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民俗价值分析

窦娥冤民俗价值分析

本文作者:杜萱 单位: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

从今天的时代立场看,窦娥年轻鲜活的生命不可置否地被旧时的民俗传统所扼杀,成为当时黑暗、腐朽的民俗制度的陪葬品。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她只能选择尊崇,要想尊崇,就必须用自己年轻鲜活的生命为代价,以此捍卫自己的忠贞,维护当时的社会民俗传统和秩序。

这是在女性角色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个悲情身份。童养媳是作为童养婚特定形式的产物而存在的。童养媳是我国旧时的一种婚姻形式,即男方家收养幼女,待长大成人后给儿子做媳妇的婚姻形式。成为童养媳的女孩子大多家境都很贫苦,只能忍痛将女儿贱卖给男方,由男方供养长大。但在其成长的岁月中,要敬仰婆婆,遵从丈夫,逆来顺受,自身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所以,童养媳也成为了苦难的代言词。但是,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却是一个例外。尽管窦娥的童年十分凄苦,三岁丧母,七岁由于父亲窦天德无力偿还债务,将她卖与蔡婆婆做童养媳。到了17岁成婚,但不久又丧夫。与蔡婆婆相依为命,与蔡婆婆生活的这段时光可以算是窦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在整部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窦娥以其童养媳的身份,成功地在世俗的大舞台上的演出。她至死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贞孝观,遵循着传统风俗规定的妇道和孝道。归其原因,大至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与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窦娥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家庭。所以,窦娥从小耳濡目染,对封建伦理纲常铭记于心,时刻都要遵从“三从四德”。二是与蔡婆婆的特殊家庭结构有关。蔡婆婆家中人丁稀少,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最后只能与窦娥相依为命。在旧时的民俗传统中,女性的地位都十分卑微和轻贱。在生活中遭尽他人的鄙视,不被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可想而知,婆媳生活处处充满艰难,举步维艰,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更加坚定了窦娥的忠孝信念。但同时也形成了窦娥与蔡婆婆的平等关系。在唱词中如“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婆婆也,你岂不知羞!”“旧恩忘却,新爱便宜……亏杀前人栽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①如有直接的体现,这也是窦娥这一童养媳角色与传统民俗学意义上的童养媳角色的不同之处。

寡妇是民俗学范畴中的一个特殊意象。寡妇在民俗传统里意味着贞节自守、守节尽孝。一个寡妇要想在人生社会的舞台上完满地扮演,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在历史长河中,关于寡妇的悲剧比比皆是。因担心女儿不能坚守贞操,甚至发生了亲生父亲逼死寡妇女儿的惨剧,足见寡妇在传统民俗中的艰难处境。窦娥悲剧性的命运,与其本身的寡妇角色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窦娥悲剧性命运的开始,就是从张驴儿父子这一对市井无赖的出现开始的。在这之前,婆媳二人相依为命,感情深厚,生活得平静又祥和。可是张驴儿父子为什么要赖上这一对婆媳呢?在这里,寡妇作为民俗学里的特殊意象,其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自古就有阴阳调和,男婚女嫁之说。寡妇意味着婚后丧夫,在传统意识中,男人普遍具有很强的处女情结,而女性一旦丧失其处女身份,她的名誉地位就会迅速贬值,甚至被视为轻贱。

张驴儿父子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要挟逼婚,与蔡婆婆和窦娥这两个人的寡妇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张驴儿父子看来,他们救了蔡婆婆一命,理应有所回报,这对父子是光棍,而那边一对婆媳正好是寡妇,恰似天作之合一般,于是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张驴儿父子要挟逼婚。加之张驴儿父子对婆媳二人也有轻贱之意,剧中倡导“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得一把,也不能这等使性”。昭然若揭的表明了张驴儿父子的无耻之心,认为寡妇的身份如此低贱,嫁给自己或父亲都是一种高攀,稍加逼迫,就会就范。因此,可以说,窦娥的寡妇身份促成了她的悲剧命运。

窦娥三桩誓愿的民俗学意义:窦娥本身是一个普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的贞孝观及行为,是本着封建的民俗文化对于个体的制约,是民俗制度(习惯)见于民众自身的表征。尽管窦娥童年的命运悲苦,但与蔡婆婆相依为守的日子,是窦娥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而张驴儿的横空出现打破了窦娥宁静的生活,一步步把窦娥逼上了绝路。最后,满腔冤屈无处倾诉,无人主持正义和公道,可怜的窦娥只能用一腔悲愤质问天地:“【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②窦娥面对残酷的现实,空有无奈和绝望,只得采取了民间誓愿的模式,许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用这种有悖常理的奇异现象来洗清自己的冤屈,证明自身的清白!这种在冤屈不能得到伸张之时,发誓愿的形式,是民俗传统里常见的形式,它反映了民众对于上天的信仰,相信天人感应,天的公正与无私。它是民众绝望心境的突破口,也是百姓心理取向的一种表征形式。虽然这种方式是虚幻的、飘渺的、无法实现的虚构模式,但它同宗教模式的作用是一样的,使民众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慰藉了民众的心理创伤,使百姓看到了光明和未来的希望,强化了生命信念。至此,我们分析了窦娥的女性形象和窦娥三桩誓愿的民俗学意义,从这两个层面来认识窦娥,把握窦娥形象在民俗学视域下的特殊意义。这有利于我们多学科、多角度的理解和学习《窦娥冤》。与此同时,也凸现了民俗学在解析具有丰富民俗意象的文学作品时的工具性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