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背景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中思考的问题。作为其成员之一,社会主义观形成的背景自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主要从主观要素进行分析,认为,“一是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错误,这反而使他获得一种对‘左’的错误的敏感性与免疫力。二是较长期担任驻苏大使与外交部的领导工作,加之他青年时代赴日、赴美、留苏的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政治视野。三是庐山会议后的处于‘赋闲’与被批斗的处境,这种孤独与痛苦磨练增强了他的意志品质与探索理论的勇气。四是党性极强,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面对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与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研究”[3]。这种侧重于主观因素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明显具有片面性,并没有看到建国后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其他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影响。张士引等从客观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观形成的背景,认为,“第一,的社会主义观主要形成于他的晚年,即1956-1976年,以为首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尤其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也为包括在内的共产党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不断失误又不断纠正失误的过程中进行的,就是在前人提供的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在不断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条件下,逐渐形成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4]。这种对问题的分析无疑偏重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的主观条件。用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是而不是其他人会形成这种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应该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影响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还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几个阶段。程中原在《的社会主义观》一文中指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①学习选择期,从1919年到1931年留苏回国;②实践探索前期,大致是1931年2月回国到1950年转入外交战线时;③实践探索后期,从1950年初转入外交战线起,经1959年庐山会议,到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大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中止其一切政治活动为止;④理论研究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76年在无锡逝世[1]8-10。钟德涛认为,晚年对社会主义观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这主要体现在他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对‘’和‘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分析,主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民主。第二阶段:1960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主要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阶级斗争等进行了探讨。第三阶段:1969年10月至1976年7月。这主要是指他在肇庆期间,写下了大量文稿,即‘肇庆文稿’”[5]。这种对社会主义观发展阶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观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
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务
对社会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真知灼见。有学者指出,已经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式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他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即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了”[6]18。而且他还指出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类意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以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解决矛盾的方法,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式”;“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中求得解决”[6]18。吴克辉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由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所以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由于这类矛盾产生于人民内部,‘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教育与说服,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7]74。还有学者认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在1961年8月写下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若干问题———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中,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在全党已开始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抓阶级斗争放在突出地位的情况下,却仍坚持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既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见,也体现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8]10-11。将研究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也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经济服务,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时期,却颠倒了这个正确关系,片面地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从而导致了“政治决定经济”的错误表现。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四:第一,明确提出:“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8]12第二,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指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生产和需要或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了”[8]11。这段文字的用意是明确的,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要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所以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以主要力量发展生产。第三,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领域实行民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在思想领域实行民主,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扬民主才可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一切关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合乎实际情况[8]12。第四,提出要切实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认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他还指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与党的关系,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8]13。吴克辉认为,除此而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党内矛盾问题的认识也有积极意义。明确提出,“党内矛盾属于人民矛盾的范畴”;“党内的意见分析不应与阶级斗争划等号”。他强调:“解决党内矛盾,必须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的方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党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党内斗争的目的则是“消除矛盾,加强团结,达到思想上的一致”[7]74-75。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他对于经济决定政治、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党群关系及其处理党内矛盾的解决方式的理解等,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马义新指出,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僵化不变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调整的是否合适,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9]40。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上,提出改变生产关系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僵化不变的东西或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调整得是否适合,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10]108。罗维认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理论。在《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中,认为生产关系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两重性:一是生产关系一般,即“直接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这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依靠生产技术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适应“生产一般”需要而产生,反映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另一是生产关系特殊,即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这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制,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分配方式[11]。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分为二的观点,无论是对纠正人们对之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错误认识,还是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性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应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是我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又是一个具有独立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需要艰苦奋斗的历史阶段”[10]107。吴光会指出,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有自己的若干小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指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不完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三阶段是指从社会主义建成向共产主义过渡(成熟的、完善的社会主义)”[12]。由此可以看出,所说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分别对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虽然在表述上还不尽完善,但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意义重大。也有学者认为,采取经纬线分析方法,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从经线方面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我国生产力总体上还没有达到足以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和成熟的程度。从纬线方面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意识到“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须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6]18。无疑,的上述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关于社会主义采取何种分配方式也是共产党人探索的重要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产生过不正确的认识。陈卫华认为,不仅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必要性,还指出了按劳分配的方式。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正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产品的总量根本无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因此产品的分配必须按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即根据付出劳动的多少来分配社会产品。……按劳分配不仅不能限制,还要大力发展”。那么,如何进行按劳分配呢?他指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工资制”,“工资标准的确立既要高于我国过去劳动力的价值,又不能高出太多”。还鼓励多劳多得,“既然劳动是光荣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13]。也有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按劳分配思想实质上是“强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内涵,而要保证这一分配原则的贯彻,就必须一要“保护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反对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认识”;二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三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公与私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的党群关系
关于对社会主义时期党群关系的认识,学界也进行了研究。毕英涛指出其主要内容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的力量源泉;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是群众实践;人民群众是主人公,党是他们的服务员;必须以实干和为民谋利取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必须接近群众,体贴群众,帮助群众;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最容易犯的错误;发扬民主是解决党执政后不脱离群众的首要方法;联系群众是党员的终身事业”[14]。何正付则指出“人民本位”是党群关系的核心,他认为,“人民本位是党群关系的主要内容,的人民本位思想以民生幸福为终极目的,以人民利益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和社会主义地位,凸显了人民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至上地位”[15]。从中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时期党群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重新研习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无疑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群关系的和谐意义都是重大的。许佳君等指出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第一,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第二,要善于运用典型,给群众以具体的、生动的指导;第三,遇事要同群众商量;第四,把联系群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坚持下去,长期努力;第五,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措施。”#p#分页标题#e#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曹自立认为,已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好,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7]。可见,在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具有相通之处。除此而外,学者们还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个体经济和国家、集体经济的关系等方面也进行了研究。
结语
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观的研究,笔者认为,第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观产生条件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青年留苏、办报等学习和工作阅历对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影响的研究;第二,要从文本出发,以的文稿,特别是其晚年文稿为核心,加强对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工作;第三,要加强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关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比较,要研究他们之间的异同点,分析这种异同点产生的原因,这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乃至对当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都有益处;第四,要拓宽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层次和范围,要以目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基本,深入挖掘的社会主义观。我们相信,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对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必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本文作者：刘德军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