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律沿袭了秦律的立法精神，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和清晰，律云：亡、杀、伤县官畜产，不可复以为畜产，及牧之而疾死，其肉、革腐败毋用，皆其平贾（价）偿。入死、伤县官，贾（价）以减偿。③对于杀伤县官畜产的赔偿，律文的规定涉及到两种情况：第一，丢失、杀死、伤害官畜而不可再恢复的，以及放牧官畜而患病死亡，并且畜产的肉、皮革腐烂不可使用，侵害人应“平贾﹙价﹚偿”，即照价赔偿。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畜产伤亡的责任可能会牵涉到几个人，相关人员就要按责任的大小共同赔偿损失，敦煌悬泉汉简有这样一个实例：“传马死二匹，负一匹，直﹙值﹚万五千，长、丞、掾、啬夫负二，佐负一。”④传马死亡按律应赔偿，驿置的长、丞、掾、啬夫各承担二成，佐承担一成。显然，传马的死亡可能是由多人的原因造成，因此在追究赔偿责任时，所涉人员按责任的大小进行分摊。第二，侵害官有马牛畜产后，若能将死伤的畜产上交到县官，则可以再加以估价而减少赔偿数额。这是因为死亡的畜产仍有残存的价值，徐世虹教授认为：“可以推测，假设传马因杀伤或不当使用而死亡，损害人将死马及时交还官府，官府将其骨肉出售，在损害人的赔偿额中就应当扣除‘卖骨肉’所得”，⑤故本律才有“贾﹙价﹚以减偿”之赔偿原则，即若将死亡畜产交到官府，侵害人就可以减少赔偿数额。可见，汉律规定官畜因杀伤或不当使用而死亡，如不按规定将死畜及时上缴政府造成价值损失，放牧、使用人应按“平价偿”的原则赔偿损失，如能及时交还政府，则可以根据“价以减偿”的原则减少赔偿。
不当使用官马致其死亡，行为人应承担赔偿之责。在居延汉简中可见其实例。从著名的焦永偿马案，⑥可知当时对官马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不得擅自借用，否则将以坐赃为盗论处。按律法，行为人在使用官马时，若因不当使用造成官马伤亡，应当赔偿经济损失。该案中焦永使用官马传送警檄，令马疲劳过度，属于不当使用，本应依法赔偿，但其因执行紧急公务，况且该马是积劳病死，基于这两个因素，获认为应免除焦永的赔偿责任。
1、官物管理失职造成损失的赔偿
秦汉政府重视国家财产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细致的官物管理法规，对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承担的责任都有具体的规定。在官物管理中，核验物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法律规定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核查物资的数量与簿籍登记之数是否相符，在核查中，若出现官有器物数量超出登记数，应及时上缴，发现不足数，相关人员应赔偿损失。秦简《效律》有这样原则性的规定：“效公器赢、不备，以赍律论及赏﹙偿﹚，毋赍者乃直﹙值﹚之。”①又：“官啬夫、冗吏皆共赏﹙偿﹚不备之货而入赢。”②即核验官有器物而发现超出或不足数的，按相关律文论处和赔偿，而赔偿之责由相关官吏共同承担。举例言之：“甲旅札赢其籍及不备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丁亥朔庚寅，甲沟鄣守候尉史宪敢言之。府记曰：米郷少薄二百二十六斛六斗六升吏、候长傅育等当负，趣收责，会十二月五日官诣府对，使收责育等皆毕诣府叩头死罪敢言之。甲沟言米郷少薄，尉史、候长傅育等当负，收责皆毕，遣尉史持□诣府。该简记载的是核验官府财产的情况。上级机构派官员检查下级部门的簿籍，核验官有财产中发现米郷的实有数与籍上登记的数目不符，少了二百二十六斛六斗六升，根据汉法规定相关责任人应当赔偿不足数，故上级机关要求予以赔偿，并规定期限内完成赔偿上报。此份文书就是赔偿义务人所在的下级机关向上级报告赔偿完成的上行文书。
2、毁损官物的赔偿
