）璧，在峡东也能找到相似物品，如崖脚出土的玉璧（DM7∶1）与九店M104∶6玉璧［14］不论从质地，还是大小、纹饰上都极为相似。玉璧（DM3∶6）与九店M436∶22玉璧［15］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洞M13出土的玛瑙环也与九店M294∶53玛瑙环［16］一样。有的楚墓中也出土了部分典型巴文化器物，如崖脚DM3中出土的釜与李家坝M43∶7釜相似［17］，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图六）；（田M2∶3）豆与李家坝M18∶1豆［18］无多大差别，时代为战国中期前段。 据上述器物组合变化及出土器物形态的比较，我们大致上将这批楚墓分为三期：第一期，战国早期晚段。典型墓葬有洞M1，洞M11，器物组合为盂、罐。第二期，战国中期偏晚阶段。典型墓葬有洞M3，洞M13，DM3，DM8，田M2，田M7，器物组合为罐（壶）、盂、豆，个别墓中出现圜底器。第三期，战国晚期偏早阶段。典型墓葬有BM3，BM4，田M10，器物组合为鼎、敦、壶或鼎、壶、豆。器形变化规律：罐由短颈向长颈演变，通高逐渐大于最大腹径，腹部逐渐变为圆腹。盂的变化在于口沿由侈口圆唇向平折方唇演化，壁由斜直向鼓腹变化。器物组合变化，较早的墓葬中多随葬实用器，稍晚的随葬品中出现礼器，且仿铜陶礼器均以2套出现。与楚国腹地的同类器物相比较，石匣子楚墓中出土的器物口径稍大，如（DM11∶1）罐，（田M2∶1）罐，BM3、BM4出土的壶均比楚国腹地出土的类似器物口径稍大些，这应当属于石匣子器物的地方特点。关于洞M11的时代，本文将其定在战国早期晚段。这座墓葬中出土器物与赵家湖JM127出土器物基本相同［19］（图七），后者时代为战国早期。鬲在重庆三峡库区发现的不是太多，洞M11∶2鬲与湘西北津市邵家嘴M8中出土的鬲（M8∶1）十分相似［20］（图四），时代为战国早期，另根据赵家湖楚墓中陶鬲的演变情况来看，鬲（洞M11∶2）的时代当为战国早期。洞M1与洞M11，这两座墓葬出土的罐十分相似，应为同一时期的器物，洞M1还出土有一件盂，也具有早期的特征。因此，洞天堡M1、M11的时代可判定为战国早期（偏晚阶段）。仅就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石匣子墓地似乎缺少战国中期早段的楚墓，至于这种情况也不难解释。关于楚人向瞿塘峡以西地区推进的过程，史籍文献有所记载，“肃王四年（前366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关以距之。”后不久，楚以援巴为名，逐蜀，同时占据巴国大片疆土［21］。石匣子战国早期晚段楚墓的年代当与此时相对应。秦灭巴、蜀及“楚得枳而国亡”，楚人曾越过忠县，攻打至今涪陵一带。据此，当时石匣子一带的楚人，是分几批迁移过来应无疑问。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公布。#p#分页标题#e# 四、对石匣子楚墓资料的分析 从地理位置来看，迄今为止，这批楚墓是三峡地区最西边的一批较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资料。沿江而东，两岸虽多有楚文化遗存，均呈零星分布。这一带发现如此众多的楚墓表明石匣子应是楚人聚居的一聚落点，也说明当时整个峡江地区不仅仅是楚文化的影响区，可以称之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区。墓葬的具体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根据这批墓葬出土器物及墓葬填土中的包含物推断，个别墓葬的时代可溯至战国早期晚段，甚至更早。当然，多数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关于这批楚墓年代的下限，正如发掘者认为，当在公元前278年前后，即白起拔郢之时。对这批墓葬主人的身份，我们可以从随葬器物来进行分析，在清理的部分楚墓中出土有铜兵器，且兵器种类较齐全，可以推测这些葬有兵器的墓葬主人应为将士，规格较高的墓葬可能为军士将领。也有部分墓葬随葬器物较少，而且均为陶器，这类墓葬可能是平民百姓。另外，出土玉器的墓葬，墓主应为富有者。出土有铜铃、料珠等之类物品的墓葬主人可能是巫师。 从发掘的墓葬资料来看，这一带也发现了一定数目的巴墓，巴墓与楚墓差别明显。