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文1
人脉，顾名思义，即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现代汉语词典》对人脉的解释为：“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有的学者根据人脉的来源或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从哪里获得，将人脉分为六类：血缘人脉、地缘人脉、学缘人脉、事缘人脉、客缘人脉、随缘人脉等。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在满足人们需求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际关系简单地分为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如关爱、温暖、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个人因某种需要或目的与不很关联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种时效性关系。无论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它们都是个人正常、健康、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另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权力依附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权力网”；利益相关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专业网”；情感交融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人缘网”。前两种人际关系主要受理性逻辑支配，维系这两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披着情感“外衣”的权谋和利益；最后一种人际关系主要受“情绪逻辑”支配，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格认同。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问题一：有人认为现在是个“拼爹时代”，你认为？该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考察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从结果来看，认可（36．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正确”和“正确”）明显高于否定（21．5％的学生选择了“不正确”和“很不正确”）的认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达41．6％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问题二：“拼爹时代”中的“爹”你认为是（可多选）。对于“拼爹时代”所谓的“爹”，“用得上的关系户”认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选“有钱人、有权人、用得上的关系户”（26．4％）。或许大家觉得“有钱人”、“有权人”可以是“用得上的关系户”，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应该受到重视。问题三：与我无关，主要还得靠自己。该选项意在考察学生对将来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取向。结果显示，作为相对高素质的大学生，被调查学生在靠自己发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绝对大的比例（68．2％）。说明关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还是自己。同时四分之一强（25．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家对当前个人决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处于矛盾之中。
2．对各种人际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按照“重要”与“非常重要”选项选择结果合并解释为“相对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与“最不重要”选项解释为“相对不重要”。通过对比发现，排列前6位的人脉关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心目中这些人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与相对不重要性是非常稳定的。后面的人脉关系相对有些错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显，基本上都在相邻或隔一个位置的顺序上出现，说明大学生对这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有细微的分歧，但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将大学生心目中的人脉关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家人”、“同学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识的亲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上大学前的同学”6种人脉，认为相对重要的超过了六成人数。与预料一致，家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说明最直接的血亲浓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无以替代。各选项中，“说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这相对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显然不成比例。选择前者的学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自我顽强奋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证明了学生对于这种纯粹友情的珍视和对这种关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舍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除了家人，还会有谁能够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这种感情是永远难以割舍掉的。可能因为调查对象是大学生的缘故，大家对“有知识的亲戚”的信赖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预料，彰显了学生对知识重要性的认可与依赖。尽管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证明“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不靠谱，但相对于当前日益异化的社会来说，知识的力量永远是正作用。金钱和权力只能给予你一时的帮助，而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人的指导、示范或塑造作用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共同爱好”是大学生走到一起寻找快乐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运动、郊游、看球赛、打游戏、去图书馆等等，这些爱好为彼此之间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很多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此类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作为曾经在一个“战壕”内艰苦奋战的“战友”，53．2％的学生依然惦记自己原来的同学，认为比较重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发小（问卷后面的列举中很多人列出）、小学、初高中同学。这份感情的确值得珍视。第二大类以相对重要性比例在半数（班主任或班级导师为49．6％，这里视作半数）及以上、六成以下为标准，包括“专业课老师”、“有权的亲戚”、“上大学前的老师”、“恋人的家属”、“班主任或班级导师”5种人脉。作为专业课老师，我们在看到结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会在学生心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有些不安。当前社会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强，能坐冷板凳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还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相对重要，一来说明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看重，二来也说明学生比较认可专业课教师的授课等相关能力水平。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权的亲戚”得到大学生的重视绝对无可厚非。
众多的“萝卜招聘”现象无不强烈昭示着现代社会依然是有权人的天下。上大学前的学习生涯在中国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学生们由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老师们的不断灌输，掌握了考上大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恋人家属”选项是前测结束后增加的，数据（51．1％）显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学生的认可。现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级导师”，通常由专业课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们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但这样往往容易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畅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师还是非常负责地去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的。所以调查结果（49．6％）显示该角色的认可度比较好。第三大类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为标准，包括了“辅导员”、“有钱的亲戚”、“邻里”、“老乡校友”、“院系领导”、“大学其他同学”、“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种人脉。“辅导员”的角色在当前的高校当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和辅导员相联系，甚至学习也受其很大的影响，为之“翘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结果显示认为相对重要的占了相对多数（44．2％），选择一般的占了35．6％。在将来的社会中生存，得到“有钱的亲戚”的支持和帮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43．9％的人选择了“一般”，41．5％的人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说明在大学生的心目中，金钱的力量在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观念。只有10．9％的学生选择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曾经那么亲切与和谐。然而现在社会的转型使得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部分异化，尤其对城市社区里生活的学生来说，邻居之间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邻里关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这个词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汇，老乡彼此之间的照顾感觉很贴心。随着大规模的扩招，大学内老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和关系就显得淡漠起来。45．2％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选择了“重要”，地缘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院系领导”之于大学生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36．1％的学生选择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认为“一般”（39．6）的学生比例。事实上，从培养和就业的角度，院系领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从课程设置和就业推荐等方面显示出来，不过学生似乎觉得影响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学中的其他同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高达52．1％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重要性一般。学生会干部似乎是积累人脉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数（47．9％）的同学认为这种关系对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从“重要”（28．7％）与“不重要”（10．8％）的对比来看，还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证明可用之处还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类，重要性认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课老师”、“加入社团的朋友”、“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普通朋友”、“经常交往的网友”5种人脉关系。“公共课老师”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太好，事实证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选择相对重要的学生比例（26．7％）超过了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学生比例（20．4％）。另外还有5．2％的学生处于纠结状态，表示“说不清”，近半的学生（47．6％）选择了“一般”。这里面的原因不应该单单归结为教师的问题，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因素也是影响学生评价的重要方面。大学生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相关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加入社团的朋友”的重要性认可度一般（51．5％），或许很多人进到社团之中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而对于结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对较淡。当前大学生社团日益权力化和势利化趋势也对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响。对于“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多数人（48．1％）持中立态度，否定（23．8％）与肯定（22％）意见基本持平。显示目前的学生对这种人脉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太自信，毕竟在社会职场中这种关系相对较淡。区别于同学，大学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经过一定交往，彼此之间会成为“普通朋友”，但这种关系因缺乏长久的联系而相对较淡。但其中有17．4％的学生认为这种关系还是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帮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网友”在当前信息时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很多人素不相识，通过网络聊天结为朋友。但大学生对这种关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认可度。即使设定为“经常交往的网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脉序列的最后一位，这种结果值得思考。
