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传播论文范例

文艺传播论文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1

(一)效益管理系统

效益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一系列为全面满足船舶企业知识生产效益管理需要的子系统,包括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效益指标制定模块、工程施工安全指标管理模块、品质指标管理模块、保障机制管理模块、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生产效益考核模块等七大模块。效益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介绍如下:

1.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

根据设计部门发送的订单信息,进行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的维护,包括订单类型、工艺维护及作业流程的制定。

2.效益指标制定模块

针对订单进行效益指标的制定,包括船舶产品类别、施工内容、出勤人数、施工区域有效面积、设备、物量、实动工时、预计完成时间、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总支出、预期经济效益等项目,提供指标考核系数,为订单生产完工后的效益考核打好基础。

3.工程施工安全指标管理模块

针对船舶订单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施工安全指标进行设置,包括安全指标、检查指标、工伤指标等。

4.品质指标管理模块

对订单生产中的品质指标进行管理,包括报检指标、探伤指标、品级指标等。

5.保障机制管理模块

按订单进行齐套管理。可以确认订单的物料是否齐备,设备负荷是否合理,模具状况是否良好,技能人员是否到位,工序汇报是否齐全,以此为依据计算人工的计件工资。

6.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

设置项目部、作业区、工段、班组、工人等各级生产组织,按生产性质形成的分配权重比例,设置各级之间的换算关系。

7.生产效益考核模块

根据以上模块所设置的各项效益考核指标,结合生产作业看板系统产生的实际数据,进行订单生产效益考核,具体包括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目标总支出、实际产值、实际物量、实际材料、实际总支出、结算信息、配备人员的实际工时、人员效率、人均产值、人均支出、质量信息、安全管理等。对订单生产效益进行分析比对,为使用者提供决策和改进的重要信息以及订单改进备案储存,为之后同类订单提供比对和参考。

(二)生产看板管理系统

生产看板管理系统的内容涵盖了船舶企业生产管理的主要业务内容,如项目管理、作业管理、生产进度跟踪、生产统计等环节,其产生的数据是本次生产效益管理考核数据的重点来源。

1.基础数据管理模块

包含组织机构设置、业务类型维护、船号字典、项目号字典、工种字典、级别字典、物量单位字典、物料清单、人员字典、班组字典、设备字典管理等。

2.生产计划模块

包含主生产计划的编制、班组计划确认、外协计划确认等。计划包含的信息包括作业区、月份、施工区域、船号/项目号、工段长、班长、外协单位、产品类别及船号、计划节点、施工内容、施工班组、施工责任人、在籍人数、班组分配比例、有效面积、图纸编号/段号、材料规格、材料型号、数量、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单位价格、总物量、总产值、辅助人员、设备工具、上月已结比例、上月已结产值等重要指标。

3.生产调度模块

包含派工单、项目调度、生产进度跟踪等,对生产计划编制后形成的任务自动形成派工通知单下发,调度可以根据派工管理查询已经下达的任务和调配的任务清单;对因特殊原因在班组间进行调配的任务,确认完工比例之后形成生产调拨单。通过生产作业管理形成的实际进度单,形成生产进度信息,便于生产管理部门人员对生产进度进行跟踪。

4.作业管理模块

包含进度反馈、完工处理、结算管理等;质量安全监督模块包含质检管理、安全管理、工伤管理等。

5.生产区域订单看板管理

按照生产组织的不同层级反馈该层级目前所有订单执行情况,包括订单状态、结算情况、所在作业区、月份、施工区域、船号/项目号、工段长、班长、外协单位、产品类别及船号、计划节点、施工内容、施工班组、施工责任人、在籍人数、班组分配比例、有效面积、图纸编号/段号、材料规格、材料型号、数量、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单位价格、总物量、总产值、辅助人员、设备工具、上月已结比例、上月已结产值等信息的实时反馈。