在秦汉社会，对于毁损官物的行为，法律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不仅对行为人进行刑事惩治，还视其具体情况追究其赔偿之责，以填补国家损失。﹙1﹚毁坏官舍。秦律规定更改、拆建官舍定应报请上级批准，《徭律》：“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坏更也，必谳之。”⑥可见不经上级批准而擅改、拆毁官舍的行为是违法的，不过律文并未进一步规定如何追究擅改者的法律责任。汉初法律对此则明确提出擅改毁坏官舍的责任，法律规定：“县道官敢擅坏更官府寺舍者，罚金四两，以其费负之。”⑦即县、道官有擅自毁坏、拆改官府、官舍的，不仅要处予罚金者，入其赢旅衣札，而责其不备旅衣札。”③在具体核验中，如果发现甲的旅札数与簿籍上登记数不符，那么多余的应上缴，不足的应当赔偿。汉承秦制，《二年律令•效律》：“效案官及县料而不备者，负之。”④该律只是一个原则性条款，即要求核验官有财产，有不足数的，相关人员应当赔偿损失。《居延新简》所载实例，可印证该律的具体实施情况，简文如下：EPT6：53ABEPT6：54EPT6：58EPT6：61EPT6：62EPT6：65⑤刑，还要追究赔偿责任。而对于焚烧官舍，秦简《内史杂》规定：“有实官高其垣墙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⑧又，《法律答问》云：“燧火延燔里门，当赀一盾；其邑邦门，赀一甲。”⑨二简均规定失火焚烧官舍，负有责任的相关官员和行为人应承担罪责或赀罚，但未言赔偿问题。对于焚烧官舍行为，汉律则分故意、过失两种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二年律令•贼律》：贼燔城、官府及县官集聚，弃市。燔寺舍、民室屋庐舍、集聚，黥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⑩该律是关于对焚烧官舍、民宅等的惩罚内容。律文规定烧毁官私建筑物的行为依轻重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故意纵火焚烧城邑、官府及官府仓储的，处以弃市；第二，故意焚烧寺舍、民宅庐舍、仓储的，黥为城旦舂。这两种行为属于纵火罪，性质严重，因此给予刑事制裁，未要求经济赔偿。第三，失火焚烧官舍、民宅等。对于这种行为，除了处以罚金刑之外，行为人还应赔偿经济损失。由上可知，汉律将焚烧官舍界定为犯罪行为，一般对侵害人处以刑事制裁，是否同时承担赔偿责任则视侵害人的主观过错是过失或故意来确定。行为人故意犯罪，则处以重刑，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人过失犯罪，则在处以罚金刑的同时，赔偿经济损失。﹙2﹚借用官物亡损的赔偿。秦律规定百姓在借用官有器物时，一方面要求使用人对所借器物尽到妥善保管义务，以防亡损，另一方面还要求借用人保存好器物上的标识，否则视为对器物的损坏，而负赔偿之责。《秦简•工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其（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假）而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资律责之。①法律要求百姓借用兵器时要登记武器上的标记，归还时如果有标记磨灭不可辨认或不是官府标记的，借用者应当用财物赔偿。而当出现借用人无法追还的情况，赔偿责任又当如何追究，秦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官辄告（假）器者曰：器敝久恐靡者，还其未靡，谒更其久。其久靡不可智（知）者，令资赏（偿）。（假）器者，其事已及免，官辄收其（假），弗亟收者有罪。其（假）者死亡、有罪毋（无）责也，吏代赏（偿）。②此律对借用官物者，一方面要求借用者应当妥善保存刻在官府器物上的标记，若造成磨灭无法辨认的，借用人要赔偿损失。另一方面要求出借的吏应及时收回所借器物，不及时收回，又出现无法追还的情况﹙借用者身死或犯罪﹚，由出借的吏代为赔偿。秦律关于借用官物亡损应赔偿的通则性规定当为汉律所承袭，《居延新简》有这样的实例：案：立，官吏，非乘亭候望，而以弩假立，立死，不验，候当负。记到，趣备弩言。谨案：EPF22.289③该简反映这样一个赔偿事实，即立借用了官弩，后立死，致使所借用的官弩亡失，于是要求弩所属机构的长官候代替赔偿。#p#分页标题#e#
损害个人财产的赔偿
从秦汉律所规定的情况来看，对畜产毁损他人财物和盗窃他人财产这两种侵害私财的行为均要求相关责任人赔偿，具体如下：
1、畜产侵害他人财物