3．大学生总体信息的意外与正常结果
当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我们在调查时特地强调了按所选专业的男女生比例来发放问卷。可能这次调查的工科院系相对较少，女生比例大些还可以理解。但结果显示，总体比例中女生高达63．7％，的确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类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数据再次证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确有些失常。相对于男女生比例，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农村生源占据了77．8％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应该全是90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数据却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仅仅为8．2％。统计显示，来自城市（包括县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独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只有26人是独生子女，仅仅占到3．47％。
三、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及网络构建
（一）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
第一大类6组人脉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识的亲戚”两组，其他4组全是大学生同龄人，而且都是贴心和亲近的朋友关系，凸显了大学生对同代人中具有亲密友情的人脉的深深依赖。而前两者都具有血缘关系，家长最为亲近，亲戚也血脉相连，这种血缘人脉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亲情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而有知识亲戚的重要性远高于有权和有钱的，突出了大学生潜意识中对知识的高认知心理。第二大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学生的长辈，而且其中包含了3组老师人脉。从第一层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友缘人脉过渡到第二层的长辈人脉，可以看出大学生似乎对这些人脉有某种直接而强烈的内在需求，老师提供知识，有权的亲戚或许可以提供岗位，恋人的家属则可能提供将来最为重要的家庭基础。第三大类的人脉则表现了大学生的一种纠结心态，这些人脉看起来不很重要，却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辅导员”在大学里基本上掌控了学生可以获取的除知识外的其他所有资源，但许多普通学生又的确与之打交道不多。“有钱的亲戚”在当今“众多大山”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提供最为“万能”的支持。远亲不如近邻，“邻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远不该忘记，但人们虽然对于现今社会“防盗门”的社区生态防盗功能不敢过于相信，但它隔开邻里亲情却作用明显。“老乡”，曾经多么亲切的称呼，现在却偶尔要提防，因为太多，否则最容易出现问题。“院系领导”本该令人尊敬，但现今的行政化大学时代，他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尽管本应是但绝非领导的中心，所以他们似乎有些遥远。“大学其他同学”太多了，想要记住真的很难，但当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真应该心怀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吗？“学生干部”好像早已适应了钩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态而忘记了这里是服务学生的。最后一层的人脉关系似乎显示了无关紧要的感觉。很遗憾，“公共课老师”被大学生放到了这一层，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语吧。大学生社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则“加入社团的朋友”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人力资源理论中似乎强调“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层及以上人脉，但大学生将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较难理解。“普通朋友”和“经常交往的网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吧，否则他们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对大学生人脉网络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类人脉关系可以称为心理依赖层，显然其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地位。第二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存支撑层，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活辅助层，这些人脉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为重要的帮助。第四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社交边缘层，这些人脉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学这个时代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难以体现也无从考量，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其地位如此。
四、简单讨论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2
（一）关于概念表述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四）关于破解之术
在国家医疗制度层面解决之前，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医患冲突应积极寻找破解之术，这已形成社会共识。其中，以实行“咨询、受理、调解”三免费的第三方调解方式已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为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2011年12月26日实行以来，共调解结案467起，结案率100%，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4年2月20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也曾进行了报道。“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冲突竖起了防火墙，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减压阀”。面对医患冲突，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的公安机关也在不断研究、创新化解之术。如江苏常州市公安局的“三听三算三调”法（即：听患方、听院方、听第三方；算法律账、金钱账、亲情账；联动处置、社会协同、重点掌控）；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公安分局的“六步法”实现了医患纠纷“零闹事”（即：常擦“清凉油”树牢维稳意识；用活“顺风耳”准确掌握信息；装好“减震器”，强化法制宣传；构筑“包围圈”，周密收集证据；狠出“杀手锏”把握时机严打；施展“组合拳”；联动化解争端）。就公安机关而言，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决及时打击各种涉医非法行为，打击职业“医闹”应是治本的关键之术。医患冲突是世界性现象。在寻找破解之术时，也应考察、借鉴他国经验。美国：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每一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八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四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暴力：医院的职业风险》，建议医护人员要善于与患者及其亲友沟通。目前全美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同时，一些医院还对医护人员了一些行为指南，如不要透露个人联络信息、不要用强烈的灯光和色彩刺激病人等。以色列：以色列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所掌握的4047宗暴力袭击医护人员个案中，39%与医护人员的行为有关，29%与病人有关，16%与医院管理有关，因此该国在呼吁医护人员不应该遭受暴力对待的同时，也要求医护人员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去解决矛盾，防止暴力冲突升级，在管理中应避免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医院过分拥挤等，并规范了医院管理和运作标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矛盾。印度：医院会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纹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英国：请设计公司组建了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服务设计师、急诊室顾问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使患者产生激动情绪、辱骂医护人员，甚至产生肢体冲突的原因，结论为患者不理解临床语言和操作流程，甚至对为什么有人比他们后来却先看上医生而产生不满，为此他们优化了看病流程，使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法国：法国是医疗事故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30万－50万起，可法国同时还是医疗事故诉讼最少的国家，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法律体系不支持由于医疗事故或过失引起的诉讼。但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利益呢？它另有一套医疗事故获赔偿的法律手续，不过手续极为繁琐，患者及家属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往往会半途而废。俄罗斯：与许多国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该国多项法律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及家属可拿起多部法律维护权益。
二、关于社会生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生态经济为重点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如今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更加活跃，其研究领域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如“生态宪法”、“生态化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生态化转向”等，大家对生态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党的十八大最终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肯定的是，医患冲突是我国当下不良社会生态现象的自然反应，治理医患冲突就是治理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
（一）对部委文件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4年4月出台了有关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和意见,二者对比后不难看出，仅两年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其一，从卫生部、公安部二部发文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委联合发文；其二，将殴打、杀害、伤害医生由原第四款提前置首款；其三，增加了严格控制的危险物品的种类和等级；其四，首次将职业“医闹”列入打击对象；其五，在执法程序上，从一般性警告到可依法驱散、依法带离；其六，在执法过程上，要求公、检、法“快”字为先，并对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这六大变化，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态病象的加重。
（二）社会学启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称作“社会系统”。“社会”与“社会系统”两个概念当然有侧重点的差异。社会是最为本源的概念，它等同于“人类社会”，更侧重于人群的聚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系统更侧重于社会是一个体系，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点，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说，社会具有六大特点：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是以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解读，不难发现，医患冲突双方本都是社会不同分工的组成部分，由于“疾病”的存在而必须产生交往，而交往或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视角和利益之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问题，问题积累导致冲突频现和升级，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了。诚然，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本文讨论的医患冲突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国外学者主张的二维分析法把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归结为：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我国社会学家则归结为：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情况；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发生的医患冲突完全符合这四个指标要素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其社会问题应是少量存在，良性互动的，其社会生态是一种良性、健康、令人愉悦的状态；反之，则是恶性、毁坏性、令人失望的状态。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简单事件的定性描述，冲突的多量存在和恶性反复只能证明我国社会生态不良状况的客观存在，所以单纯治理医患冲突的个案远非能真正治理不良社会生态的全部。