二、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先进性

首先,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使用原理打破了现有的项目组管理模式,从以船为单位进行线型管理,转向以中间产品为单位的区域管理,实现管理机构扁平化。船舶制造订单是系统运行的源头,通过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管理模块的功能,将设计部门发送的订单信息转变成订单工艺及作业流程,将中间产品的订单类型、工艺及作业流程形成规范进行下达。当订单转入效益指标制定模块,由生产管理部门针对订单制定出勤人数、施工区域有效面积、设备、物量、实动工时、预计完成时间、目标产值、目标物量、目标材料、目标总支出、预期经济效益等项目指标并录入系统,一方面针对每个项目提供指标考核系数,另一方面为订单生产完工后的效益考核做好基础准备工作。订单流转到安全管理部门后,安全管理部门对订单的工程施工安全指标进行设置,包括安全指标、检查指标、工伤指标。质量部门对订单的品质指标进行录入,包括报检指标、探伤指标、品级指标。以上指标的确定,诠释了对订单投入生产的各项指标与要求,对中间产品订单化的管理,使得船舶制造打破原有的项目组管理模式成为了可能,通过对诠释完毕的订单进行分解,形成工作包/派工单,才能在后续工作中完成对中间产品的订单实现科学规范的管理和数据分析。其次,改进了生产组织方式,从原有的基础生产模式变更为知识生产模式,从设计源头以订单为载体,到利用工作包/派工单的形式编制生产计划。在基础数据管理模块进行组织机构设置、业务类型维护、船号字典、项目号字典、工种字典、级别字典、物量单位字典、物料清单、人员字典、班组字典、设备字典管理,目的是完成效益管理系统和生产看板管理系统数据基础的统一,从效益管理系统中形成的订单可以无缝转到生产看板管理系统。效益管理系统诠释完毕的生产订单通过平台自动加工在生产看板系统的生产计划模块自动形成生产计划,由于订单包含产品物量和产品完成需要的计划工时,施工部门可根据工作包/派工单在生产调度模块进行派工,按计划工时分配人力,通过作业管理模块进行进度管理、完工处理、结算等,确保生产进度可控,在生产效益管理上通过工时/物量的统计、分析,充分实现对产品进度、作业效率、人力用场地资源的全面控制,使生产效益管理从生产计划和现场管理两个方面实现精细化。再次,通过保障机制管理模块、工资分配指标管理模块和生产效益考核模块对包括生产效率、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工程施工安全、保障机制、生产计划、设备维护、消耗指标管理、品质管理、绩效管理、结算管理、工资分配制度在内的影响生产效益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管理。做到生产有计划、设备有维护、消耗有指标、品质有保证、绩效有考核、责任有落实、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分配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部激活。最后,通过生产效益考核模块建立知识生产绩效评价体系,从不同角度综合考虑知识生产的绩效,针对订单权衡其成本及收益,不断提升船舶企业的竞争能力,应对各种新挑战。

三、船舶行业知识生产订单效益管理平台的社会效益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2

所谓社会主义文艺传播的最优化,或者叫社会主义文艺理想职能的实现,就是指通过文艺传播使文艺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从而使其在提高人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审美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社会主义文艺传播的最优化有赖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各自的最优化以及他们的优化组合。文艺传播最优化的实现的首要前提是文艺家能否为文艺传播体提供精美的传播对象———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高度的艺术性和高度的观赏性相统一的艺术精品。没有这一点,文艺传播的最优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其次,文艺传播的最优化,最终是在文艺接受者那里实现的。只有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尚的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高度艺术修养的接受者,才能使文艺作品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第三,文艺传播的最优化当然离不开文艺传媒自身的最优化,这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此,文艺传播的最优化应该是文艺活动的全过程,即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接受的最优化。而文艺生产和文艺接受不在此文讨论之列。以上讲的是就文艺传播的最优化有赖于文艺活动本身三个环节或因素的最优化及其组合。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文艺传播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文艺传播的最优化,也有赖于整个社会为其提供理想的社会条件,以一定的社会机制作保证。

一、建立与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相适应的文艺传播网络体系

要按照合理布局、优化结构、突出重点,广泛参与的要求,加强全国各类各级文艺传播网络建设。其中主要包括有以下文艺传播系统。

第一,图书、报刊出版发行系统要繁荣发展我国的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事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要努力多出图书报刊,出好图书报刊,要尽力扩大图书报刊的数量品种,努力提高图书的质量;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发行,疏通流通渠道,能够最快最广地把图书报刊送到读者手里。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这方面的工作。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的决定》,指出:“认真动员与组织国家的和社会的发行力量,迅速深入地发行有利于人民的报纸书刊,是目前急需进行的一项重大工作。”为此还作出了具体决定。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它总结了我国解放后几十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出版发行系统的形势任务,阐明了出版发行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我国出版发行工作的各种措施。在《决定》第四部分“改变印刷,发行落后的现状”中,为了“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决定》强调指出:“要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要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发行网点,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十分重要。出版是基础,发行是关键。发行是流通环节,它一头连着出版,促进出版,促进生产,另一头连着读者,服务读者,服务消费。“流通流通,一通百通”,是说得有道理的。

第二,是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在我国革命文艺传播媒体发展史上,图书报刊的历史最悠久,电影次之,广播再次之,电视则在最后。我党领导的广播事业和电视事业分别从1940年12月底和1958年9月2日诞生到现在,总共才只有58年和40年的历史。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虽然起步晚,历史短,条件差,十年浩劫又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停滞不前,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广播特别是电视事业得到飞速发展,现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逐步具有世界水平的广播电视传播系统。1983年2月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会议提出了全面改革电视的任务,内容包括:①在宣传方针上,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文艺类,知识教育类,服务类等各类节目的改革;②在事业建设方针上,实行以中央和省为重点的中央、省、地、县四级办广播电视,混合覆盖;③在技术改革上,尽可能采取先进技术,积极扩大节目制作能力,利用卫星传播;④实行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此次会议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加丰富多彩,其中特别是广播剧、电视剧的播映,大大丰富了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重要的一方面是掀起四级办广播电视网的新高潮。四级办广播电视,混合覆盖,就是以中央和省级电视台为建设重点,凡有条件的地(市)县也可办广播台电视台。地(市)、县广播电视台除了必须转播中央和省台的节目外,还可播映自办节目,覆盖本地、市。这样,就使广大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农村群众,能更快、更好、更多地收听收看到广播电视节目。到1997年底,全国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78.7%和84.5%以上,全国电视观众达11亿之巨,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较为完备的广播电视传播系统和覆盖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增加,我国的广播电视传播网络将更加扩大,人口覆盖率将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技术将更加先进,制作播映技术更加精良,电视节目更加绚丽多姿。