秦律规定：畜产毁损他人稼禾，畜主应当赔偿经济损失。《龙岗秦简》：“马、牛、羊食人□之□□□□□□□□□”，该简文有残缺，其表达的意图注译者认为：可能是关于马、牛、羊食人稼禾，折价赔偿的律文，④相似之简又有：“马、牛、羊、犬、彘于人田□”。⑤畜产食人稼禾，畜主应折价赔偿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表达比较明确：“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从这一简文来看，甲的马匹食人稼禾，理应论处和赔偿，只是因为年小﹙身高不到六尺﹚，因此免去赔偿责任。畜产损食稼禾应负赔偿责任，汉承秦制并丰富了律文内容，《二年律令•田律》明确要求：马、牛、羊、豕辱彘、彘食人稼穑，罚主金马、牛各一两，四豕辱彘若十羊、彘当一牛，而令挢（？）稼偿主。县官马、牛、羊，罚吏徒主者。贫弗能赏（偿）者，令居县官；□□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笞百，县官皆为赏（偿）主，禁毋牧彘。⑥该简对马、牛、羊、猪等畜产食人稼禾的处罚是这样的：私畜产食人稼禾，对畜主应处以罚金刑，并赔偿稼主的经济损失；官畜产损食人稼禾，对主管官吏处以罚金刑，放牧者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人因贫穷无法赔偿，可以为官府服役抵偿，由官府代替赔偿，所谓“贫弗能赏﹙偿﹚者，令居县官”，若是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则以笞刑抵偿。而在畜产之间自相杀伤的情况下，加害畜主和受害畜主之间的赔偿关系，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二年律令•贼律》云：“犬杀伤人畜产，犬主尝﹙偿﹚之，它□”，①即犬杀伤他人畜产，犬主应当赔偿损失，但究竟应赔偿多少？律文未见其详。相应的赔偿原则，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或能窥其一二：言律曰：畜产相贼杀，三分偿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②循﹙人名﹚的马在与少仲﹙人名﹚的马相斗中死亡，结果法官判少仲赔偿三千钱，并和死马的骨肉一起给循。按汉律，畜产相斗杀所造成的伤害，被伤害的畜产主人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赔偿，即“畜产相残杀，三分偿”。究其原因，笔者以为畜产相斗发生的伤害行为，畜产主人均无过错，因此要求加害畜主全部赔偿显然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让受害畜主无端承受损失显然也不合情理。基于公平考虑，法律规定加害畜主赔偿三分之一，并由受害畜主占有死亡畜产。可见，汉律对畜产致害的赔偿原则作了如下区分：畜产单独加害他人财物，畜主应赔偿全部损失；畜产间相斗而发生的一方畜产伤亡，在加害畜主并无过错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原则适当赔偿。
2、盗窃他人财产
秦汉律对于盗窃罪，一般根据所盗赃值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求盗者将赃物归还原主，《秦简•法律答问》载：“盗盗人，买（卖）所盗，以买它物，皆畀其主。”今盗盗甲衣，买（卖），以买布、衣而得，当以衣及布畀不当？当以布及它所买畀甲，衣不当。③按秦律之规定：盗窃犯行窃后，卖盗赃，赃物的转易物归还原主。这一律文包含两种含义：盗犯行窃后，赃物见在者，应还原主；盗窃犯将赃物转易得它物，也视为赃物见在，归还原主。汉律明显承袭了这一规定，《二年律令•盗律》云：“盗盗人，臧﹙赃﹚见存者，皆以畀其主”④，即盗窃犯行窃后，赃物见在的，应还原主。值得注意的是，若赃物和转易物皆已费用，在征还原主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弥补原主的损失，以目前资料来看秦汉律均未给予回答。此外，从传世文献看，东汉时对于盗窃犯除科以刑罚，还有“盗赃加责”制度，即加倍赔偿制度。《周礼》卷36《秋官•司厉》载：“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螩之，入于司兵。”郑司农注云：“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贾公彦释疏曰：“先郑云‘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者，其加责者，即今时倍赃者也。”郑司农注中的“若今时”即是东汉时，而其所云的“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贾公彦解释说“加责”就是唐律规定的“倍赃”，即加倍赔偿部分，⑤即盗贼所盗窃的赃物，应将加倍赔偿金没入官府。不过，所征收之加倍赔偿金并不归属原主，而是官府，可见“加责”制度的主要意图乃是在于惩治盗窃行为。
赔偿的具体方式