（三）冲突视角下的社会生态核心问题
如同治理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导致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不良生态的核心问题，但笔者以为社会信任、职业医闹和管控无矩是核心问题。由于腐败、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楼跨跨”等诸种现象的真实存在，信任危机已在诸多领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已成事实，如此，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对院方的不信任是自然要发生的。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职业“医闹”是将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的重要灰黑色力量。职业“医闹”的主体鱼龙混杂，但绑架社会，唯恐不乱是其行为的重要支撑点，如同将他人拐骗至矿井杀害，再反闹矿主出钱摆平“事件”一样，其行为令人发指，不能容忍，公安机关理应依法对其严惩。近10余年来，媒体、学者、公众等对弱者、弱势群体的解读甚多，已是人皆言弱势，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受同情弱者心态的驱使，相关部门对患者、家属及职业“医闹”违法行为的沉默无形中强化了违法犯罪的心理，由此花钱买平安、忍气?声是必由之路.管控无矩是纵容，不愿执法、不敢执法更有损神圣的国徽。
三、结语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3
高黎贡山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山区，面积280×104hm2。全区处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南延地段，山地相对高度大，气候垂直分异明显。水平基带的地带性气候为中亚热带气候，气温高、积温多，全年盛行西南风，四季不分明，干湿季明显，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的特征。11月下旬至翌年4月为旱季，日照充足，降水少;5—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7%。高黎贡山东坡主要分布有汉、傈僳、白族、彝、傣等民族，其中，汉族、傈僳族和白族是该区域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研究点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均以小学文化为主，均占总人口的75%以上。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林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打工等工资性收入。
2研究方法
2.1研究点的选择
在高黎贡山东坡，根据村落分布格局，综合民族组成、人口规模、分布海拔、与自然保护区距离及交通状况等因素，完成了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初步调查，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白花林行政村的汉龙、芒岗、芒晃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局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对象。研究点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具一定代表性。选取的3个自然村户数为35～106户，人口规模131～420人，代表了该区域内自然村的规模类型;民族以傈僳族和汉族为主，是该区域内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民族;村落海拔分别为1500m、1200m、10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同时，村落与自然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分别是0．6km、1．0km、2．2km，形成村落与保护区的距离梯度。
2.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全面进行人口统计(汉龙村50户206人，芒岗村106户420人，芒晃村35户131人)的基础上，按26%的比例抽取农户(汉龙13户、芒岗27户、芒晃10户)，共抽得50户作为作用者样本。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完成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定性分析，确定V－SES基础组分及其构成;同时，采用精细测量、逐户统计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得村落位置、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林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采用SPSS16．0完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影像数据来源于2007年SPOT－5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2．5m。应用ARCGIS9．3软件并结合实地勾绘得到的土地利用图对遥感影像进行逐块校对，矢量化生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拓扑关系。在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将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态意义，结合研究目的，选用景观水平上的边缘密度(ED)、斑块平均大小(MPS)、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LAND)共7个指数，采用Fragstats3．3分析3个自然村的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
3结果与分析
3.1V－SES的空间组分及其差异
根据遥感数据2．5m的可解译精度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土地利用状况，参照《云南植被》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村级土地覆被类型分类系统，并制作土地覆被一级和四级分类示意图。土地覆被类型分为5大类。按构建的村级土地覆被类型系统，高黎贡山东坡V－SES的土地覆被类型包括耕地、植被、建筑、水域和裸地5大类型。其中，耕地又分为水田、旱地和水浇地，植被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栽培植被，建筑主要有住宅、学校、教堂、寺庙和农村道路，划分的水域指河流水面，裸地包括矿场、荒山荒地以及滑坡地。自然植被是景观基质和主要组分类型。从景观组成分析V－SES系统的组分构成，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9．00%，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4．00%，均为V－SES系统中面积占比最大的组分类型，表明这两个V－SES的整体景观均以自然植被为基质。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其自然植被仅占总面积的1．20%，但栽培植被高达总面积的91．20%，表明该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的景观基质自然植被已被转化为当前的人工植被。V－SES的组分构成存在差异。比较3个V－SES的组分构成，其一、二级组分类型基本一致，均含有耕地、建筑、水域、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高海拔的汉龙和低海拔的芒晃有裸地，而中海拔的芒岗无裸地类型。V－SES组分构成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四级组分类型上，除咖啡在3个村均有栽培外，汉龙村的人工栽培植被包括核桃、板栗、桑树、竹林、草果5种，芒岗村包括暖温性针叶林(云南松林和杉木林)、核桃、板栗、桃树、荔枝、柑橘和竹林7种，芒晃村包括芒果和柑橘2种。从斑块面积上看，芒晃村的耕地斑块面积占比在3个村中最大，达到该村总面积的11．20%，汉龙村的裸地斑块占比面积最大，达2．50%。
3.2V－SES的空间结构及其差异
采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Fragstats3．3，选取7个景观格局指数，分别对3个V－SES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比较其空间结构的差异，得到如下结果:景观形状的复杂性: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运用分维理论来测量斑块和景观的空间形状复杂性。AWMPFD=1表示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AWMPFD=2表示边界形状最复杂的斑块类型，通常其值的可能上限为1．5。研究点3个V－SES的空间分数维值均大于1，且小于1．5，表明其边界形状均较为简单;相较而言，汉龙村分数维值最低(1．11)，景观斑块形状最简单，芒岗的分数维值最高(1．21)，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芒晃则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总体散布与并列状况: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在景观尺度上计算不同斑块类型间的相邻程度来分析景观的空间排列和布局特征。IJI值越大，表明某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相邻接，景观的异质性越大。3个V－SES中，汉龙村的IJI最大，为69．36%，表明汉龙村的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斑块相邻，景观空间排列和分布不规则，异质性高;相反，芒岗村的IJI最小，表明斑块类型仅与少数其他斑块相邻，景观空间分布最规则，异质性低;芒晃村介于上述两村子之间。景观斑块聚集度和连接性:用斑块平均大小MPS、边缘密度ED和斑块结合度COHESION等3个指数，共同表征景观的连接性和斑块类型的聚集度。MPS值越小景观越破碎;ED值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COHESION值越大，说明斑块越紧凑。3个V－SES各类型斑块的COHESION平均值都高于93．50%，说明各村斑块类型分布十分紧凑，景观斑块的聚集度较高;芒岗村的MPS值最小，ED值最大，说明芒岗村景观最破碎，连接性最低;汉龙村的ED最小，MPS最大，说明其整体连接性最好，破碎度最低;芒晃村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
3.3导致V－SES差异的原因
3．3．1自然因素
气候条件是导致V－SES空间组分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芒晃、芒岗和汉龙的海拔分别是1000m、1200m和15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导致气候垂直分异明显，年平均气温分别为20．3℃、19．2℃和17．6℃，年降水量为862mm、1016mm和1261mm;气温和水分条件的差异，导致各村土壤和植被的相应变化。这些自然因素共同决定了:1.汉龙的人工植被以核桃、板栗和草果等亚热带经济植物为主;2.芒晃的人工植被以芒果、柑橘和咖啡等热带经济植物为主;3.地处中海拔的芒岗则处于上述二者的过渡地带，人工植被兼具亚热带成分(板栗、核桃和桃树)和热带成分(荔枝、柑橘和咖啡)。地貌对V－SES的组分构成有影响，但对空间结构影响不大。高黎贡山东坡具有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低海拔地带受河流切割而地形破碎的地貌特征。相应地，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和低海拔的芒晃村，其系统组分中均出现以滑坡地为主的裸地斑块。然而，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景观形状复杂性、景观空间格局和连接性等指标，均呈现出汉龙和芒岗位于两端、芒晃居于二者之间的状态，与V－SES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一致。表明地形地貌不是影响V－SES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需要探究其他方面原因。
3．3．2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压力对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影响显著。地势相对平缓的中海拔地带是高黎贡山东坡人口集中分布区，也是村落历史较为久远的区域;且发展形成了高度依赖于种植业的典型农耕社会生态系统。3个V－SES中，中海拔的芒岗村人口最多，是高海拔汉龙村的2．04倍和低海拔芒晃村的3．21倍;人均土地面积芒岗为0．38hm2，汉龙为0．88hm2，芒晃为2．61hm2;人口压力是导致3个V－SES空间组分不同的主要原因，人工植被在芒岗、汉龙和芒晃分别占总面积的91．20%、43．50%和42．61%，而自然植被分别占1．23%、49．04%和44．04%，芒岗村的绝大部分自然植被已被人工景观取代。同时，芒岗村的人口压力和村落发展历史，共同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空间分布最为规则、景观异质性最低的V－SES空间结构。市场需求是驱动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1996年3个V－SES中仅芒岗和芒晃有四旁零星种植的咖啡;至2013年，汉龙、芒岗和芒晃的咖啡种植面积已分别占到本村总面积10．43%、60．68%和41．21%;期间，国内外咖啡市场的变化，是导致当地大面积种植咖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使芒晃村的耕地面积始终保持在总面积10%以上;同样为迎合市场需求，芒岗村的景观组分中出现了以杉木为主的暖温性针叶林斑块(约占总面积的4%)。因此，受市场驱动的经济植物及其种植规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外部政策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存在影响。近年来，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的加强，距离保护区仅0．6km的汉龙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发展了与生态旅游和观鸟相关的服务业，涵盖交通、旅店、餐饮和导游等。由于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汉龙村不断增加的丢荒裸地景观，表明其社会子系统对自然子系统的压力正逐步下降或转移;同时表明其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变化仍在延续。
3．3．3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是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平缓、低海拔地带地形破碎，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这3个地带上的V－SES的空间结构，与地形地貌特征并不完全一致。地势平缓的芒岗村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的空间分布最规则、景观最破碎而异质性最低的空间结构，相反，地形破碎的芒晃村由于干扰强度低，其空间结构在斑块形状复杂性和景观破碎度上都低于芒岗，而地势陡峭的汉龙村在人类作用影响下，呈现出斑块形状最简单、连接性最好而异质性最高的空间结构特征。社会经济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影响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在产业选择上受到气候条件的约束，尽管受国际咖啡市场影响，汉龙村种植咖啡的愿望强烈，但由于热量不足，仅在该村海拔较低的地段出现咖啡种植斑块。相反，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荫蔽的常绿阔叶林为其草果种植提供了条件;自然保护区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也为该村发展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虽然热量充足但降水少，属干暖河谷气候，仅能发展咖啡、芒果和柑橘为主的热带经济植物种植业，而无法种植亚热带经济植物。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则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较小，兼具热带和亚热带的多种经济植物。