第三,是电影生产发行放映系统的建立目前我国电影生产制作基地已遍布全国主要地区,发行系统已建有中央、省、地、县四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放映单位已扩大到城乡各个角落。同时,电影制片厂家也可自行批发拷贝,中央电视台又开办了电影频道,通过电视传播优秀影片,从而扩大电视影片的发行播映,加强了电影与电视的结合。此外,我国近年还通过举办电影节、电视节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影视艺术的研讨、展播与国际国内交流,促进我国影视艺术走向世界。今后,电影业应努力提高影片质量,加快发行体制改革,努力扩大发行和场馆建设,把更多更好的影片输送给广大观众。

第四,加强公益性文艺传播设施系统的建设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书画院、文化馆(站)、俱乐部、游艺场等,特别是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艺传播机构项目,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重要的文艺传播机构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艺传播设施建设上。文艺传播设施的基本建设应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在城市建设中,配套搞好公益文艺传播设施。大中城市应重点建设好图书馆、博物馆等;县、乡应主要建设好综合性的文化馆、文化站。对上述公益性的非盈利性的文艺传播设施建设,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要保证建设资金足额到位,并随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和外资的投入,并鼓励社会力量对上述公益性文艺性传播设施系统建设的捐助。#p#分页标题#e#

第五,加强各类各级艺术表演团体及其排练演出服务设施和艺术院校系统的建设这是我国整个文艺传播总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之一。对一些代表国家水平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品种,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院校,高水平的地方特色剧目等,政府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加大扶植力度,对其排练,演出,教学等必需的场馆设施的建设,国家应给予足够的经费保证;其次,要实施一定的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在贷款、价格、税务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国家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国家重点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团、京剧团及其他民族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院校的捐赠,以支持其发展;而对大多数一般性和地方性艺术表演团体,则引导其利用市场机制,激发其自身活力,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此外,要加快各类各级艺术人才的培养基地的建设。一个人的艺术青春是短暂的,要适应艺术人才新陈代谢快和广大群众艺术修养日益提高的要求。

第六,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群众文艺传播系统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和军民共建,警民共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群众性文化、卫生、体育和科学普及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自始至终体现了群众的自觉参与意识和创造新生活的精神风貌。1981年初以来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焕发了全国人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热情,使广大城乡的环境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一活动还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和鼓励,他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重要载体,提高了党政领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性,保证了各项任务的落实。这是载体,是途径,具体实在,操作性强,看得见,摸得着,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要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的要求。几年以来,在我国开展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活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及其他艺术团体赴基层的慰问演出活动,多种民间艺术活动;经常广泛开展的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村镇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成为革命文化和健康有益的文艺传播载体,促进了文艺传播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

二、建立稳定有效和形式多样的文艺传播反馈系统和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

我国的文艺传播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建立稳定有效的文艺传播的反馈系统,是保证传播最优化的重要措施。早在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关于建立全国报纸书刊发行网的决定》中就对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系统的反馈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发行工作是与广大人民有密切联系的群众工作。发行工作者必须运用一切方法,如召开座谈会、出版读者通讯、组织读书会和读报组,举办报刊图片展览会,设立读者意见箱,来团结读者积极分子,进一步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向读者作政治宣传,介绍优良的报纸和书刊,发行系统在推进读报读书的运动中,并应收集读者的意见,了解读者的需要,经常反映给各新闻出版机构,使新闻出版工作能与读者的实际需要相结合。”①以上是解放初期针对当时的传播媒介主要是图书报刊发行系统来谈的,其基本精神到今天对所有的文艺播体都适用。各文艺播体系统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和特点,通过群众来信来访,民意测验,观众调查,采访座谈,观众信箱,观众热线,空中之友,建设通讯员队伍等形式,建立能充分广泛深入地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反馈系统,以作为自己科学决策、改进工作、服务人民的重要参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艺传播最优化,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各部分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则是最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保证。

