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之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果仍然延续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老路，我国的发展将难以为继。针对我国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任务之一，专门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此后，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几年的改革实验，“两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探索着更好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生态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化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必然 2O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断裂与冲突，社会的发展被片面的理解为一种经济的增长，科技在工具理性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开始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摄取，对社会运行施行全面的干涉，使人类沦为技治主义的傀儡，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导致了现代性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深刻反思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危机”，[1]也就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危机。人被异化成为物欲所主宰的单向度存在，疯狂地向自然索取，沉醉于对自然征服的胜利快感，却忽视了“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当这种“报复”形成对人类的生存空间的致命性挤压，而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时，生态文化作为自然—人—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应运而生，这是人类在面临时代困境中的理性自觉与对未来的重新定位。[3]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助推。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人—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近代以来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然而也由于牛顿力学在科学界的强势，使牛顿力学成为一种思维范式向自然—人—社会领域无限扩张，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由此人与自然被相互孤立进而走向了对立。随着当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展，使人们逐渐加深了对世界复杂性与系统性的认识，量子力学的新进展表明：亚原子粒子不是孤立的物质微粒，而是呈现出一种或然的状态结构。相对论则揭示了宇宙内在的动态性，宇宙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整体。物理科学的进步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抛弃了原有的机械论世界观，形成了整体论的世界观。生态化文化的逻辑起点正是整体论的观点，即把人与人、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揭示自然—社会—人之间的相互并存、唇齿相依的内在关系。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类只有实现自然、社会、自身之间的和谐，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文化的产生还反映了人类主体认识的价值回归。当科学的巨大能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了一种社会建制，现性逐渐偏离了应有的尺度而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压抑、束缚、否定甚至报复人类主体性的发挥。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逐渐退化成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人们逐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疯狂地对自然进行物质索取的同时忽视了人们的精神追求。随着对人类主体认识的价值回归，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人们逐渐认识到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的必须性，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整合，生态文化提供了这种整合的现实路径。生态文化就是这种站在时代前列、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文化形态，是人类面对当前种种危机挑战所采取的积极主动应战，是人类渴望摆脱生存困境，从而幸福地生存发展下去的必然选择。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系统所固有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积极进取、勇于创造的精神品质与时代情怀。 二、生态文化与两型社会理念一致 现代文化向生态化方向的转型，是对人类文化全方位的变革与创新，并将涉入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目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启悟，引导人们以健康、文明方式的生存发展。生态文化是吸取各种文化精华的先进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维度上的生动展现。 生态文化以系统整体的尺度去审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道德与伦理的观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欣赏与敬畏的态度接纳自然，以善良的人性与情怀寻求物质进步与人类心灵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发展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二者可以在发展中实现协调和统一，互为载体、互相促进。它要求人们在充分尊重生命、自然与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人类文明的“万里长城”，在维护生态与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的社会文化。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等互利；主张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文化观要求树立一种崭新的生态化理念，即在追求公正与平等的基础上，倡导自然—人—社会的协调与发展，并将其上升为一种道德规范。生态化的文化理念实际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其内在的最本质的规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其必然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文化的创造、积淀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也因此而饱受了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文化要求发展既不能以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要使发展在一定的生态可承受能力下进行，而不得损害生态圈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人类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以人为本的轨道，自觉为自然—人—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努力。#p#分页标题#e# “两型社会”的发展思路本源于生态文化的理念，其建设旨归是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全面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就是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4]。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两翼，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开展“两型社会”建设需要在生态文化理念的指引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把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有利地结合起来，提高社会发展的生态化底蕴，通过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使人们从工业时代的被动维护环境转变为主动保护环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强化人的主体自觉意识，以有效避免因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环境恶化从而遭到自然的报复，走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蓝图。 三、生态文化之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意义 “两型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革当前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以培育可持续的运行发展机制，其提出本身就含蕴了深刻的生态化思想的渊源，其建设过程自然也需要在一种以生态化为背景的文化氛围下展开。生态文化致力于构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内在机理制约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从而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追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对“两型社会”建设具有普遍重要的意义。 （一）指引了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20世纪被哲学家誉为“分析的时代”，它以还原论为其方法论根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通过剥离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一眼便看到深藏于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然而，这种对复杂关系的粗糙剥离所得到的结论不仅仅是片面的，而且还潜藏着巨大的危险。生态危机便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简单地剥离为主客体的关系所潜藏危险的外化。生态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幅新的图景：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人类并非以“万物之灵”的身份对自然自由索取，而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外部世界进行各种物质能量交换而已。生态文化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相依，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自者的发展必须以他者的发展为基础，人类的发展也必须以“自然—人—社会”这一整体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个体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个体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以整体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经济社会建设的任何决策也必须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 （二）倡导了一种和谐的理性追求 理性是对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是经过亿万年的生成进化而来的、区别于自然万物的人类特质。它自然含蕴了两种理性追求，一种是工具理性的追求，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追求。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与作用范式，同时又相互作用、紧密联结共同决定着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启动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偏向工具理性，就会使人丧失家园、异化自身，堕入没有信仰的深渊，人类成为没有灵魂的舞蹈者，除了让血淋淋的断臂在大街上飘荡，宣泄一种虚幻的价值，生命本身已无人喝彩，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就会成为一场西西费斯的神话；如果理性太偏向于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社会的发展就容易陷入乌托邦，社会就不能按应有的速度往前发展”[5]。生态文化追求平衡相依、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彰显和谐的理性追求。它通过纠正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施予价值理性的不正当挤压，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重新整合，使人从单向度物欲追求的不和谐状态转变为对全面人格的完美追求的和谐状态。这无疑是对近代以来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被“遮蔽”所造成的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不和谐状态的有利消解，展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完美结合。 （三）提供了一种生态化的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耗为其基本特征，是一种高消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它大大超出人类的合理需要，使人沦为消费的奴隶，这种生活方式损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生态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适度、公平、健康为基本特征，以满足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其基本诉求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人的消费必须实现生态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使人在人与自然的协调基础上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又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危及后代的需求”[6]。 结语 生态文化是一个较新的文化理念，其深刻的内涵仍需进一步的探讨与挖掘，随着我们对生态文化理念的进一步理解，“两型社会”建设的蓝图也将逐渐清晰起来。笔者认为开展“两型社会”建设就必须以整体论思想为基础，尊重规律、关爱自然、协调发展，将生态文化理念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各个环节，使它们有效地连整起来，共同促进自然－人－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建设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