在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赔偿关系后，通常情况下侵害人缴纳赔偿金是赔偿权利人获得赔偿救济的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侵害人的身份地位低、经济状况差，或者因承担的赔偿数额较大而无法马上履行赔偿义务等等情况。基于此，法律依据这些实际情形也规定相应的其它赔偿方式，以确保赔偿权利人实现赔偿权。
（一）缴纳赔偿金
侵害人缴纳赔偿金，这是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主要赔偿方式。秦和汉初，流通的货币在法定上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金铜并用，对此学术界已有共识。⑥汉初一般以黄金为收取赔偿金的标准物，但也允许按“平价”换算成铜钱交纳，《二年律令•金布律》记载：“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人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①律文大意是罚金、赎刑、偿债、奖赏和赔偿金，一般缴纳或收取黄金，也允许用铜钱，只是金与钱的兑换比例要按郡守治所县十月黄金的正常价格折算成钱。
（二）以薪代偿
以薪代偿，是指通过扣除侵害人的薪金，赔偿被侵害人的损失。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享有政府俸禄的官吏，秦律规定：官啬夫免，复为啬夫，而坐其故官以赀赏（偿）及有它责（债），贫窭毋（无）以赏（偿）者，稍减其秩、月食以赏（偿）之。③该简指出了以薪代偿的适用条件，即对于有赔偿义务的官员，因贫困而一时无法缴纳赔偿金的，可以用分期扣除其薪水的方式赔偿。汉代在执行赔偿债务时，也有同样的做法，为人所熟知的“赵宣、张宗赔偿纠纷案”中就采用了以薪代偿的方式。赵宣与张宗因马死发生赔偿纠纷，最后经过司法判决：“□共平。宗马直七千，令宣偿宗。宣立以□钱千六百付宗。其三年四月中，宗使肩水府功曹爰子渊责宣，子渊从故甲渠候杨君取直三年二月尽六”，④即论定张宗的马价值七千钱，赵宣应赔偿，赵宣于是立即支付了一千六百钱赔偿金。不过后来赵宣并没有赔偿剩余的钱，于是张宗将此事告到肩水都尉府，功曹子渊当是在甲渠候官处扣除了赵宣从二月到六月的俸禄，作为赔偿。在汉代，官吏以其俸禄若干抵偿债务﹙包括赔偿债务﹚事例甚多，对此先行研究成果多有论及，此不赘述。#p#分页标题#e#
（三）以役代偿
以役代偿，是指侵害人因贫困无法支付赔偿金或赔偿数额超出其经济能力时，由官府代为缴纳，其为官府服劳役折抵赔偿金。这种赔偿方式较普遍的适用于隶臣妾和一般平民，秦简《金布律》载：及隶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减其衣食，毋过三分取一，其所亡众，计之，终岁衣食不尽以稍赏（偿），令居之。⑥律文规定隶臣妾若对公家有损害赔偿之债，可以采用两种抵偿方式：一是扣除他们的衣食收入；二是衣食收入还不够全部赔偿时，可以“令居之”，即劳役抵偿。秦律又规定：官啬夫免，复为啬夫，而坐其故官以赀赏（偿）及有它责（债），贫窭毋（无）以赏（偿）者，稍减其秩、月食以赏（偿）之，弗得居；其免（也），令以律居之。⑦即在职官员因贫穷无法缴纳损害赔偿金的，可以扣除其俸禄、口粮作为赔偿，但不得令其居作。如已免职，成为一般平民，可以令其居作。上述二简关于劳役代偿之规定，有两点是比较明确的：其一，隶臣妾或平民因贫穷无法支付赔偿金、或其支付金额超出其经济能力时，法律允许劳役代偿；其二，劳役代偿并不适用于在职的政府官吏，已经免职的官吏除外，盖因在职的政府官吏可以薪代偿。劳役代偿中，劳役价格如何计算？秦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赀赎责（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居赀赎责（债）者，或欲籍（藉）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徭戍。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备而籵入钱者，许之。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⑧该律对以役抵偿者规定的劳役价格的计算标准是：“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即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若不能自备食物和衣服，而由官府供给的，应按法律规定从劳役抵偿中再扣除，例如官府供给饭食的，扣除劳役者两钱，因此这类劳役者每天抵偿六钱。