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湖北省襄阳市推行的 “三三制模式”是国内首创的一种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路子。“三三制模式”实行这种党务、行政、经济“三位一体”，自实施两年多，充分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农村特色，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建设的有益尝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们的高度肯定，认为这一模式有进一步推广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襄阳；三三制；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
201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在襄阳视察期间对襄阳推行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1月30日又作出重要批示：“湖北襄阳市推行‘三三制’新模式，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路子。日前我赴鄂调研时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认为应继续积极探索。请学习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湖北省委组织部进一步了解总结有关经验，视其成熟后加以推广借鉴。”①
襄阳市独创的“三三制”模式自实施两年多，从它所取得的成绩来看的确值得更多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学习。所谓“三三制”就是指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其他成员也相互交叉任职，组织架构上实行“三位一体”。 “三三制”模式的提出是在2008年底，襄阳市委结合即将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组织开展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专题调研，经过对谷城的堰河村、樊城的施营社区、保康的尧治河村、襄阳的四新村等深入调查研究，襄阳市委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凡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行这种党务、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农村特色。2009年7月，襄阳市委正式下发了《关于推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促进农村科学发展的意见》，这是襄樊市委关于推行“三三制”模式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三三制”模式是襄阳市的首创，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建设的有益尝试，为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②。
一、三三制模式特色：
1.实现“三位一体”，选对领头人是关键
过去，人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看干部什么？看的是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一言一行，是否心系百姓，引领老群众脱贫奔小康，过上好日子。选好一个当家人，配强领导班子，着力培养高素质的“领头雁”，是当今新农村建设的重头戏。襄阳推行的“三三制”新模式，首先是突出了领头人的核心地位。他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既有别于较大规模投资形成的龙头企业，也有别于政府的行政推动，他们植根于农村，创业于农业，成功于农业。他们对农民的示范作用大，带动效果好。他们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对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襄阳区四新村邻近河南，地处偏僻、交便闭塞，既无资源、又无资本，村里一度负债180万，连村委会办公室都抵押了出去，是典型的“三无空壳村”。镇委将有经营头脑的党员刘大忠从外面动员回村参选村委会主任，并同时推选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任种养协会会长，实现了村级党、政、经三者的一体化。刘大忠放下自己赚钱的生意回到四新村，开始了强村富民工程。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一无地理优势、二无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养殖业，先后引进了四海富民牧业，30万只肉鸡养殖厂和万只蛋鸭养殖基地，这不仅推动了集体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在他的辛勤经营下，“三无空壳村”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还有了100多万元的积累，成了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08年底，谷城县堰河村村级组织换届时，闵洪彦担任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公司总经理“一肩挑”这个“三位一体”的村官，成立茶业集团，办起生态农业旅游公司，村里很快有了2000多万元的资产积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多元，迅速改变了“村里无钱办事、无力办事、无人办事”的空壳村现象。目前，在襄樊市像闵洪彦这样村干部职位“一肩挑”的村已达到216个。
“三三制”模式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有利于突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而且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工作效率。
2.实施“三会治事”，尊重群众权利是基础
为了充分体现民主意志，基层组织在处理村里行政或经济事务时先由党支部会议研究后提出建议，然后把提议交由村民大会或社区居民大会讨论表决，最后由村委会或居委会落实执行。即在运行机制上推行村务会办事、事务会理事、村民监事会评议监督的“三会治事”，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办事和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具体实践中，要保障“三会治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序运作，有力推进，一要科学界定议事范围，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二是科学制定办事规则，规范村民自治行为；三是科学设定理事模式，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如保康县堰垭村 “三会治事”流程是：村里事情——党支部提出——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委会落实。在堰垭村，大到电站选扯、公路线走向、小到更换一台办公设备，每一件村务都有专门的会议纪录，每一个村民代表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一本本事无巨细的会议纪录簿上，纪录的不是琐细的村务，而是中国农村民主进程的足迹。每一个签名都是村民意志的象征，每一个决策的执行过程和结果，都是对农村党、政、经“三位一体”和“三会治事”新模式的最好验证。“三会治事”，充分尊重农村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群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权益，从而拓宽了村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及时化解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p#分页标题#e#