三、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的文艺传播队伍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队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突出强调了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说:“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文艺传播部门也是如此。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艺传播队伍,是实现文艺传播最优化的迫切需要和组织保证。政治强是从事文艺传播工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政治强,对文艺传播工作者来说,除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这些基本要求外,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辨社会生活中重大原则问题的是非界限。同志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文艺传播工作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自己没有灵魂,怎么能塑造人民大众的灵魂呢?业务精,难就难在“精”字上,一个文艺传播工作者,要有良好的语言文字修养,还要精通和掌握本行专业知识和技能,要博览群书,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心理学、美学、艺术史等都要尽可能懂得多一些,还要掌握与文艺传播有关的高新技术,这都是文艺传播者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熟练高效地完成文艺传播任务。作风正,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

四、建立文艺传播体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和谐共振的关系

文艺传播的最优化不仅依赖于文艺活动内部的文艺生产、文艺传播与文艺消费三者之间的优化组合,更依赖于整个社会为其提供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文艺传播作为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部门,它能给予巨大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推动或阻碍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发展。但是,文艺传播的发展又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使文艺传播事业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相互适应,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p#分页标题#e#

首先,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实现文艺传播最优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文艺传播作为满足人民大众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其发展规模水平和运行状况必然受到物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其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国影视业、图书报刊出版业等的繁荣发展,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和运用先进技术来发展和武装文艺传播事业。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5年,全国宣传文化的基本建设和事业费,总投放累计达451亿元,年均递增16%;广播影视总投入累计615亿元,年均增长近24%。中央还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文艺传播业的发展;设立了“万里边境文化长廊”补助费,支持边境地区文化建设;增加对重点图书馆的图书购置;“八五”期间中央财政共拨款4.2亿元,用于广播电视的卫星租费,安排1.4亿多元专款用于更新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至于国家通过制订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如贷款、价格、税收等文艺传播系统所得到的资金也相当多。此外,通过市场经济引入资金和社会损助的资金也有大幅度的增长。由此可见,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科技的进步对文艺传播的发展和文艺传播职能的最优化的巨大影响与制约。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3

现代传播学使用英语“C冶11训unication”一词用来表示精神领域的交往活动,通常译作“传播”。它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人之间,甲的精神内容(知识、判断、感情、意志等)传播给乙等等,或者说,甲的动作、语言、记录等符号效果作用于乙或乙以外的他者’心,包含着人际沟通,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等多种涵义。文艺传播则是人类文艺信息交流的一种社会性活动,是人与社会(包括人与人、人与其所属组织、团体及社会群体等)之间通过特定媒介进行文艺信息的传递、接受和和反馈的总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广义的物质生产包括四个环节或要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说明四者的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它们构成一个总体中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而“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②,交换的内容和交换的发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过程,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领域。完整的交往、交换范畴,应该包括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广义)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物质和精神活动能力、物质和精神活动成果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文艺传播作为人类精神交换形式的一种,也是人类的文艺审美活动、文艺审美能力和文艺审美成果交换、流通和传递的过程,是文艺实践活动中文艺生产和文艺消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创造、互为主客体的过程,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文艺传播的特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文艺传播具有精神性与物质工具性。文艺传播是广义的艺术生产的一个环节,而艺术生产则是一种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其传播的文艺信息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社会审美意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审美意识大多具有阶级性;同时,文艺传播的目的也是为了作用于接受者的精神世界,调整人的审美心理结构,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文艺传播又是一项物质工具性很强的活动,文艺传播的文艺信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媒介和物质载体,包括文艺符号媒介、复制媒介和传输媒介等;传播媒介的发展变化引起传播内容、方式和效果的发展变化。文艺传播的物质工具性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科技的进步联系密切。

其次,文艺传播的复合性和完整性。文艺传播的文艺信息是创作主体创作的审美意识的物化形式,是精神性的审美意识与物质性的审美形式的有机结合,文艺信息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不可分离性;同时,文艺作品的文本与复制媒介,如书籍绘画的纸张、油墨、影片的拷贝,音像制品的录像、录音磁带等等是紧密结合的;第三,文艺传播过程及媒介也具有复合性和完整性,如一本文艺书籍的传播就需经过编辑加工、复制印刷、出版发行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影视艺术片的传播则更是语言文字、摄影录音、剪辑合成、洗印复制、播映传输等许多环节和媒介共同努力完成的。所以,文艺信息的“失整”即“失真”—完整性被破坏即破坏了文艺信息的真实性。再次,文艺传播的审美创造性。文艺传播过程不是简单的文艺产品的交换流通过程,而同时是一系列的审美创造过程,如文艺书籍传播过程中文艺编辑的锦上添花的编辑加工,出版印刷的精美印刷和插图装帧,发行流通中的绘声绘色的广告和播讲等;表演艺术家对原作的二度创造;翻译家和注释家对原著的传神译注等,都常常使原作大大增加了对接受者的感染力,其审美价值大增。关于文艺传播的起源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在人类社荟的初始阶段,生产和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事实证明,在原始社会早期,精神生产和交往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尽管那时已有了意识和交往的初级形式,逐渐产生了原始形态的宗教(巫术),神话、艺术等,如洞穴壁画,彩陶纹样,图腾,狩猎舞和氏族起源的神话等,但这些精神生产和交往的初级形式都与物质生产和交往融为一体,并从属于物质生产或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一次“真正的分工”,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精神生产及其交往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面且成为现实。”④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工所致,艺术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部门,不仅从物质生产和一般精神生产中独立出来,出现了生产思想和艺术的专门家,从而大大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同时又使艺术天才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使大多数人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其次,这种分工又使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变得间接模糊起来,中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介环节;同时又使作为精神交往形式的文艺传播成为必要和可能。这种艺术交往或传播,既发生在精神生产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也发生在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各部门之间。

