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秀娟 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在2007年南京召开的阿登纳跨学科伦理会议和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以韦钰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明确指出，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高度时，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不再是知识问题或智力因素，而是道德问题或伦理环境因素；同样，以恩格哈特为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学家也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如生殖干预技术、克隆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新能源利用技术等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伦理架构和道德底线，使社会的伦理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时代的智识之士已经深刻意识到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思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这使得在什么层面上思考和以什么方式切入科技伦理问题变得紧要起来，这意味着，唯有先思入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进入思考科技伦理问题的视野，展现出科技与伦理相互关联和相互契合的内在维度，进而探究出科技伦理在21世纪发展的可能路向。
一、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视景下的科技发展之困境
古希腊科学通过沉思性的观察方式，以“理论”的样态呈现出来，不关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技艺制作。在重视“思”的精神生活氛围中，科学根本不屑于为技能和技艺的改进发挥理论驱动功能，它只是用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知道真实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于人们对世界观的理解和确立。作为“理论”的古希腊科学切近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没有涉及与技艺制作之间的功能关系，而近代科学把实用目的引入到知识的基本功能之中，开启了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1］，这一维度彰显出科学在现实生活和实践行为中的效用性，建立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是它固有的张力。近代已经架构出它们相关联和进一步发展的桥梁，高科技的出现是这个基础完善的结果，也是使得这个基础进一步完善的新起点，它彰显出了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今天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每次突破和提高都是在与技术的每次发现和突破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实现的，这意味着“科学为了其自己的理论目的，需要一个日益精巧的、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现代技术作为它的工具，这种工具是科学自己给自己生产的，就是说，科学向技术订购了这种工具”［2］。今天的科学自身具备着技术的本质特征，科学向技术订购的自产自销的工具来自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凭借技术这种工具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将开启出为世界所角逐的新领域。反过来说，技术将以此领域为新的起点进行实践并在整个世界内发挥作用，它以其经验为科学提供滋生问题的温床，科学以此为手段提高理论水平。从这个层面上讲，科学是为解决技术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产生的，沿着技术实践给定的方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科学在借助工具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又将成为技术实践的新起点。这个过程无须假借外力，自身就具有无限循环的动力机制，科学和技术在这种相互反馈的运动过程中共生共长、相互依存。在这种相互反馈的运动过程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通过科学和技术完全嵌入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中体现出来，而它们的完成只能借助于科学和技术的功能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并且这种落实反过来又会深化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性的链条式关系，不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科学不再与技艺制作无涉，而是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应用领域相关联，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突破以彼此的发展为前提，且这种突破被迅速地应用到生产领域。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找到了实验和证实的平台，以这个平台为基础，科学和技术为这个平台提出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之道，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它们之间的每次突破都会被快速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
这一点即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疑是当代科技发展最典型的特征，它的生命力源自于三者之间的彼此相互允诺，“进步”是它们可以相互允诺和得以继续相互允诺的动力和目标。自培根以来，知识给予人类的允诺是它能够不断地促进人类进步，“隐藏在这一看法背后的，是认为知识或者认识的历史可能是一个不断的、直线发展的，即进步的历史”［3］。科学的无限期的进步为技术的不断进步开拓发展和选择的空间，这一反馈的结果就是技术的进步为科学的进步拓展了提升的平台。它们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允诺，就是不断地把它们的成果投入到生活的实践领域和生产领域，所带来的显著后果是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行为将被视作它们持续进步的新起点，以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为特征的科技发展向世人允诺的理想是它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
但“‘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的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4］。进步并非中立性地携带着特定目标前进决定了进步具有特定的意图，它的特定意图建立在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它的某些特定意图终将以改善人类处境的某种或某些其他可能性为代价，因为它不可能穷尽改善人类处境的所有可能性，并且从逻辑上来看，它也没有办法和能力来预先断定哪种可能性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至于遭受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科技发展的持续进步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对现有的生活状况的改变或破坏，将面临着失去从整体上真正改善人类处境的可能性，遗漏能够真正改善人类处境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失去和遗漏会形成强大的负面效应，冲击着科技发展所允诺的持续进步，并让这种允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科技发展趋近这个临界点时，它就会遭遇生存的悖论。由为着实现进步的理想要求而来的特定目标，可能会在某个方面甚至从根本上摧毁进步的理想；悖论的产生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遵照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允诺进步并确定某些特定目标，势必会把科技发展推向悖论的生存境地，因为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确定某些特定目标，它要求的是无限地进步和不断地确定某些特定目标，而这些目标有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被断然地否弃。否弃是它的内在旨趣，它指向某些特定的外在目标，而不会为这些外在目标作任何停留，它需要的是不断地实现和不断地否弃。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存在的目标都不能体现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对进步的允诺而言，这些特定目标都是作为手段而被希求的，意欲改善人类处境的最初目的竟然沦落为使得游戏得以永恒进行的筹码。#p#分页标题#e#