4结论与讨论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4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生态的重大意义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5
（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吸收了生物学、生态学后形成的一套分析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与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理论。该理论在质疑和抛弃了不良社会行为的“个人归因”模式后，转而在更为系统、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寻找“病态”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助人方式。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H.Zastrow）与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作出了巨大贡献，二者都把人类行为的主体与包绕于其的社会环境划分为不同层次。扎斯特罗按照个人—周围群体—社会设置顺序，把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而布朗芬布伦纳则在此基础上，把宏观系统进一步分解为外部和宏观两个系统（这种说法是一种大约的区分）。根据他们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描述，结合莫拉莱斯（ArmandoT.Morales）与谢弗（BradfordW.Sheafor）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与我国隔代抚养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为方便分析，文章把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个人系统。主要包括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系统及特点。家庭系统。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所处的“祖代—孙代”家庭形式以及家庭关系模式。实践操作系统。指除家庭成员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日常在生活实践中能够直接产生互动的同龄群体、班级、老师等社会因素。外部环境系统。指包绕于隔代留守家庭的社区、学校、教育或其他公共机构等可以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服务的社会设置。文化系统。指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其他社会认定的社会准则。历史系统。儿童价值的历史认识及变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主要是父母离开的生活事件特征以及他们对事件的认知。由内及外、由微观到宏观，是影响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心理因素的不同层次系统，当然每个层次都不会独立发生作用，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境中。即微观系统中的个人行为涵聚着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因素，是这些因素的个体表现方式，系统之间存在着开放式的互动关系。反而言之，对某一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生态特征进行分析，也能够关照到这些特征最终会给群体或个人施加何种影响。查尔斯•扎斯特罗认为，了解每一系统的正常成长标识（Nor-malDevelopmentalMilestones）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标识就是个人成长状况的衡量标准，即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心理、生理、社会功能的行为方式。因此，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总是与正常的成长标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缺陷也会较多地导致群体或个人行为对社会期待的偏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清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预知他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可鉴材料，也可以在预防、矫正他们偏离社会行为时做到有迹可循。
（二）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特征
1.个人系统特征
当前研究成果大多数认为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但是笔者通过与两种儿童直接谈话与问卷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一般留守儿童以及非留守儿童在生活认知、言语表达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同年龄段儿童相比，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比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人自主能力较强，自尊水平较高。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对来自家庭、学校的压力事件表现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力上呈现性别差异与年龄上的两极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吃饭、洗衣等生活问题对祖父母依赖较大，初中儿童生活能力很强而小学儿童很弱。从学习能力上看，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学习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学业成绩与普通儿童差异不大。
2.家庭系统特征
在家庭结构上，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空间直接与祖父母产生互动，而祖孙代际之间年龄差距过大，生活历程与信息接受程度大不相同，使得二者在互动中出现诸多困难。在笔者所调查的隔代留守家庭中，祖父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不足10%，绝大部分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在与祖父母的互动中，生活上高度依赖而情感互动又极不充分。与父母亲生活距离的拉大，造成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相对匮乏，情感互动的形式多为电话沟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多来自于“言传”而非“身教”，较多的互动产生于父母对子女较为宽松的经济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扩展性家庭成员，比如叔伯、姑姨等在家庭系统中的作用相比普通家庭更加明显，在生产帮助、节日团聚以及日常探望中与隔代留守家庭的互动更加频繁。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一般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的家庭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父母对子代负有的抚养、监管、教育与情感功能，绝大部分都转嫁给了祖代，但除抚养功能尚可替代外，祖代对监管与教育功能的承担实属力所不逮，而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互动不是其他情感方式所能代替的。
3.实践操作系统
实践操作系统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互动发生强度与频率最高的生态系统。同龄群体由于学习经历、心理发展水平相近，彼此间更加容易交流，因而具有其他人群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分析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同龄群体的关系，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能否主动适应并融入同龄群体；第二，同龄群体会不会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进行“标签化”，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不够。经过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对同龄群体的融入与其他类型儿童没有区别，同龄群体也没有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倾向，接纳程度主要依赖于儿童的个性表现。但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同伴关系中具有“自我标签化”倾向，即更容易接纳那些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小学阶段，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儿童与班级的关系，班级不仅是学习组织，更具备自我管理的功能，有班干部、课代表、组长至普通学生的层级结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能不能具有在层级上端扮演角色的资格以及会不会受到这种层级结构的排斥，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师生关系是学习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老师的双向关系中，老师不会对他们在情感与心理上具有排斥感，相反，都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格外的关照。调查中老师普遍认为，如果抛开个体，整体来看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学习上还是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的，但老师将此归因为缺乏了父母对学习的监督而祖父母自身知识水平较低，无法对儿童在学习上提供帮助。在儿童对老师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的联系中，总体来看老师充当了学习“监督者”的角色，小学阶段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较多，容易形成“依赖型”与“亲密型”师生关系，而初中阶段，由于学业加重而儿童自主性增强，儿童对老师的情感互动明显减少。
4.外部环境系统
外部系统是延伸于实践操作系统之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一般不会直接影响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但它们却会对儿童的家庭系统以及实践操作系统施加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正式设置中，社区是距离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最近的社会设置，但遗憾的是，农村社区基本没有对这些儿童额外照顾。在访问社区（村）干部时，他们解释的原因是隔代留守家庭数量较多，社区（村）收入较少且村里也没有人手对他们进行照顾，更为重要的是，上级政府既没有针对这种家庭的相关政策，也没有额外的财政投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但是，相应的具体配套政策与措施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出台，政府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关爱大多是通过团委、妇联等组织进行。比如山东中部某县，妇联对各级学校提出必须建立“留守儿童工作站”，工作站要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但是，几乎没有学生主动到工作站寻求帮助，原因可能是学生对心理问题的忽略和认识不足，有时感觉到心理上有问题也羞于表露。很大程度上，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关注成了一种仪式性活动，即每到六一儿童节期间，妇联或团委都会为留守儿童提供篮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以及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具。教育行政机关也有专门的文件要求学校对留守儿童包括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力所可行的照顾。应该看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提出问题阶段，解决问题的措施仍然处于“零敲碎打”状态，当前的关爱行动还不能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且覆盖面较小。学校层面基本是在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妇联、团委等组织的政策框架内自主进行活动。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很多学校都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大部分学校都是针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祖代进行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安全防护等知识的培训。一些非正式组织已经开始对留守儿童开展社会工作，但是专门针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开展不够。相对来说，我国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从业人员匮乏。据《京华时报》的报道，截至2004年，我国拥有资质的儿童社会工作者仅486人，占社会工作者总数的0.3%。而美国2004年服务儿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就有27万人，占社会工作者总数的48.6%。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主要来源于高校的志愿行动，很多高校将“关爱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作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题，尤其是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
5.文化系统
根据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关系的描述，家庭在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而家庭的结构在于“两人间的关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即父母与孩子构成了稳定的家庭三角，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延绵符合“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是婚姻与家庭的基本功能，这与西方单向的抚养模式大有区别。可见，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一种绝对责任，但是祖父母对孙子女不是传统上的应有责任，何况我国一直就有“隔代亲”的俗话，因此，对孙子女的监护，（外）祖父母处于比较尴尬的角色，太严了会引起孙子女的强烈不满，太松了则很难对他们产生应有的约束力，由“含饴弄孙”到全面监管，无论是（外）祖父母还是孙子女，都难以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