关于文艺传播的起源问题,普列汉诺夫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一步作了社会心理的分析。他说:“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他们以一定的形象表现。不用说,有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思索和反复感觉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⑤列•托尔斯泰也说:“艺术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每一种艺术,本身都有着把天们联合起来的特性。”⑥这就告诉我们,艺术从一产生就不仅是一种由现实生活激起的思想感情的渲泄手段,更是一种社会的精神交往和传播的媒介。

物质生产不仅是精神生产和交往产生的“始因”,而且也是精神生产和交往发展的“动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而且每一个民族内部也是如此:“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明显的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普遍交往的发展又促使个人与世界,民族与民族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和扩大,“地域性的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⑦因此要正确理解精神生产及其交往形式的发展和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形态演变,从根本上还应从其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形式(包括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等生产关系形式)中去说明,尽管二者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不成比例等复杂状况。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及其能力和成果交往形式的文艺传播也应当如此,文艺传播媒介,传播范围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变化就常常受到物质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水平和规模、社会分工的普遍程度以及分配、交换等所有制形式的制约,并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如原始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分工的不发达和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等原始共同所有制形式,就决定了原始社会文艺生产,消费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具有宗教、历史、道德等精神生产及交往形式的不可分离性;文艺生产、传播、消费三者的不可分离(文艺生产者又是文艺传播者与消费者),文艺生产、传播、消费形式的集体性,综合性,即所谓“诗•乐•舞”三位一体。文艺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p#分页标题#e#

(一)语言(合体语和口语)图画传播阶段:从语言产生前后到文字出现前,文艺传播形式大致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形体动作艺术,如巫术仪式、舞蹈等以人体动作为媒介的艺术,大约产生于巧0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直立人到早期的智人这一进化阶段。”形体动作类艺术之所以先于造型艺术和语言艺术,在于它所要求的符号功能的发展水平低于后两类艺术的发生所需具备的水平。”⑧而狩猎舞即是至今知道的最早舞蹈形式。关于这一点,法国的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和美国的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对现代残存的原始部落的原始狩猎舞(巫术)都有详尽的描写。第二类是实物造型艺术:主要是生产生活用具的工艺化,各类装饰品、纹饰陶器、人体纹身、雕刻绘画等,它们以静态实物形式为传播媒介,时间约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到3一2万年前晚期智人(新人)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古老的艺术实例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第l千年期。’,⑨“人类第1次的艺术大概被创造在欧洲和亚洲冰河期的晚期,距今约3万2千到1万2千年左右,前后共长2万年。’,。目前已发现的有史前维纳斯雕像群,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洞穴壁画(前3万年左右,分别于1940年和1879年被发现),各种石器骨器刻画的图像,标记符号以及作为装饰品的骨质项链与贝壳等。我国最早绘画艺术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千年画在陶器、地面与岩壁上的图画。第三类是口语艺术。“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而有声语言什么时候产生的,国内学术界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它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声语言产生以后”,人类最早的诗歌、神话、传说、故事和音乐等口头艺术形式相继问世,其特征则是以语音和乐音等听觉符号为传播媒介,具有时空上的伸延性,并以口传耳受的方式进行传播。恩格斯曾谈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史诗中,特别是<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荷马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人时代带人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⑩(二)文字传播阶段:最早的原始文字大约产生于距今6060一5000年。古埃及人和西亚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于公元前3000年分别发明了象形文字(又叫圣书文字)和楔形文字,并