“三会治事” 坚持以扩大基层民主为核心，科学规范工作程序，是建设新农村的稳定器。眼下在农村，有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让这三个组织协调发展？ 襄阳市推出三会治事、三位一体、三联共建的“三三制”模式，强化民主管理，许多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3．实行“三联共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根本
为了加快推进步伐，调动各种资源来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襄阳市委创新思路，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具体化、措施化。在市委统一安排下，各级党政机关纷纷派出城乡互联共建工作队下基层，共同参与包村帮扶，项目、资金、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村输送，初步形成了“干群联动、城乡联创、工农联建”的共振效应，这就是“三联共建”。
2009年7月以来，襄阳区科技局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帮扶工作：帮助示范村理清发展思路，区科技局多次深入联系点朱集镇四新村、峪山镇蒋岗村调查研究，帮助联系点组织制定了2009年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制定了帮扶工作方案，在深入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标任务要求，制定了区科技局“一片七点”新农村建设试点帮扶计划，并按职责和任务分工抓好落实；开展了科技培训工作，先后聘请了抗震设防、农业科技等方面专家，培训5次；帮助峪山镇蒋岗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建立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点，并配送微机一台。为朱集四新村文明农户创建拨付资金3000元。
山高路远的大坪村是保康县黄堡镇有名的贫困村。村党支部认识到要想壮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才是关键。他们抓住市委号召城乡联创、工农联建的好机会，创办了兴村计划示范基地、党内帮扶示范基地和回归创业示范基地。在市委组织部帮助下与襄樊广汇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联手引进了樱桃谷鸭养殖加工项目，注册了“湖北保康绿源食品有限公司”，建起了鸭肉加工和冷藏工厂。全村养殖规模达到180万只，村民每年从养鸭项目上直接收入150万元。
“三联共建”工作格局，必须坚持以实现互动共赢为目标，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开展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联共建”，重点在联，关键在建，根本在于实现互动共赢。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取信于民，植根于村。“输血”与“造血”相结合，让党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科技文化卫生等部门联系强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广泛开展科技、信息、文化、卫生、法律下乡活动，切实增强了互联共建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实行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既符合中央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战略部署，又符合省委关于“城乡互联，结对共建”的基本要求，也是襄阳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实践。
二、“三三制”模式成功的启示
1. 一切从农民利益出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农民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农民积极性才会高；群众增收致富步伐加快了，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把实现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重点，才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农民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只有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农民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把农民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农村一切工作就具有了坚实基础，就能顺利开展并获得成功。如果农民缺乏积极性，或者积极性受到挫伤，农村工作绝对不可能做好。调动农民积极性靠什么？从根本上讲，要靠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只有在经济上充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充分调动、保护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充分激发农民的潜能和活力。因此，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做好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要求。把这一要求落实在具体工作中，就是要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始终充分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优先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满腔热情地对待农民群众、对待农民群众提出和反映的问题，坚决查处和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时刻关心农民群众的疾苦、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集中农民群众的智慧，时刻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襄州区伙牌镇新农村建设得到省、市、区高度重视。省工作组、市委书记唐良智都先后对伙牌进行了考察调研，区委书记郭忠、区长王军等主要领导更是对伙牌高密度进行调研，现场办公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尤其是由区直77个部办委局对伙牌实施分村、分段、分户包保，建立了对口包保联系工作制度，在伙牌形成了上下联动，科学协调，齐抓共建的工作机制。试点村伙牌村按照新农村建设方案，投资52万元硬化通户水泥路面8千米，投资36.4万元铺设下水管道4千米，投资3.4万元修过路桥涵2座，投资13万元回填废弃堰塘两口，拉土方17万方。结对共建单位区市政公司筹资38.6万元积极支持伙牌村新农村建设，取得粉刷文化墙700米，加固堰塘150多米等显著成绩；区电力公司投资200多万元为村镇架设路灯270盏；此外，25万元的清洁家园工程款也已到位。