6.历史系统
子女的价值认识在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前后截然不同。在这一制度实行之前，“多子多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致使在单个孩子身上，父母难以付出更多的精力与经济投资；但在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孩子对于父母的意义则急剧上升，孩子成了整个家庭的唯一重心，这造成了家庭不仅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也更注重孩子在成长中的安全，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隔代留守家庭中的祖代对孩子的心理、情感上的忽略。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自身来说，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也是对他们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最重大的生活事件莫过于父母的离开。不同年龄段儿童对父母离开的认知不同，对于低年龄段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来说，很容易产生被父母“抛弃”的感觉，但是对于高年龄段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虽然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但是由于能够理解父母外出打工对于个人以及家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父母外出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就显得不是非常强烈。当然，把历史系统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端，这是因为其他系统都受到历史系统的影响，无论是微观系统还是其他宏观社会系统，呈现的特征不仅仅是当前各种社会因素复杂交汇的结果，也是这些系统历史发展的必然。举例来说，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相比计划体制下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自身的发展也一直深受历史条件的制约。
二、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不难发现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历史系统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原有户籍制度使得他们的父母不断走进城市而又很难融入城市，但孩子价值的与时俱增造成（外）祖父母对儿童过多的保护甚至溺爱，这些又和传统价值中祖父母的角色相互叠加，致使祖父母与孙代角色的认知与承担之间产生矛盾。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党和政府对社会建设的忽略，当社会问题出现以后，针对社会问题的制度与实践措施都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压缩了非正式组织在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中的活动空间。至于微观系统，包括个人系统、家庭系统以至实践操作系统无不深受以上宏观系统的制约，但是微观系统毕竟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可以直接面对的社会互动系统，除了受到系统的制约之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也会主动性、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反过来对微观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儿童可以策略性地与祖父母、老师以及同学进行社会互动，从而改变他们的监管、教养或相处方式。问题的分析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通过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在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历史与文化系统本身具有缓慢演进的特征，而且这种演进是建立在与其他层次社会系统不断互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历史与文化系统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能动性不足，通过改变历史与文化系统对儿童进行帮扶属于“远水不解近渴”。但是，个人历史系统虽然无法改变，仍然可以为帮助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可鉴之处，即在工作中要格外留意父母外出时儿童所处的年龄阶段，因为年龄阶段不同，生活事件对儿童心理的影响也不同。
2.外部环境系统对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起着巨大作用。首先，外部环境中的正式社会组织可以为帮扶提供政策性框架，甚至有组织可以做到亲力亲为，提供具体的帮扶行动计划，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次，要加强社区建设，将社区管理当做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发挥社区在民生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学校可以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帮扶中大有可为。学校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之外，应加强留守儿童包括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发展的监控，并为培养健康的班级文化、同龄群体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6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7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整个生态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类自身得到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内含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对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具有重要启示。第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并进一步指出了自由全面发展的特征：“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将以人为本为核心，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这些都与民生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6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构成了直接威胁。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问题不断恶化。大部分城市很难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雾霾天气不断发生。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气象局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29.9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0.3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水污染日益严重。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684.6亿吨；除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10%的生活污水经处理排放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恶化，污水中化学需氧量、重金属、砷、氰化物、挥发酚等都呈上升趋势。松花江、辽河、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珠江七大水系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事件已经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癌症村。环境污染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自1996年以来，我国在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情况下，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在上升。如果任由环境恶化趋势蔓延，很可能会积聚社会不满情绪，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因此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将生态民生纳入社会治理的范围，在加强社会治理创新中进行生态民生建设。第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生态制度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求将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度，以实现享有生态权利和履行生态义务的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制度既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又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制度有利于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其潜能的激发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制度，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发展纳入到社会治理中，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制度理念，通过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确保当代人的生态权益不受侵犯，同时协调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维护生态权益的代际公平，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社会治理领域的拓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既涵盖生态经济、绿色循环科技及其工具、手段和成果、生态福利等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括生态公正、生态义务、生态意识、法律、制度、政策等精神文明的内容，还包含生态民主等政治文明的内容。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要求，社会治理领域应相应地扩展到生态文明相关领域，以促进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耦合。
第一，向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拓展。
由于工具理性的急剧膨胀，人们征服、支配自然的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在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和谐发展的理念。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生态文明教育。而教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族未来。鉴于此，要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中来，这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农业文明时代的教育，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强调改造和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结果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生态文明教育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给自然造成巨大破坏的基础上，强调自然价值，生态价值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公民生态文明素质整体不高，生态文明教育的理念尚未形成。所以，要将社会治理创新扩展到生态文明教育领域，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现代教育中，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教育事业中，发挥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力作用。只有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齐心协力，才能把生态文明教育落到实处，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第二，向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力度扩展。
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开发利用率低，资源能源消耗大，生态保护制度不完善，政府动员高速度、高投入、未充分考虑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仍在持续等原因，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复合效应日益凸显，生态环境治理难度加大。鉴于政府很难对生态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治理，应将相关部分职能转交给社会。所以，社会治理要切实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在政府主导下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不断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推进生态治理，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协调治理主体的行为，共同承担治理任务和治理责任。政府应界定生态产权，建立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市场生态治理补充作用的发挥。积极引导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种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沟通和交流，积极参与民主化生态治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建立合理协调的生态治理联动机制，促进生态治理通过善政走向善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加强和谐宜居建设，建设生态环境良好、居民生活富裕，基础设施完备，居民生活舒适、便捷、安全，文化繁荣的生态宜居城市，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协调发展。
第三，向促进生态建设制度拓展。