且在纸草和泥板上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文字记录和书面文艺作品,如古埃及的(亡灵书)和苏美尔一古巴比伦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我国原始汉字则产生于公元前2800一2500年的大坟口文化时期,成熟的汉字体系则产生于商代后期,距今约4000多年。文字是继语言之后出现的另一重要文艺传播媒介,也是人类文明时期开始的标志。恩格斯说:“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文字的出现使文艺传播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克服了以往体语口语、图画记号传播的时空局限不固定、不清晰、不易保存和容量小的缺点,大大扩展了文艺传播的范围,使大批有价值的文艺信息得以长久保存和流传。据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容庚采用的器物分类法,将我国古代文字分为八类:甲骨文、金文、玺文、陶文、石文、竹简、木犊、帛书等,其中每一种都保存传播了大量文艺信息,后来由于墨和纸的发明(我国约于公元2世纪初)并逐步广泛应用于书写记录,又进一步推动了文艺传播的发展。印刷媒介传播阶段: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人类文艺传播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早在公元9世纪,我国唐代就出现了雕板印刷,有日期可凭的是唐代咸通9年(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和唐乾符4年(公元876年)及中和二年(公元881年)刻印的日历。公元n世纪中叶,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一11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由木活字到金属活字),400多年后,即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也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从而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恩格斯说:“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给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王权的斗争带来了好处’。马克思更是深刻地论述了活字印刷对文艺生产及传播产生的巨大变化:,’(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此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⑧由此可见,印刷媒介的发明与推广对文艺传播带来的深刻的多方面的影响:第一,极大地推动与扩大了文艺传播的速度与范围,结束了过去手抄刀刻、口耳相传、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窄的历史,开创了复制印刷,超越时空,信息量大,价格低廉的传播新时代;第二,各类文艺书籍与各种类书、工具书及百科全书等大量出现,其中储存和传播了大量文艺信息;第三,推动了报纸,刊物等大众传媒的问世和现代出版社、图书馆、书店等文艺传播机构的出现;最后,神话、,史诗及各种民间口头文艺形式日益萎缩,而大量的书面文体形式则日益发达繁荣起来。

电子媒介传播阶段: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相继问世,意味着信息革命时代的真正到来,它对文艺传播的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空前地提高了文艺传播的速度;极大地扩展了文艺传播的覆盖面;推动了新的文艺品种,如广播剧、电视剧、电子音乐、音乐电视(MTV)、电子出版物等的涌现;刺激了传统文艺及传播方式的革新;文艺传播的渗透力、感染力空前增强;文艺传播及接收手段更加简便易行。总之,由于电子传媒的出现与推广,促使各种文艺信息得到空前的传播与普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空前的丰富和多样化。

人类进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空前加快,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空间及经济支付能力日益增长,从而大大推动了文艺传播的革新和文艺传播规模的扩大。同时,物质生产力的加速社会化、现代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以及社会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使一个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以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又必然影响到文艺传播的速度、范围、规模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而由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制约的传播制度又会引起文艺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纵观现代文艺传播的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p#分页标题#e#

第一,文艺传播制度、内容及传播方式、媒介的多元共存、激烈竞争与互渗互补:物质生产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精神生产包括文艺传播的世界规模—“地球村”的形成,而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际存在的掠夺与控制,又加剧了彼此信息传播包括文艺传播的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激烈矛盾与斗争。我国城市与农村,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传播方式、内容上也存在着差异。而在当代,无论是语言传媒、文字图画传媒、印刷传媒和电子传媒,都存在着多元共存状态,既存在着各有长处与短处,彼此不能互相取代的互补性,又存在激烈的竞争,此消彼长的状况,这既使文艺传媒和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又制约着各种传媒的生存发展,推动着各种传媒努力改进传播方式、手段和技巧,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第二,文艺传播媒介数量的增长及其运作节奏的加速:由于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的加速,文艺信息生产和需求的激增,国际文艺信息交流的日益密切,首先促使文艺传媒品种数量的迅速增长,如我国近年出版的书、报、刊及出版发行单位、文化娱乐场所、收音机、录放机、音像盒带的数量等均急速增长。其次,各种文艺传媒运作加速,如各种书、报、刊及影视片的制作出版发行周期加快,广播电视播映频率提高,国内外文艺演出交流场次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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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没有理论做基础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引。适当的理论指导,会使研究豁然开朗,效果良好。汉语文学专业除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还要学习古代文艺理论,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然后将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结合研究。古代无数的理论家对古代文学现象及作品做过深刻研究,提出历经检验的理论主张,是现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观照。其实,不但要运用好现成的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而且可以灵活运用西方文艺理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之用。在这方面,王国维为世人做出了表率,他率先将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结合,用之于词学研究,撰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专著《人间词话》,开风气之先。当代著名学者叶嘉莹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宋词,为词学研究拓出一片新领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也应增强大学生理论意识,让他们阅读、钻研文艺理论,并用之于学习、研究实践。譬如一学生用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移植于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影视改编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并做到了将文学与传媒研究结合。

五、方法意识

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的依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惯用的方法有文献文本阅读法、田野调查法、分析比较法、理论归纳法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与优长,有时可以综合使用,有助于研究的细化与深刻。在方法意识创新方面,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做了成功的探索,他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唐诗宋词,近年成果丰硕。[1]通过对存词、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等指标项统计,王兆鹏对宋代词人进行定量分析,做了综合排名,并且排出两宋十大词人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由于使用方法得当,结论可信,为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提供借鉴,具有启示意义。

六、实践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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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6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7

歌谣研究的最初动因

《歌谣周刊》第一期发刊词阐述了歌谣收集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第一个目的即是学术的目的,主要是将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而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有其社会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改造社会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寻找国民的心声。中国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时代风声构成了歌谣收集的真正历史动因。第二个关于文艺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谣研究运动的刺激和影响。虽然文人编纂整理前代歌谣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杂歌谣词》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谣谚一百二十余则。