手段和目标之间没有平衡点和饱和点，手段逼迫目标无法确定自己的最终方向和停住自己的脚步。在控制化和预测化的框架中，对手段的意欲和偏好使得目标的实现成了“一种促逼”［5］。这种“促逼”是在挑战和挑衅的意义上被提出的，它不是由事物的本性而来，使其本性在事物实现过程中完全真实地展现出来，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事物自身，这种方式是通过“摆置着该事物的订造”［5］（933）表现出来的。控制化和预测化两个维度决定了科技发展之进步所确定的目标以促逼的方式在摆置和订造中实现，通过摆置和订造的方式实现的目标不再能碰到它自身，亦即它的本质，它已经失去了它自身，它只是手段链条的一个环节，作为存货和持存物而存在，这是它在该逻辑框架中的命运。在促逼的意义上接受摆置和订造，再也碰不到事物自身和人类自身，只能在控制和预测的层面算计和遭遇事物，它们的本性已经逃遁而不见踪迹，这将成为人类生活中无法散去的阴霾，给人类带来深度的恐惧，更遑论改善人类的处境。在促逼的意义上实现和展现的事物，被赋予的是摆置和订造链条上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目标，它不是从整体方面被赋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它可能就丧失了从整体上理解事物本性的全面维度，而这将会虚空某些事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科技发展没有顾及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它们的整体意义，无法周全生活的意义，与整个生活的目的产生冲突，把自己卷进生存和发展的悖论之漩涡。依靠科技发展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因为困境的根源来自于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引起的悖论。因此，要走出困境，我们必须改变由科技发展内在逻辑而来的思维方式，借助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渗透，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二、揖别困境之路展现出科技－伦理的相契之维
伦理学和伦理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揖别这种困境提供了契机。在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精神本义的考察中，伦理学被理解为“深思人的居留”［6］，伦理被视作人的居留地和居所，伦理学的本义是深思如何能把人带到自己栖所的近处，如何把人的本质扣留在归属于自己本性的居所之中，由此维度而来的伦理学和伦理思考就是原始的伦理学和原始的伦理学运思，它关注的是事物如何怡然地归属于自己的本性，而不是被蛮横地要求接受摆置和订造。
伦理思维作为一种相与思维，关注的是现实的生活本身，寻求的是万事万物共属一体的相与之道，而不是仅仅从控制和主宰的角度对万事万物提出蛮横的要求，从而使它们的价值和本性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在场和敞开。真实的在场和敞开发生于对话和参与的共属一体的嬉戏中，理性和知识的进步带来的在促逼意义上的到场和在场从根本上偏离了自己的栖所和居所。
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缺乏相与式的伦理之维，在它的思维方式中只有作为手段的存货不断地得以实现和到场，而没有考虑整体相与和体贴的运作方式。“相与”的伦理思维是一种态度、一种考虑和尊重每个个体的目的及意义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度量，一种把每个个体和每种可能性尽可能都纳入到整体中来的度量。没有了这种态度和度量自然会产生科技在发展过程中的悖论。伦理思维对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的渗透，可以从根本上纠偏科技发展内在的思维方式所引起的悖论。在伦理思维的渗透作用下，科技发展内在的思维方式在为进步而确定某些特定目标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目标本身存在的目的、意义和它在人类整体生活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生活的整体意义是不能丢失的，个体的价值也必须得到体现，个体和整体如何相与纳入了科技发展的内在思维之中。以这种思维方式运作的科技发展就不至于在摆置和订造的意义上使每个个体作为存货而到场，也不至于用某种或多种改善人类处境的可能性对另外的可能性形成某种程度上的霸权。因此，科技发展带来的持续进步就会到达伦理学深思的居所的近处，真正改善人类的处境，让他们体验在家的幸福。
科学、技术、生存的一体化特征使得科技发展走下了“理论”的神坛，走进了人的现实生活；为着进步理想而实现的每一个特定目标都会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它不是摆置和订造过程中的一个链条，而是作为与整体共与的个体真实地存在着。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无法处理个体与整体共生共与的问题，伦理思维方式的渗透，让科学、技术、生产在一体化的运作过程中能思及它们的运作是否有助于事物的本性扣留在自己的居所之中、是否偏离了个体与整体、个体与生活本身的相与性，处理好它们的运作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影响及出现的问题。凭借手段与目标两者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单线思维和单向逻辑无法应对整体的生活本身出现的问题，以伦理思维为特征的伦理学为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揖别悖论和生产困境指明了方向。其实，“伦理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超个体的整体的成员，伦理主要是来处理同他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对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也同个体对整体的义务以及从整体那里所获得的利益有关”［7］。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基本上生活在科技产品时代，但它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和适应自然界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无法妥善地处理在改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冲突和不均衡以及个体与整体的权利和责任问题，导致它最后偏离了幸福的轨道。伦理学的渗透，让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如何周全整体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而不至于为了某个目标的实现失去整个生活的重心。
无论是科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还是技术成就的进步，甚或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扩大，最终都应该服务于生活的整体目的和意义，这是它们生命的源泉，唯有这样，科技发展才会真正改善人类的处境。因为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每次确定的特定目标都意味着依靠科技的内在力量去实现它，并且对象化到现实世界并对人们的生活世界产生影响，所以科技发展允诺的进步不是一个中立性的术语，它不仅意味着目标和方向的设定，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目标和方向的实现、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实践和应用。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目标和方向的设定和实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实践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纳入考虑的范围，对影响的好坏进行权衡，以此做出相应的改变和应对。伦理对科技发展的渗透是来自科技发展内在力量的要求。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引起的悖论会从根基上把科技发展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因此，科技发展内在地具有把伦理的渗透和调节机制引入自身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诉求，以之转换发展路向，揖别自身内在逻辑中存在的悖论和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科技与伦理的生态整合和生态发展