生态文明制度是指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总和。生态文明制度是贯彻和落实生态文明的根本性保障，既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也是衡量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只有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规范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治理一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要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对生态制度的建设也要积极关注，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发挥作用。通过成立协调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共同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将生态制度建设融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当前，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要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具体说来，主要做好以下三点：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使市场在配置自然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明确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使其在利用资源的同时，充分保护资源。这有利于避免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益。自然资源用途管理制度是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运用国家权力、超越产权规定来管理自然资源的制度。以上两项制度充分体现了市场和计划的耦合。
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表明了最基本的生态保护要求。
在明确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生物多样性保育区的基础上，对生态保护红进行界定，形成专门区域的生态保护圈。生态红线不仅仅体现了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更是维护生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需要。
3.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自然资源市场化机制，并形成科学的管理体制。
逐步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让市场反映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让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切实得到体现，最终使得资源价格在自由竞争中形成。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代际补偿机制，进一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健全体现资源勘探开发、生态补偿、枯竭后退出等完全成本的制度体系，并将这些成本纳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中。不断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三、社会治理主体的扩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保证。社会建设，从正向说，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社会建设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生态文明将社会治理的领域扩展到生态领域，要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到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来。
1.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具有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在反映群众呼声、理性表达诉求、保障公民权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作用，有力地弥补了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能力方面的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把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必然给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环保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环保民间组织迅速发展。从2007年到2012年增长了38.8%。截至2012年底，我国已有近8000个环保民间组织。环保民间组织是凝聚民间力量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环境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活动组织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他们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生态的维持和保护、植树绿化、水质净化、大气污染的控制和处理、沙漠化防治、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问题的治理、社区环境保护、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等等。这些活动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政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积极适应这一趋势，增强对环保民间组织的政治信任，促进其自身治理能力的增强。通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向环保民间组织提供信息和适当的资金，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适当放宽环保民间组织的准入门槛，保护其自主权力和创新能力，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政府应和环保民间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提高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影响力，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监督和引导。只有这样，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才能保证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局面的形成。
2.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要积极鼓励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8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可见生态文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在这里对这个重大问题，从消费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
一、生态文明的重大作用
人们的消费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任何人都应该有生态需要。19年前，我在一本拙著中曾提出：“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应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生态需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具有极端重要性。”①生态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反映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大大有利于发展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出现了，对人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简略的说明：
第一，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的生存和发展，决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特别是我国当前，人们的生态消费，不仅是生存消费，也是享受和发展的消费，更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③要培养高素质的人，就必须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应该看到：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享受大自然的丰厚赐与，开拓人的胸怀，启发人的思维，发展人的智力、体力，对人的全面发展作用很大，反映人的本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反映“人的复归”，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④“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⑤在优美的生态环境的作用下，人真正占有了“人的本质”，就会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正反映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对人的全面发展，作用很大。谈到“人的本质”问题，也就是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文化人”。早在1996年，我在一篇拙文中就提出：“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内涵是人具有高度的文化，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不断提高文化价值的含量”。⑥八年前，我又在一篇拙文中强调：“人不能说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用先进文化武装的‘文化人’。”“人的塑造，特别是文化人的塑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工程”。⑦人成为“文化人”，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素质，就会追求文化效益最大化，体现以人为本。从生态消费来说，就会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人成为“文化人”，在消费生活过程中和其他经济活动过程中体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追求文化效益，就大大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从我国当前来说，就大大有利于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
第二，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在生态文明的作用下，人们的素质大大提高了，就会自觉地爱护环境，采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就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几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节能、节地、节水，发展循环经济。”“……根据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及时发展相应的产业和产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文化含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⑧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大大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谈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时所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实现了“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大大有利于促进消费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对提高消费力、生产力的作用。生态环境改善了，在生态文明的作用下，人们的生态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就会放心消费，乐于消费，就会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形成两个优化、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生态文明的作用下，提高了消费力。消费力提高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促进消费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良性循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最近，我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同志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的文章中强调：“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需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战略思想……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把扩大内需与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把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保要求结合起来，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多赢”。“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需要明确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⑩上面这些都说明：弘扬生态文明对提高生产力和消费力的作用。第四，对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生态文化有很大的渗透作用，它能渗透到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文化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生态文化发展了，就能促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促进三大文化协调发展，相互辉映。正如“生态美是天地之大美，自然之大美，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大美”。10多年前，我曾提出关于生态消费的四个“点”：“生态需要———生态消费的着眼点……生态环境———生态需要的立足点……生态文化———生态消费的闪光点……应该把发展生态消费、满足生态需要提到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生态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正反映生态美，反映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协调，反映了高层次的社会文明”。???强调生态文化对社会文明的作用，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是否可以说：这四个“点”点燃了，就闪烁着全面小康的光芒？还应该说，生态文明是真、善、美的统一，是高层次社会文化，反映了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最近一二十年来，党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把“经济增长方式”改为“经济发展方式”，我体会，主要在于改善生态环境，搞发展方式生态化，以利于发展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p#分页标题#e#