从上律可知，劳役者还可以选择其它方式代役。如选择以他人代役，只要代役人与“居责”者年龄相当﹙“耆弱相当”﹚；也可以选择让其它人一起服役，但不得免除同役人的徭戍；还可以用奴隶或马牛畜产代役，“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此外，法律还允许“其日未备而籵入钱者，许之。”即如劳役日数未满，剩余的允许以现金缴纳。汉初承袭了以役代偿的赔偿方式，只是法律对于服役者的劳役价格并未明确。《二年律令•田律》：“马、牛、羊、豕辱彘食人稼穑稼偿主。县官马、牛、羊，罚吏徒主者。贫弗能赏﹙偿﹚者，令居县官县官皆为赏﹙偿﹚主。”①即官畜产损食人稼禾，造成损失的，对主管官吏应处以罚金刑，而放牧者要赔偿经济损失，在放牧者贫穷无法缴纳赔偿金的情况下，可暂由官府代缴，其为官府服劳役抵偿。
（四）以刑代偿
以刑代偿，是指在侵害人既无任何经济收入或财产可以执行，又不能适用劳役代偿的情况下，官府对其施行刑罚﹙一般是进行笞打﹚，以代替赔偿。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国家的刑徒﹙如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并且通常涉及到两种情况：一是刑徒损害国家财产，直接“以刑代偿”，二是刑徒损害私人财产，国家代替赔偿后，对其执行刑罚。秦律载：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辄治（笞）之。直（值）一钱，治（笞）十；直（值）廿钱以上，孰（熟）治（笞）之，出其器。弗辄治（笞），吏主者负其半。②律文大意为：城旦舂在服役劳作期间有毁坏陶器、铁器、木器，制造大车时折断了轮圈，应立即笞打。所毁坏器物每值一钱，笞打十下；值二十钱以上，加以重打，注销其所毁器物。如不立即进行笞打，主管的官吏应赔偿其价值的一半。
上述律文其实是对毁伤公有器物赔偿规定的一种变通，即当城旦舂在劳作期间毁折官物时，因其既无财产可赔偿，又无劳役抵偿之条件，此时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制裁方式———对其进行笞刑，以代替赔偿。法律还规定了根据其所损害公器的价值决定笞数，即一钱笞十下，二十钱以上则不定笞数，官吏不立即对其进行笞打，则应当赔偿一半价值。汉律对此因袭不变，上文所引的《二年律令•田律》载：官畜产侵害他人庄稼，放牧人“贫弗能赏﹙偿﹚者，令居县官；□□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笞百，县官皆为赏﹙偿﹚主。”③法律区分了两种身份的放牧人：平民和刑徒。前者无力赔偿，则劳役于官府，由官府代偿。而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则进行笞打，赔偿金由官府代为缴纳，即以刑代偿。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以刑代偿不适用于隶臣妾，因为相对于其它刑徒而言，其既可能有财产可以执行，也具备以役代偿的前提条件。
赔偿执行的相关制度
当法律明确侵害人赔偿方式的前提下，秦汉律还设定了赔偿执行程序的相关制度，以贯彻赔偿责任，实现填补受害主体经济损失之目的。
（一）赔偿数额估算制度
在确定赔偿关系后，如何估算损失价值，论定赔偿数额，这对于维护赔偿关系双方的合法利益显得尤为重要。秦汉律主要规定的是官有物资损失价值的估算办法，秦简《效律》规定：“效公器赢、不备，以资律论及赏﹙偿﹚，毋资者乃直﹙值﹚之。”⑤律文明确要求检验官有器物，有不足的，应按《资律》赔偿，若《资律》没有规定的应加以估价。又，《工律》云：“入﹙假﹚而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资律责之。”①这是对收回官器没有标记或不是官府标记的赔偿规定，要求当事人应按《资律》的规定赔偿。以上可见，秦对于官器损失价值的估算已经有一定的标准，即按《资律》规定赔偿或加以估价赔偿。但这种标准具体内容如何，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材料进一步论证。汉代对官器损失赔偿数额，则一律按正常交易价格为基准估算，按“平价”赔偿，律云：亡、杀、伤县官畜产，不可复以为畜产，及牧之而疾死，其肉、革腐败毋用，皆其平贾（价）偿。亡、毁、伤县官器财物，令以平贾（价）偿。②律文规定损伤官府畜产和器物，均要求以平价赔偿。这里所谓的“平价”，即指正常、公平交换的标准价格，③易言之，在论定赔偿数额时，应以该财产在市面上正常的价格为基准，禁止当事人或执行机关抬高或压低财产价格。#p#分页标题#e#
（二）登记造册制度