以后历代都有编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丰富,而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则被认为是继《乐府诗集》之后最好的选本。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却与传统的歌谣编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近世歌谣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为新诗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为文艺的目的与黄遵宪“诗界革命”引民间歌谣入诗一脉相承。但直接的冲击恐怕还是受外国影响。英国1878年成立的民俗学会专去采集英格兰岛以及欧洲大陆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绍的歌谣理论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编的《北京歌谣》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诗歌”,周作人提出“为文艺“的口号受到外域研究的冲击不可忽视。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文艺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民歌的社会科学还是文学方面曾经有过明显的踌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会议上提出除搜集民间散文和韵文之外,还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谣周刊》里出现了许多关于结婚、节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时,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民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为文艺的结果呢?也有争论,有人怀疑“已经搜集到的许多歌谣和故事,对于民族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的复兴究竟会有什么益处。”鲁迅也曾经说,文人的文学僵死了,就从民间去寻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绞死。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为文艺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民族的诗歌迟迟没有出现。为文艺和为学术其实可以囊括在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这个最大的历史动因之下,为改造国民性去民间寻找民情和民文艺,就是从内部完成启蒙的努力。这个动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我们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切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同样很重要。且不论歌谣运动最后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后来歌谣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从中生发。

研究方法的开拓与传承

田野调查。歌谣研究是在歌谣征集活动(1918)中开始的,这为中国歌谣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歌谣研究会(1920年2月)与风俗调查会(1923年5月)组织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谣达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风俗调查会所列风俗调查表将歌谣放在“思想”一栏中,与环境、习惯两个大项并列,可以说为歌谣研究打开了视野。遗憾的是,此表没有注意歌谣在什么时间、场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参与者的反应。歌谣的曲调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这些遗憾在后来的研究论文中稍稍得以弥补。比如孟森在《有关山歌的史料》中,讲到他家乡每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的歌谣比赛。随笔中涉及杵歌,说明了是舂米时唱的歌,甚至在葬礼中也唱。比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进一言》中提到“在每一个省,有时甚至是邻近地区,对同一首歌却有不同唱法。”胡适在《民歌比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题”和“细节”两个重要的比较研究概念。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则在收集异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并发现水路和陆路传播的效果与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结合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16号上提出了歌谣研究文艺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时,他写道“其资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谣,但旧的也一样重要”。文史结合法在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中有所体现,表中所列将实地调查、记载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参。此法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将考古、史料、风俗歌谣一视同仁地对待,进一步巩固了歌谣的国学地位。

他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开启用现代歌谣理论来阐释古代歌谣的先河。难点是对上古歌谣的辩伪工作。社会学方法:刘经庵《民歌与妇女》短评,用歌谣选集的方式展示妇女生活史。综合研究法:朱自清《中国歌谣》(1929-1931年讲稿)是歌谣征集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从起源、演进、分类、修辞等几个方面研究歌谣形成了中国歌谣研究的理论框架。80年代至今中国歌谣研究沿着前人开拓的道路和方法继续进行,但又有所选择和偏重,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三个领域:第一,古代歌谣的研究。用现代歌谣理论分析易经、诗经等古代作品。其中专著有:张紫晨《歌谣小史》,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赵晓兰《歌谣学概要》,刘荣升《民谣背后的官场内幕》。整理评析类著作2部:尚恒元、彭善俊编《二十五史谣谚通检》,李文禄、王巍主编《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以上1980-2000年)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博士论文2部:首都师大舒大清《中国古代童谣的发生及理性精神》,北京师大李传军《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古代歌谣的整理与评析类著作2部:黄剑篇著《千古民谣》,雷群明、王龙娣著《中国古代童谣》,论文集1部: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p#分页标题#e#

(以上2000年以后)可以说承袭顾颉刚文史结合法颇多。)主要观点有:a时政歌谣对历朝历代政治发生影响:作为一种民间心声,如果与历代的吏政互动那么就能收到正面效果;b时政歌谣同样也能反应一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思想状况,如北朝时政歌谣表现了人民对时政的关注但是却没有积极的参与,正是北朝民间缺乏统一信仰的反应。其次,地域歌谣的研究。如从民俗、文艺等角度关注信天游、吴歌、花儿、客家山歌等歌谣。专著有郗慧《西北民族歌谣学》、朱秋枫《浙江歌谣源流史》、钟俊昆《客家山歌文化研究》。基本上采用社会学和综合研究的方法。最后,歌谣研究译作:张铭远翻译的葛兰言《<诗经>的祭礼与歌谣》一书,在结构形态法基础上对诗经的结构主题分析,与文化思想解读至今仍然具有前瞻性的参考价值。