多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生态文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就强调：“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发展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之一：“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主要目标：“与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列一章：“六、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还专列一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最后强调为实现“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最近党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在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强调：“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现在是我们如何具体落实党中央这些大政方针的问题。
18年前，在我主编的一本关于小康水平的专著中，我们都强调发展生态文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在“绪论”中就提出：“要把农村奔小康，作为全国实现小康水平的重点……”，强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要特别注意生态农业……要搞绿色农业”。谈到提高消费质量时，强调“要提高消费的质量……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其他有关章节中也是如此。谈到小康水平的消费质量时，强调“消费环境的改善……包括自然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污染，也就成为能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谈到小康水平的消费模式时，强调“必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适应我国资源的特点，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谈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小康水平”时，强调“加快林业发展，绿化祖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绿化祖国的工作。”“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生产结构，使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和生态农业的方向发展”。???这些重大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多年来生态环境的情况和问题
20世纪以来，在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引领下，逐步有所改善，但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还难以完全解决。2006年4月，同志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化减少。”2011年6月3日，国新办举行新闻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指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全国七大水系统总体和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均为轻度污染。全国城市污染仍较严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严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可见我国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还不少，对生态文明造成不良影响，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前不久，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总量的10%左右，是世界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此外，有些生产经营者价值观不端正，出现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如，吉林省长春市，被誉为“城市肺叶”的南湖，开发商为了卖景观房，将绿化“斩首”，使观景台前的绿化树带出了空当，破坏了南湖的美景。???又例如，杭州市西湖的凤凰山，是南宋皇城遗址，2009年8月，有关部门将该地以7.7亿元卖给房地产公司，建设超级豪宅绿城西子、御园。在施工过程中，还挖出南宋皇宫的建筑构件，如宝相花纹方形地砖、云纹石雕门廊残件等。这样，在寸土寸金的收益面前，那些真正的无价之宝难以重见天日，对我国文物保护造成极大的伤害。???上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文化的情况，不仅是反自然的，也是反文化、反文明的。这些不良行为，对弘扬生态文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大力杜绝、大力防止。
三、建立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
消费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消费结构之上的。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建立优越的消费模式。小康水平正体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正体现消费模式的优化。因此，下面先谈谈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小康水平在消费结构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们的消费由数量的扩张转变为质量的提高；二是人们的消费需要，由以生存资料为主逐步转变为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为主；三是消费多样化，由简陋的消费资料转变为丰富多彩；四是消费的文明化，不仅体现物质文明，而且体现三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相互辉映。上面这些良辰美景出现了，就大大有利于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还应该看到，任何人的消费结构的变化，离不开消费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文明环境。下面就从生态文明方面作些简略的说明。治理、保护、培育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从消费方面来说，我们强调以下几点：首先，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要充分认识：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生态文明对人的生存、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危害。促进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对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早在1997年，我在日本参加“东亚社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就着重提出：“赫尔曼•卡恩把人均GN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人民免于环境污染、生态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出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才谈得上进入‘后工业社会’……我们研究‘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研究‘后工业社会’的生态问题，研究生态需要得到满足的问题，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促进生态文化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新世纪的来临，这是我们一项长期的任务”。???确实，在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遭受污染的情况很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怎么能进入“后工业社会”？怎么能进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呢？发展生态消费，弘扬生态文明，必须端正人的价值导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并主动地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有些省、市，大搞生态环境建设，卓著成效。如西安市就是如此。据新闻记者报导：“今天的古城西安，绿色成为流行色标……用绿色行为经营绿色生活，已经成为西安市民的时尚追求和生活理念……大家更是争先恐后地建设绿色”。“通过大力实施‘大水大绿工程’……已建成各类水面积近4万亩……6年来，新增城市绿地面积3400多万平方米，新增街头小绿地广场339个……截至2010年底，西安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1.99%，绿化覆盖面积达到40.4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全市区现有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居住区1012个，占单位和居住区总数的63.4%和61.39%，大大改善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些做法是很可取的，值得大力推广。#p#分页标题#e#
其次，要在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这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生产领域，要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工程，大搞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活消费领域，也要节约资源，反对奢侈消费，反对铺张浪费，保护生态环境。当前就要强调低碳经济、低碳消费，2008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就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大搞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就有利于构建低碳消费方式。而这种以低碳为导向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正是有利于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应该大力倡导和推行。这里还要强调的是：除了大搞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平衡外，还要大力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大搞绿化，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不仅能直接美化生态环境，形成生态景观，还能制造氧气，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大大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消费质量。我国近年来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工作并初具成效。据有关单位统计：2009年全国有4.1亿人次首次直接参加义务植树，栽植树木18.1亿株，另有1.8亿人次通过间接方式履行植树义务，折合栽植树木6.7亿株。截至2009年底，累计有121.1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563.3亿株。???这是良好的开端，是很可取的。10多年前，我在一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发言中讲到发展绿色消费（生态消费）时，强调“发展绿色消费，决不止于发展产品，还要培育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必须大搞植树造林，大搞绿化，培育一个绿化的环境……要把绿化大地作为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和自觉行动，成为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地区的重要内容……让绿色笼罩大地，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前不久，新闻记者报道：“既要发展的金山银山，更要生态的绿水青山……到2010年底，全国一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588处，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9%……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让森林草地生机盎然，让绿色在中华大地铺展”。???这些做法很好，作用很大。
具体说，就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其他产业体系，从源头上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从农村来说，发展生态农业，包括发展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庭院生态经济等，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产业布局。有些农村，还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在城市，就要大力发展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镇、生态庭院等。城乡都要大搞绿化，植树造林，绿化大地，美化生态环境。落实上述要求，具体做法就是要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消费，发展绿色产业、产品，大搞绿色营销。前几年，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发展绿色产品，要建立绿色产品的生产基地，建立清洁生产的完整体系……还要发展高科技，开发新产业、新产品，并向专业化、系列化的方向发展，要利用科学技术，建立绿色产品的生产、营销和消费的完整体系”。???这就要认真落实中央早就提出的“三绿工程”：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培育以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对绿色产品的生产、流通实现全程质量控制，要搞绿色GDP，完善绿色标志制度。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不仅包括绿化大地，还要培育优美的人文环境，体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例如，要大力保护并培育生态文化景区、景点，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的生态文化景点，如闻名世界的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体现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正如古人所说，“五年寻仙不辞远”。