为保障赔偿权利人实现赔偿权，秦汉官府对于赔偿关系中涉及到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的数额一般都进行登记造册。从相关的文献看，登记造册更多的涉及到公共财产的损害赔偿。秦律规定：损害公物所涉及到的赔偿人、赔偿金额应登记，并将所登记情况存于少内中，《金布律》载：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④参辨券是秦时所用的一种券书，一式剖为三份，用作凭证。整理小组注云：“这种券书，推测当由啬夫、少内和赔偿的人各执一份，作为缴纳赔偿的凭证。”⑤律文规定了官吏缴纳赔偿金的过程：官吏被判处在点验或会计中有罪而应赔偿后，有关官府啬夫即将其应赔偿的钱数分摊于其官长和群吏，发给每个人一份木券，以便向少内缴纳，少内凭券收取。可见参辨券在作为凭证的同时，也是对赔偿义务人的责任记录，少内正是凭记录收取赔偿金。汉代有关赔偿登记造册制度，于下简可窥一斑：甘露四年七月丙午朔已酉，县泉置守丞置敢言之：乃厩啬夫张义等负御钱、失亡县官器物、当负名各如牒，谨遣厩佐世收取，七月□□唯廷以□□敢言之。（A）啬夫义、得之；佐世忠。（B）（Ⅱ0115④：87）⑥简文记载了西汉宣帝时张义等人所欠官府御钱、亡损官物赔偿的名簿。从该简推定，其名簿构成要件当有赔偿义务人的姓名、官职、赔偿事由、赔偿金额。汉律还进一步要求所记录的内容不容随意修改和删除，违者法律将追究其责任。《二年律令•贼律》规定：“诸诈增减券书，及为书诈弗副，其以避负偿，若受赏赐财物，皆坐赃为盗。”⑦律文针对的欺诈行为有两种，一是故意增加或减少的券书记录，一是制作文书故意不录置副本，以达到逃避赔偿、多得赏赐财物的目的。对于这两种行为，法律规定应“坐赃为盗”，即根据其所逃避的赔偿数额，计赃以盗罪论处。
（三）索缴制度
古代社会交通不甚发达，若当事人的居住场所发生变更，可能会影响赔偿债务的实现。为此秦律规定：当官府和当事人之间确定债的关系后，若债务人居住场所变更，当事人和官府之间的债务可以移至变更后的县办理，由当地政府索缴，“有责﹙债﹚于公及赀、赎者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责﹙债﹚百姓未赏﹙偿﹚，亦移其县，县赏﹙偿﹚。”⑧由这一简文可知：当欠负官府债务或享有官府债权的当事人，在其居住场所发生变更后，其债权、债务由原居住县转移到变更后的县，由现居县追偿或代偿。索债制度也为汉律所承袭，如居延汉简载：□□丑朔甲寅，居延库守庆敢言之：缮治车卒朝自言贳卖衣物客民卒所，各如牒。律：“□□辞官，移书人在所，在所以次”。惟府令甲渠收责，得钱与朝，敢言之。掾破胡、佐护、充光EPT58：45A、B①推测此简中所引的律文的含义，应是指按汉律：发生债务纠纷时，若双方当事人不在同一地区，则将债务文书发至债务人所在地，并依法定程序将文书转至具体负责此案的有关机关。该简中债权人属居延县库，所以由该库行文至居延都尉府，由都尉府下文至债务人的“在所”甲渠候官，由甲渠候官追讨索债。
秦汉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特点、主要社会功能和历史地位
通过以上资料的分析和讨论，很清楚地表明：当时法律涉及的财产损害赔偿内容具体包括赔偿适用的领域、原则、范围、实现的具体方法和执行制度等。透过这些财产损害赔偿规范，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秦汉赔偿法律制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在多数情况下，赔偿责任附于刑事制裁。当时的法律诸法合一，以刑统法，因此在财产权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多论以罪，一般先科处刑罚，是否赔偿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视其具体情况而定：重大的故意侵害财产犯罪，在被处以重刑的情况下，免于赔偿；对多数的侵害财产行为，通常是刑罚和赔偿并处，赔偿损失是刑事制裁的附属物；只有在少数场合单处赔偿责任，如汉代在畜产相互杀伤的场合，双方畜主只需要根据公平原则赔偿损失即可。第二，秦汉赔偿法律的重心是公物赔偿，注重对国家财产的保护，执行维护整体利益的社会职能。秦汉时期，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已经确立，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这种观念必然影响到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当时赔偿法律执行的主要职能。