抓好太山、耿坡、姚店、罗湾、刘坡等村的通村公路建设和黄集、薛刘、胡岗6个村的饮水工程建设；对陶家、毛岗、程营、温岗、长王、太山等村进行了详细的村庄规划，积极做好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宣传，目前已有90%以上的群众参加了合作医疗。成立沼气工作专班，积极做好沼气建设的宣传和引导，目前已申报毛岗、太山、耿寨、程营、胡岗等9个村共2000多户，发展沼气项目。向上争取项目，黄石路已修建完工、岗马路已投入修建，已落实陶家、耿寨万亩优质水稻基地，胡岗、温岗、王庄等村的5000亩高产棉基地建设，力争做大板快经济。#p#分页标题#e#
2.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能动性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目前我国政权组织中的最基本单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广大村级干部的具体落实，这一级组织的工作成效直接体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当地的发展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一级组织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个地方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比如少数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日益消退，一部分农民党员的先进性又难以体现，弱化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优势，这些都值得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该如何全面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比如从1988年起，保康县尧河村党委以孙开林为首的一班人带领全村群众向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凭着愚公移山的毅力,发扬“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和谐创业、科学发展”的尧治河精神，劈山修路、炸石开矿、筑坝办电、改田建园、兴工办厂。到200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00元，村级固定资产8亿元，全村整体上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逐渐富裕、从原始荒蛮到现代文明、从封闭愚昧到开放开发、从单一经济到多元化发展的四大转变，成为中国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尧治河的实践证明，“三三制”模式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必然产物，是推动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力器”。像孙开林这样的干部在襄阳市基层不在少数，他们是党在农村、在农民心目中的政治支撑，他们的事业看得见、摸得着。要对这样的干部大力宣传，扩大影响，不能好事不出门，以此提高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
作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核心堡垒，多数乡村党组织在带领群众加快发展奔小康中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从襄阳农村建设成功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党员具备较强的致富能力，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实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重要代表，成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三三制”模式诞生的基础：基层党组织能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完成“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的历史任务。他们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蔡乐苏表示，“襄阳创新模式”能克服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严重弱化、农民的生产经营过于个体化和城乡分隔等现象，使农业与工业、商业、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③。
“三三制”推行以来，襄阳全市实行“三位一体”的建制村已有620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全市农村经济组织达到2491个；集体经济纯收入超过5万的村已经从91个增加到570个，村集体经济纯收入总量达到6.8亿元。城乡互联共建中结对子的单位已有2406个；兴办项目1902个；向帮扶对象注入资金8268.4万元；“城乡互联共建”引导了城市机关、企业各种资源向农村倾斜汇集，资本、技术、项目通过各种方式注入农村经济组织，犹如不尽的源头活水，成为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周溯源认为，“三三制”模式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利于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各类社会问题；有利于帮助农民当家作主，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④。
“三三制”模式取得明显成效：农村基层组织构架精简高效，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巩固；推进了农村改革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步伐进一步加快，使襄樊农村大地呈出一片盎然的生机⑤。襄阳农村基层党建“三三制”模式的推广，会让绿色田野充满希望，使我们的新农村更加美丽。
参考文献：
【1】刘仲初《农村改革发展的“隆中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高层论坛在襄樊举行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10 12.
【2】刘仲初《襄樊市农村基层组织“三三制”模式的探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10 28
【3】邢敦杰《“三三制”模式是襄樊市的首创》[N].襄樊日报. 2010 92 5.
【4】邢敦杰《“三三制”模式是襄樊市的首创》[N].襄樊日报. 2010 92 5.
【5】方桐《襄樊“三三制”模式何以破解三农困局》[N].农村新报讯.2010 1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