还有很多省市、地区，有大量的生态文化景区，大搞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大力保护已有的生态文化景区、景点外，还可根据具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资源优势，开发有特色的生态文化景点，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弘扬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发扬了，正体现马克思早就提出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出现了这些良辰美景，作用是很大的。
第三，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从经济手段来说，政府有关部门就可运用税收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很多国家早已开征各种各样的环境税。我国还是采取收环境费的办法，只对污染排放收费，对污染环境的资源和产品未能征税。应该进行费改税。对污染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一律征税，对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更要征税。9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生态环境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土地、森林、水资源等）的行为进行课税；②对污染空气、水质以及固体废弃物等开征污染税；③对污染环境的产品开征“污染产品税”。要通盘考虑，确定税税秤，逐步开征。要合理确定税率，按不同污染程度，区别对待，还可搞累进税率。???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并促其实现。
从法律手段来说，我国早已有《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现在应该根据近年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步进行适当的修改。关键是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谈到法律手段时，我感到有个重要问题值得研究：人们都要求有良好的消费环境，这是非常必要的、合理的。因此，是否可以说：要求有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20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就提出：在消费者应有的权利中，应该包括“要求保护有益于健康的环境的权利”，“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当代人的健康，而且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健康”，“我们应该尽量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作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内容”。???8年前，在一篇拙文中还提出：“我国当前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正是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时期，更需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文中谈到维权的范围时，强调：“不仅应该包括消费客体，还应包括消费环境在内，对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也应该是维权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消费也应纳入维权范围”。???这些都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从行政手段来说，除了建立、完善一些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措施，适当增加对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的投入外，还要反对并制止某些地方政府不惜破坏环境而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应该把保护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还应强调：应该实施绿色国民核算制度，搞绿色GDP。第四，要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发展第三产业。#p#分页标题#e#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投资少、物资消耗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效应，又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一直滞后，较之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早在2003年，第三产业在国内总值中的比重（%），全世界低收入国家为48.5，中等收入国家为54.2，中、低收入国家为53.4，高收入国家为71.3，其中美国为75.3，英国为72.4，日本为68.3，法国为72.8，德国为69.4，意大利为69.5，荷兰为71.6，澳大利亚为71.1，我国仅为33.4。???近年来，虽略有增长，如2010年已达38.9%。???但和上面一些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因此，我国还应该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高层次的生态产业、产品和服务（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和产业），对发展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作用很大，也大大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体地说，发展文化产业和服务业，就要发展包括生态文化在内的文化产业和服务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弘扬生态文化。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加速发展哪些文化产业和服务业？如何根据各地区、各市镇资源优势和特色，发展高层次的文化产业和服务业？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落实的。发展教育产业，必须明确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它是培育高素质人才和高文化的产业。对发展教育产业的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早就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教育产业必须自始至终坚持党中央这些大政方针，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上面这些都说明：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发展文化教育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发展生产力有重大作用，对发展人的消费力也有重大作用，20年前，我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的启示下，提出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的论点。在一篇拙文中具体提出：“第一，文化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生产力的极重要的条件……第二，能直接提高消费者消费消费资料的能力……第三，发展文化教育，有利于发展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消费，有利于提高消费的层次，扩展消费力……第四，发展文化教育，大大有利于促进消费合理化，提高消费效益……第五，文化教育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抗逆能力，保护消费力……综上可知，文化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也是提高消费者素质、提高消费力的极重要的条件”。最后还强调：“发展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消费，提高精神文化产品质量，发展精神消费力”。???现在是否可以说：发挥文化教育作为第一消费力的作用，大大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这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发展第三产业还要发展旅游产业，开拓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以利于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近年来，我国有些省、市、地区，在这些方面已大见成效。例如，黑龙江大搞生态旅游，每年还举办国际冰雪节、国际滑雪节、雪雕博览会、冰灯游园会等活动。2005年以来，4年多时间全省入境旅游接待人数累计达530.55万人，旅游外汇收入23.45亿美元。国内旅游接待人数累计达2.45亿人次，旅游收入1446.3亿元。全省旅游总收入累计实现1623.1亿元，年均增长22.44%。???江西井冈山大搞红色旅游，2010年接待游客453.61万人次，2011年1月至9月，接待游客534.4万人次，充分发挥“红色吸引人、绿色留住人、情景感染人”的旅游资源优势。???又例如，湖南张家界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据新闻记者报道，2010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2350万人次，境外旅游者148万人次，同比增长73%，旅游总收入达到125亿元。……确立世界旅游精品的目标，把张家界建成功能齐全、人民富足、开放包容、文明和谐、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特有的文化气质、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世界旅游目的地……2006年以来，投入城市建设资金43.7亿元，新建改造了30条主次干道，建设城市道路109千米，绿地面积264公顷，新增城市建成区面积6.31平方千米……张家界核心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8%，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8万至12万负氧离子，是一般城市的20至100倍……拥有17类7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9.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8.1%，占比在全国处于前列。???上面这些都说明：发展高层次的旅游景点，大搞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对弘扬生态文明作用很大。这里还有个重要问题：我国古代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代很多名人写了很多专著和诗文，描述古代生态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及他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里，享受生态文化之美，享受生态文明之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人写了诗、文，宣扬这些，我也写了一篇拙文，题为“略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及其对当代的意义”（发表于《湖南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这里限于篇幅，也无法引述了。但我们任何时候必须大力弘扬自古以来的生态文化，普照中华大地，并使其走向世界。第五，要加强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的教育。现在还有些人缺乏生态环境、生态消费方面的知识，在消费教育中应加强生态环境、生态消费方面的内容。11年前，我在一篇拙文中谈到如何发展我国绿色消费时提出：“第一，要提高全民绿色消费观念……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的高度来看待绿色消费……第二，要加速发展绿色产业和产品……不仅要建立绿色产品生产体系，还要建立绿色产品营销体系……第三，要强化市场管理、监督，净化市场……第四，要美化生态环境……要把绿化大地作为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和自觉行动，成为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地区的重要内容……第五，要加强环保教育……逐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自觉地进行绿色消费……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培育，促进生态平衡”。???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有一章专讲环境教育问题，提出“从小学学龄到成年人都要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鼓励大学设立对环境有影响的跨学科课程”，“推广与当地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关的成年教育计划”。并提议“开展一个全球教育活动。”最近一二十年来，很多国家已把生态环境的教育，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我们也应该把生态环境的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之中，作为素质教育一个重要方面。教学的内容，不仅包括价值观、生态伦理、生态环境知识，还应该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知识等。发展这方面的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知识，大大有利于弘扬生态文明。#p#分页标题#e#
对生产经营者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要诚信经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还要保护、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4年前，我在一个有生产经营者参加的消费经济研讨会的发言中曾提出：生产经营者“应该坚持合法经营，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道德，优秀的传统文化。生产经营者应该坚持‘诚信为本，维权至上’的‘八字方针’，搞好生产经营，以维护消费者为己任”。???综上可知，人们树立了生态文明观念，建立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并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保护、治理生态环境，加速发展了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还加强了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的教育，这些良辰美景出现了，就大大有利于弘扬生态文明，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应该着力追求的。四、弘扬生态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不断优化，自始至终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体现全体人民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