主要表现在：其一，如前所述，秦汉律所涉及的赔偿规定仅限于财产损害赔偿，其中公有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所占的比重较高，而涉及私人财产的相对有限，体现了当时法律注重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利益并非法律关注的重点。其二，对损害官府财产的行为，法律制定了严密的赔偿追究制度，例如扣除侵害人的薪金或收入、侵害人以劳役抵偿、由管理有过失的官吏代替赔偿等，从而保障国家财产权。第三，赔偿实行以补偿主义为原则，惩罚主义为例外，发挥着双重法律功能。侵害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法律均有明文规定，如秦律对于杀伤官畜产行为，要求侵害人以“未败之直偿之”，对于毁损县官器物，则按《资律》的规定赔偿，而汉律则规定“亡、杀、伤县官畜产”、“亡、毁、伤县官器财物”均以“平价”原则论定赔偿，可见侵害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基本相符，不允许任何人或执行机关任意加重或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在涉及盗窃他人财产的场合，秦和汉初皆要求侵害人赃物归还原主，但到东汉时期则出现了“加责”制度，赔偿责任大于实际损害，明显带有惩罚性质，这大概由于盗窃行为在统治者看来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可见赔偿在当时主要发挥着补偿受害主体经济损失的法律功能，同时也起到惩治恶意侵犯财产行为之功效。第四，秦汉财产损害赔偿制度已形成初步的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财产损害赔偿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从总体上看，古老的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保持着“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律典编纂体例。③秦汉社会也不例外，当时的统治者并未制定统一的损害赔偿法律，因此有关财产损害赔偿规定就显得比较分散和零乱，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从类型上看既涉及动产﹙如畜产、器物等﹚又包含不动产﹙如建筑物﹚；从赔偿的范围看，一般仅限于直接损失，即造成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至于间接损失在所不问；在赔偿数额的计算上则以实际损失为原则，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如对于侵害官畜产，秦律提出“令其未败之直偿之”，汉律规定“价以减偿”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区分赔偿比例时则根据实际情况有“分负”、“半负”、“负一”、“负二”、“叁分偿”等；在赔偿的方式上，除主要以金钱赔偿、返还原物外，还根据社会情况规定了以役代偿、以刑代偿等其他几种方式。秦汉律所体现的赔偿立法思想，创立的赔偿方式、原则和范围对中国古代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p#分页标题#e#
上述种种分析表明，赔偿是秦汉统治者所使用的重要法律手段，适用范围广泛，涉及多种领域，包括从农业到手工业，从畜牧管理到财政管理，从官府物资的经济管理到官吏履职的行政管理等。这些赔偿规则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适用多种赔偿方式，并制定相关制度加以保障法律的有效运行，从而形成一个较为严密的赔偿制度。秦汉财产赔偿制度虽然旨在有效地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保障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但也应该看到，在一些侵害私人财产的情况下，法律也规定相应的赔偿要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于维护私有财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田振洪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