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强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和价值评判的高低,目前的世界业已踏入“消费社会”却是毋庸置疑的。背负着厚重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医,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面临着继承、创新和振兴的历史重任。继承、创新和振兴中医是全方位的综合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有一项重要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消费社会的特质,抓好中医的“文化传播工程”。对“消费”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且形成独特消费社会理论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宰,而且已经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欲求。在《消费社会》的最后,鲍德里亚甚至说:“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1]在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以其强大的魔力成为社会运行结构中的核心。消费逻辑已经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占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支配地位。消费成为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没有消费群体的任何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剧。面对这样的消费社会场景,中医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和消费程度。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消费者的接受面不广、消费量不大,振兴中医就是妄谈。而消费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物品价值消费认同感的形成和扩张,都离不开后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权利运作工具———大众媒介。在消费社会中,电视、报纸、广播、电脑网络等传播媒介无疑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中医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从民族振兴的高度,积极主动地与大众媒体联姻,整合各方力量,设计中医的“文化传播方案”。
无论采取怎样一种文化传播方案,主要是两种传播形式:一是广告,一是文学艺术。广告是目前经济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是产品宣传的常用手段,所产生的消费效应众所周知。当然,中医的传播不能单单依靠商业广告,而应立足于传承中华文明,制作公益性的广告。目前,中医的传承与创新主要局限在科学技术领域,但是,中医的全面振兴,绝不能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而要将中医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来做。中医具有宏大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医的振兴必须要大打文化牌,而文化的事业只有借助文艺媒体,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深远影响。实际上,进入了泛文化时代的今天,市场培育的最佳方式莫过于与文学艺术的联手。上世纪80年代末,热播的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空中小姐》就成功地为日本航空公司作了场诱人的商业广告宣传。去年热播的韩国长篇历史剧《大长今》也给中医以极大的启示。该剧将美食与中医的精神和文化溶入其中,引发了一场中医热,使我们领略到了文学艺术对中医认同和消费意识的提高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医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代医药学著作中,有许多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如医传、医案、医话等。尤其是许多医家采用与内容相宜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医理、药性,焕发出文学作品的魅力,如李东垣的《药性赋》、窦汉卿的《标幽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古代文人学士亦多通医理,经常将医理、药性融入文学作品当中,使文学作品成为传播中医医理和药性的重要载体。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用文学的笔触形象地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
如柳宗元的《愈膏赋》、《种仙灵毗诗》、《种术诗》和苏轼的《小圃五咏: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许多散文阐述了养生观念和医理,如嵇康的《养生论》和苏轼的《问养生》都阐发了养生要旨。刘禹锡《鉴药》甚至借医理来喻治国。正如他在文章结尾所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2]无论是对治病还是治国都寓有深刻的意义。小说戏曲中也有大量的中医药内容,因为中医药已渗透到人们生活当中,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多处,描写的病例114种,中医病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西药3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以药入戏,写成以中药名为剧中角色的剧本《草木传》。该剧运用戏曲中生、丑、旦、净、末等角色来编排中药,通过人格化的药物和故事化的情节,使中药的药性、功能、疗效得到形象化的展示,如第一回甘草上场的自白:“老汉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不幸夫人早亡。所生一女,名唤菊花,曾许金石斛为妻,年方二八,尚未出阁。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唱词:“老本草有百姓,名传不朽,一个个显其能,万病无忧。谁似我性甘平,善调诸药,也善解百药毒,万古传流。惟有那戟、遂、花,与藻并谋,他四人性最烈,与我不投。那知我能温中,去灾也易,我要想立功勋,与国同休。常欲想定华夷,朝居一品,但是我年高迈,女大难留。”[3]古代文艺作品中的中医药内容不但对当时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了解传统医学史亦有帮助。“不管是从哲学、社会、宗教等任何一个角度对传统医学进行研究,还是搜罗骚人墨客诗词歌赋中的病名、药名、患病经过、医家交往等,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4]
无论是医家赋予医理、药性以文学化色彩,还是文学家将医理、药性融入文学作品中,都对中医药的传承与广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是我国一个极其宝贵的中医文化传统,但是却在近代中医屡遭歪曲、质疑和压制的背景下,出现断裂。目前,中医的传承与振兴已经成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恢复这项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传统。也只有恢复了这项传统,中医才能得到真正长远的发展,因为只有深入人心的大众中医文化才能支撑起中医的大厦。目前可以采取的做法比较多,比如把古代名医、中医故事搬上影视和舞台,或者创作像《大长今》那样富含传统中医药内容的影视剧,目前央视热播的《大国医》即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可以像古代以中药入诗赋那样创作流行歌曲,比如前一段时间周杰伦演唱的《本草纲目》,就是很好的尝试。
当然,文艺创作必须要正确处理好中医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使两者达到完美结合。这就需要中医界与文学艺术界的联袂,任何一方都难以担当此项重任。古代文人学士多通医理,古代医家亦大多是博通经史、才学出众之士,中医和文学之间的融通并非难事。但是现在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文艺界和医药界之间界限分明,互相通达的人士虽有,但却是极少数。文艺作品倘若没有艺术魅力,也就无法达到弘扬中医的目的。中医又与一般的艺术题材不同,有着自己精深的科学体系,稍有不甚,就可能会发生偏差,造成对中医的扭曲,反而适得其反。不但需要中医界与文学艺术界的联袂,而且还需要古代传统文化专家的合作参与。现代社会的消费有一个独特的特质:不单单是消费物品,更重要的是消费附加在商品上的“文化内涵”、“意义符号”。中医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因此,以弘扬中医为目的的文艺作品必须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底蕴。《大长今》剧中就蕴含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长今进宫后迎来的一次攸关前途的考试中,戴周尚宫出了一道难题: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诸葛亮进兵汉中,曹操屡败而兵退斜谷,军士请示夜间口令,曹操谕示的口令是什么?回答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长今是否能够成为正式宫女。年仅八岁的长今不但正确回答出了口令“鸡肋”,而且解释了曹操采用这一口令的心意。对于三国时代的典故,剧中是不止一次地采用。文艺界、中医界、传统文化专家三方合作,这就需要搭建互相沟通、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就目前的情况看,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晰的情况下,而且为了确保中医不被篡改和误读,政府建立专项基金,搭建合作平台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可以广泛吸纳社会捐赠资金或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可以积极扶持民间相关组织,并加以管理和引导。不但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文艺创作,而且要在整个社会层面组织此类文艺作品的推广活动,市场前景不明朗的,可进行公益性演出,条件成熟的,则可进行商业化操作。#p#分页标题#e#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人怀疑中医的疗效和科学性,有人将责任归咎于“中医人”。诸多言论,都值得中医界好好反思。但身处消费社会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界在中医“消费”意识的培育上做得还很不够。如果说建国初期政治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下,决定中医命运的更重要因素则在于自身市场发展潜力与市场需求的培植。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有市场需求则生,无市场需求则亡”。中医的科技创新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如不能为自己开拓出广大的消费群体,不能为自身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生存空间,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诸多困境。而开拓自己的市场生存空间,发掘自己的生存潜力,文艺传播应该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和迫在眉睫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