一般说来，巴墓形制较小，墓圹呈狭长形，深度较浅，随葬品很少，以作战兵器和生活用圜底器为主；而楚墓不仅形制大，随葬器物也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巴墓多集中分布在长江支流沿岸一带，如，彭溪河沿岸的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乌江沿岸的涪陵小田溪等。从石匣子一带发现的巴墓与楚墓所占比例而言，可以观察出楚进巴退、楚退巴还的现象。不过，在田坝河墓地还发现了一座随葬有楚文化特征器物的巴式墓葬，说明当时的部分巴人与楚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关史籍文献中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文献记载的属实性。在这一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州以东”本为巴人之地，楚人为则由东面楚国腹地移民而来，且为数不少。楚人为什么要移民于此呢？我们认为可能出于以下三种动机： 第一，从史籍文献来看，这是楚国对外扩张欲望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庄王时曾“中原问鼎”显示了楚国强烈的扩张欲望。楚国地望在三峡以东，溯流而上移民三峡以西理应也是对外扩张的表现。巴楚两国，大致上以瞿塘峡为界，各处东西。战国以前，两地文化各具特色，相互影响的迹象少见。随着楚国的强大，不断向四周扩张。据考古发现的资料，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巴东、秭归等地发现的楚文化器物的时代普遍要比石匣子一带的早，这正是楚势力步步西进的印迹。 第二，从当时社会局势分析，这是楚、秦两国对峙的需要。秦国的不断强大使楚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受到牵制，争取掠夺巴国的领地就成为楚、秦的首要战略。楚国溯水而上，西进巴国腹地，在忠县石匣子一带驻兵，便于遏守水路咽喉，以攻为守，当为上策。至秦从南北夹攻楚国，拔郢都后，这一据点便失去了战略意义，典型的楚文化墓葬随即消失。 第三，从这一带的自然资源状况来看，争夺盐业资源是楚国的经济目的。忠县一带富有盐业资源，自古以产盐而闻名于世。据地质部门测算，仅万州及附近地区每年流失的盐岩资源约30万吨之多。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曾用圆桶法取河中盐泉的卤水制盐，这是当时巴国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盐是巴国的经济命脉，而贩盐、售盐则又是巴国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巴国由弱变强的根本原因。而楚国基本无盐业基地，食盐来源依靠巴地。据此可见，楚势力的西进，不外乎是控制峡江地区，掠夺这一地区的盐业资源。 另外，关于是否是楚国主动移民于此尚不能肯定。《华阳国志•巴志》载：“战国时，尝与楚通婚。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而据有关文献史籍记载，巴蔓子将领的家乡就在忠县，殉国后人们为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在忠县立庙建冢。由此推测，巴蔓子请师于楚，将其屯于城东也是有可能的。关于巴蔓子请师的时间，有学者考证是在公元前377年前后［22］，这正是战国中期偏早阶段，而石匣子墓地发现的众多战国中期偏晚楚墓正好与其互证。 五、结语 石匣子一带楚墓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东周时期，三峡地区的社会局势和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这批楚墓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楚人在战国早期，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到达这一地带。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还应有部分巴人，巴文化的一些因素也影响着楚人。战国中期以后，移居此处的楚人数量大增，楚文化因素增多，而巴人多数退居到长江支流一带。随着秦国势力发展强大，到白起拔郢前后，楚人势力就退出这一地带。楚势力东迁后，巴人又回到了此地。在石匣子楚地发现有巴墓打破楚墓的现象即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