58新民歌运动

1918年开始的民谣征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的,而58新诗运动作为的一个标志,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文联纷纷征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和一样,新诗运动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数据繁荣:仅湖北一个县就爆出了一千多个民间诗人,一年之间全国荣誉作家,诗人桂冠就从不足千人跃进到二十余万人。北大歌谣征集了十年才一万来首诗歌,而58年一年光上海市就出现民歌一百多万首。山西某县送往文联的诗歌要用车拉,按斤两计算(称出斤量460斤)。广东一个县的农民把诗歌一担一担挑到广场上。时期的诗歌在之后还盘踞了多年,直到80、90年代的中小学还在唱。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政治。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年代中实际上是以一方批旁另一方的形式展开的。代表如姜彬在《批判钟敬文早期民间文学研究上的反动立场》一文中从四个角度批判了钟敬文的治学:世界主义立场、学术脱离政治,反对民间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资产阶级民俗学。

58年新民歌运动是否推动了文艺的进程。一种观点认为58年新民歌既不属于民间创造,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是民间创造,因为:(1)它没有经过民间自行选择的口头流传,而是写下来报上去的政治指标。(2)许多新民歌不过是文化人自编的。谈不上文学,表现在:a.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主题是歌颂歌颂党歌颂祖国,模式是太阳=。b.情感把握的概念化:话语宏大、慷慨激昂、情感空洞失真。c.粉饰太平无视现实:报喜不报忧,满眼喜笑甜乐不见苦愁怨叹。而实际情况却如民歌所唱: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饿了好几年。另一种观点以姜彬为代表,(姜彬1991年《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收入其《四十年来吴语地区的民间文学》一文回顾了新民歌运动)认可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艺创作,如中国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新民歌运动与政治运动同步的现象很少见,但是除了存在很大的偏向外,对推动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也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人看那个时期觉得它荒诞,说它不过是“文化史上的过眼烟云”,实际上那个特殊时期民众心态得到了夸张的放大的表现,骨子里面的东西到现在也许并没有改变(想想建国60周年爱国诗歌比赛),历史说不定还会重演。

展望

文艺传播论文范文8

一、内蒙古地区蒙古文期刊的数量与种类分析

内蒙古地区有151种期刊,其中自然科学类65种,哲学社会科学类29种,文教类17种,综合类14种,文艺类21种,少儿类5种。内蒙古地区蒙古文期刊有48种,占总期刊的31.8%;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有10种,占蒙古文期刊的20.9%;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中双月刊约占20%,季刊约占50%,半年刊约占30%。由此可见,蒙古文期刊尤其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存在刊发周期长,内容更新迟延,传播速度缓慢等问题,这对期刊的时效性传播和受众面的扩大有着很大影响,很难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需求,迫切需要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信息量大的互联网多元化传播途径。作为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我们根据自身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热点问题,给作者及早提供科研动向和热点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利用现代化移动互联网手段,创建编者、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实时收集反馈信息,提高作者的学术论文质量,根据受众关注的聚焦点针对性地组稿或约稿,不断提高蒙古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论文质量。

二、蒙古文学术期刊的互联网传播现状

蒙古文学术期刊的传播途径较为单一,除了传统的邮局发行和交换外,主要依靠中国蒙古文期刊网、维普网和超星期刊网等三大数据库的互联网传播。

(一)中国蒙古文期刊网

中国蒙古文期刊网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创办的蒙古文学术期刊网站,本数据库把蒙古文期刊的全文内容以PDF格式的形式上传到互联网上,满足了读者随时随地网上查阅蒙古文期刊的需求,也为蒙语教学和蒙古语言文字的科研工作者搭建了便捷的交流平台,并制作了蒙古文字检索引擎,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蒙古文期刊网现全文收录12本用蒙古语言文字出版的优秀学术期刊。收录内容包括蒙古文期刊的PDF格式全文内容以及蒙汉英论文题目、中文提要、关键词、刊名等。本数据库全文收录的12本优秀学术期刊是《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中国蒙古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西部蒙古论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和《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等。中国蒙古文期刊网基本涵盖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的蒙古文版学报,在全国数据库中最为权威完整的蒙古文期刊信息资源的服务平台,目前提供免费下载全文的服务,真正做到了蒙古文期刊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互联网传播功能。中国蒙古文期刊网有比较成熟的检索功能,有基本检索、高级检索、汉文检索、蒙文检索和英文检索等功能,单一条件的基本检索和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的高级检索给读者节省了大量的查找时间,蒙文检索是有别于其他网站的独特功能,数据库的日均访问量逐步上升,给广大蒙古族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蒙古文字版的科研成果,也在蒙古文期刊的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维普网

维普网已收录了《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中国蒙古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西部蒙古论坛》、《中国蒙医药》、《内蒙古畜牧业(蒙文)》等8本蒙古文期刊。

(三)超星期刊网

超星期刊网已收录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中国蒙古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西部蒙古论坛》、《中国蒙医药》、《内蒙古畜牧业(蒙文)》、《新疆畜牧业(蒙文)》等11本蒙古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