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使得科技发展内在的控制逻辑偏好于手段，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偏离生活本身的目的轨道，出现意义偏差，滑向自我坠毁的深渊；伦理在科技发展的内在理论诉求下渗入进来，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内在渗透展现出改变和拯救科技发展坠入深渊的命运的视野。从这个角度出发，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问题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科技伦理问题起初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伦理如何在渗透的过程中与科技发展一起解决科技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悖论问题？随着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两者相互作用的加深，科技发展引起的悖论将会对伦理的渗透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反馈作用和冲击力，因此，伦理在渗透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在对方的反向作用力下对自己的理论诉求和精神旨趣予以考虑并作出改变，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当我们的时代从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和切入问题的时候，科技伦理已完全展现了它之所以成为时代问题的本质。科技伦理成为时代问题的本质和缘由向我们开启了进入科技伦理问题的视野，拓展出了科技伦理在21世纪发展的可能路向。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高度，制约它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伦理道德问题，它的内在理论张力要求伦理对它自身的发展逻辑进行渗透；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将会使社会的道德底线和伦理环境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引起伦理在渗透的过程中反向深思自己的价值指向和精神旨趣，这二者是我们理解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维度和切入点，它们同时开启了我们进入科技伦理问题的生态视野，在此视野内，科技伦理的生态发展路向便彰显出来。
科技伦理成为问题的维度和切入点开启了我们进入科技伦理问题的生态视野，生态视野要求我们以生态的方式进入此维度和切入点，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生态的方式进入科技伦理的问题域，要求我们在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时代观察和思入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联。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使科技研究和科技成果迅速地与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建立了紧密的利害关系，因此，科研的方向和成果的运用必须周全到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科研执行和成果的取得过程中遇到的科学性难题可以依靠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以及由此激起的知识进步来解决，但在对科研方向的制定、科研过程中和成果的运用中面临的一系列生活难题和好性难题，却无法凭借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给以应答。生活难题和好性难题关乎的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虽然科技发展的渊薮也是为着体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科技发展自身却无法处理它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机制给自然界和现实生活造成的巨大落差和不平衡，无措于如何平衡这些差异和如何葆有切近生活的意义的体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现出科技和伦理之间的相互关联。伦理思考的是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什么是好的以及如何才能体现这种好性，伦理最终的目的是思考如何在我们的所思和行动中临近生命和生活的近处，栖息于它们的自然本性中，借助科技发展的成果和影响，伦理的深思焕发出现实的生命活力。科技与伦理生态关联的是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在此视阈中科技与伦理进行生态整合。真正的生活不仅关注物质的进步，而且关注物质进步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命赋予的意义和价值；生活的舒适不仅体现为物欲的满足，而且还体现在活得更体面和精神更成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个体性，而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建立在促逼和手段偏好的基础上，而是发生于相互尊重和相互维护的和谐共处中。科技伦理的生态视野开拓出科技伦理的生态整合和生态发展路向。在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时代，面对科学的现代化，科技伦理转向了生态的发展路径。科技不再是与伦理无涉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理论和知识，它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科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验和实践的过程中对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整体存在肩负着人文性的责任。肩负着的人文性责任和对责任的承担已经彰显出了科技伦理的生态发展路向。
在科学理论、技术制作、经济生产的一体化中，科技发展全方位地渗进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世界，全球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科技的实验、实践、应用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事关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因此，如何分担和承受责任，如何分配和享受科技发展的资源和成果，如何保护好我们生活的整个自然环境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如何在不损及后代生存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唯有在科技与伦理的生态发展路向上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在科技与伦理的生态互动和生态发展的维度上厘定这些问题的底蕴，由此应对这些问题向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生活提出的各种诘难。在生态互动和生态发展中，科技发展提供的物质平台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突破了原有的伦理架构，变革了社会的伦理环境，伦理在科技时代面临着如何重新界定它的时代意义和存在价值以及赋予上述问题以时代性和新的伦理底蕴的任务。对问题的时代性和伦理底蕴的重新厘定，把科技发展带到了葆有生命力和发展的根源———科技－伦理的生态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生态整合和生态发展是科技在发展过程中揖别自身面临的各种悖论和困境的最佳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