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感知

浅论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感知

一、研究区域概况

漓江流域是我国发展旅游业最早的地区之一,旅游开发始于南朝,唐宋时已成为闻名的游览胜地。旅游开发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漓江流域常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的主要景点200余处,拥有2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13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9处国家3A级旅游景区。有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12家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其中漓江风景名胜区是漓江流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区,是国务院审定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第一批5A级旅游景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风景最美的岩溶山水。经过多年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漓江流域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最近几年,以桂林为代表的漓江旅游的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呈逐年上升态势,据《桂林市2005-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桂林市全年旅游接待人数2246.3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68.30亿元;2011年全年旅游接待人数27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18.34亿元。

二、研究设计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对居民感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本研究的问卷以结构式项为主,问卷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学历等;第二部分是居民对当地生态旅游的感知,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共计26个指标;第三部分是居民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的态度。问卷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Scale)计分,将每个测量项由强至弱分为五个等级,对题项持“强烈赞成”态度的计5分、“赞成”态度计4分、“中立”态度计3分、“反对”态度计2分、“强烈反对”态度计1分。笔者于2012年8月下旬,采取接道拦截和上门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在阳朔县城及周边社区对当地居民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员帮助被调查者理解问卷并当场收回,以保证问卷质量及回收率。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113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88%。利用SPSS19.0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见表1。

三、居民对生态旅游影响的感知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对测度居民感知的26个指标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研究以SPSS19.0运算后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a)作信度评价指标,经计算标准化项目的克朗巴哈系数a=0.800,即总可信度达0.800(见表2),与纳诺利(Nunnally)推荐的0.70的标准系数相符,因此可以认定这26个指标的信度较高,基本能反映要测量的概念;然后进行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李克特量表的使用方法中,一般认为总体等级评分值在值域[1,2.5)内,则表示反对,在[2.5,3.5)内,则表示中立,在[3.5,5]内,则表示赞成[3]。从居民感知调查结果(见表3)发现正面感知的测量指标有14个,其中X1、X2、X3等10个指标的评分均值在4分以上,即表示高度赞成,且标准差也相对较小,赞成率达80%以上,说明大部分居民对生态旅游表示支持和赞成;X22评分均值小于2.5分,即表示反对,说明居民认为生态旅游开发没有使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对负面感知的测量指标有12个,其中X6、X7等10个指标的评分均值大于3.5分,即表示赞成。

(二)因子分析

1.量表转换。因子分析可以对多维变量进行降维,有利于用较少的综合性指标表示出大部分的有用信息,因而可以起到简化数据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量表中26个生态旅游感知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将其综合成几类影响因子,提高研究的清晰度。由于量表中26个指标有反向提问的项目,所以将反向提问的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强烈反对的计5分,反对的计4分,中立的计3分,赞成的计2分,强烈赞成的计1分。

2.因子检验。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首先对原有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确定指标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检测结果显示,KMO检验得出的KMO值达0.818,高于临界值0.5(Kaiser认为KMO值必须大于0.5才适合因子分析),通过了KMO检验;同时Bartlett球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556.287,即很大,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为高度显著,也通过了Bartlett球度检验,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具有显著差异,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3.公因子提取。公因子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特征值选取SPSS默认的大于1,特征值大于1表明该项有意义,并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将因子得分保存为变量。首先,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见表5),以突出各个因子的实际含义;其次,通过因子载荷进行因子萃取,一般认为因子载荷大于或等于0.5的变量可以被萃取;再次,经过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和因子萃取提取公因子(见表6)。通过以上步骤从26个指标中提取出4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093%,即解释了总体变异的61.093%,能够解释大部分变量,涵盖大部分信息。

4.公因子命名。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7),各指标对各个公因子的因子载荷量不一样。第一类公因子显示出高载荷的指标有9个(X1-X8、X11),其中7个属于正面的经济影响指标,2个属于负面的经济影响指标。第一类公因子主要解释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将其命名为经济因子,方差贡献率达23.065%。第二类公因子显示出高载荷的指标有5个(X9、X10、X13、X16、X20),其中3个属于正面的社会影响指标,2个属于负面的社会影响指标。第二类公因子主要解释生态旅游的社会影响,将其命名为社会因子,方差贡献率达13.804%。第三类公因子显示出高载荷的指标有7个(X15、X21-X26),其中2个属于正面的环境影响指标,5个属于负面的环境影响指标。第二类公因子主要解释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将其命名为环境因子,方差贡献率达13.561%。第四类公因子显示出高载荷的指标有5个(X12、X14、X17-X19),其中2个属于正面的文化影响指标,3个属于负面的文化影响指标。第四类公因子主要解释生态旅游的文化影响,将其命名为文化因子,方差贡献率达10.663%。

(三)样本聚类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在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时主要采用了聚类分析方法[7]。本研究以经济因子、社会因子、环境因子和文化因子四个公因子得分为聚类变量,通过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analysis),把具有不同因子得分的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AmbivalentSupporters)、热爱者(Lovers)、顾虑者(ConcernedforaReason)、现实主义者(Real-ists)和憎恨者(Haters)五大类群体,分别占总样本的26.67%、12.38%、18.10%、33.33%和9.52%(见表8)。

1.有矛盾的支持者。有矛盾的支持者占26.67%,社会因子得分均值(0.9167575)明显高于平均水平(0),高度肯定了生态旅游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因子得分均值(0.0522756)和环境因子得分均值(0.2986401)稍高于平均水平,对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感知不强烈,轻度肯定了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6085077)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指责生态旅游对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

2.热爱者。热爱者占12.38%,比重较小,四个因子得分均值在0.4到1之间,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全面肯定了生态旅游带来的正面影响;经济因子得分均值(0.939461)最高,这类群体对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强烈,切身感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

3.顾虑者。顾虑者占18.10%,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5963568)和经济因子得分均值(0.8998384)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对文化和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强烈,高度肯定了生态旅游带来的文化和经济效益;社会因子得分均值(0.5963568)和环境因子得分均值(-0.070734)接均水平,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感知较弱。

4.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占33.33%,比重最大,经济因子得分均值(0.4127422)和环境因子得分均值(0.3596066)都高出评价水平,对经济和环境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烈,肯定了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而社会因子得分均值(-1.3950059)和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5438944)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对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负面感知强烈。

5.憎恨者。憎恨者占9.52%,比重最小,四个因子得分均值都低于平均水平,全面指责生态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环境因子得分均值(-0.7568200)最低,这类群体对环境影响感知最强烈,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者特征。

四、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态度

为研究漓江流域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态度,我们在调查表中设置了四个选项:“大力度发展、适当发展、无所谓和不要发展”。经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居民支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占总样本的61.0%;部分居民认识到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支持“适当发展”生态旅游,占总样本的35.2%;只有极少数居民支持“无所谓”和“不要发展”生态旅游的选项,分别占总样本的1.9%。

五、结论与讨论

漓江流域生态旅游快速发展对旅游地产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社区居民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之一,其对生态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漓江流域内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的影响感知存在明显差异。研究总体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影响的感知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根据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感知分析,将社区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热爱者、顾虑者、现实主义者和憎恨者五大类,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总体上肯定了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对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大部分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持支持态度,部分居民认为要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只有极少数的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持无所谓和不支持态度。生态旅游发展旨在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和负面影响问题,但在对居民的感知研究中仍然发现生态旅游发展会对生态环境,特别是社会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生态旅游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深远,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制约着生态旅游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黄华乾、王金叶、孙浩、马伟坚、段孟霄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广州市海珠区工商业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