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异地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方式，在人口老龄化较为突出的发达国家出于气候条件、日常消费水平、护理成本等方面考虑早就开始实施。如加拿大，因为漫长冬季影响老年人健康和户外活动，部分老人长期移居异国安度晚年或者每年冬季有数月去异国生活。在英国，也有不少老人因为本国生活成本较高，将住宅出售后到西班牙、南非这样的国家养老。日本则因为护理成本高等原因，在20世纪末老龄化加速出现之际制定“异国养老”方略，即在国土辽阔的巴西以及距离较近的泰国、新加坡建造日本社区，在那里配备适应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种设施，然后安排本国老年人到这些国家养老(陈谊，黄慧，2006)。 我国异地养老实践发轫于2003年大连同泰老年休养服务中心，该中心以机构联网方式发展异地养老，建立“异地互动养老”网站，为需要服务的人们提供各种相关服务(姜向群，2006)。之后，广州、上海、浙江等地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探索“异地养老”方式，迄今，已有山东、辽宁、广东、安徽等省近20余个城市100余家养老机构开发了异地养老服务(穆光宗，2010)。 异地养老的广泛实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9月，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大连举行的首届全国养老机构院长高级论坛暨全国异地养老推介大会上，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100多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对“异地养老”发展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穆光宗，2010)。2005年8月，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组织首次市民建言会上，作为缓解北京城市人口的措施，有些市民提出“异地养老”方式，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强烈，学术界也引起激烈争论。① “异地养老”这种养老方式在我国能不能发展，从市场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异地养老”作为一种新型产品，而该产品是否有市场?针对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即市场=人口数量×购买力×购买意向，我们看到，我国“异地养老”能否发展，购买意向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为在老年人口数量上，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购买力来看，我国有一部分老年人的收入已经比较高，特别是一些城市老人，年收入是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多(伍小兰，2008)，因此，是否有“异地养老”的购买意愿，可以说成为制约“异地养老”市场的瓶颈。 但是，从目前已有的文献看，对“异地养老”探讨的文献并不多，尤其是针对“异地养老”意愿的实证研究非常少，陈宜等对北京市的数据分析发现，62．4%的老年人不愿意到外地或郊区养老，21．4%的老年人表示愿意，16．2%的老年人没有明确态度，另外，如果政府出台异地养老的利好政策，会有1/3的老年人愿意尝试这种养老方式(陈宜，黄慧，2006)。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异地养老”的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以对未来异地养老的科学规划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我国老年人规模大，老人是否愿意“异地养老”，不仅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也是基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基于此，本文做以下假设: 1．从个体因素考虑，异地养老意愿方面，男性老人高于女性老人;汉族老人高于少数民族老人;有配偶老人高于丧偶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低;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健康状况越好或者经济条件越好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强。 2．从家庭方面考虑，子女数越多的老人或者子女越孝顺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低;而户型结构越简单的老人，其异地养老的意愿越强。 3．从社会角度考虑，对于异地养老意愿，有社会保障的老人高于无社会保障的老人;城市老人高于农村老人;社区居住时间越长或者亲属网络越大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低。 (二)数据、变量测量及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老龄中心2006年开展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10%的数据，②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加权处理后，样本量15462810人。 2．变量测量因变量:在问卷中，有“如果让您搬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外地(本市/本县以外)住，不考虑其他因素，您愿意去吗?”的问题，该问题有三个选项，即愿意、不愿意和说不好。因为我们主要考察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明确意愿，因此，我们对“说不好”这一类删去，因变量只保留愿意和不愿意两类。自变量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即老年个人因素(性别、年龄、文化、民族、婚姻、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家庭因素(子女数、户型及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因素(老年人是否有养老保障、城乡、社区居住时间、亲属网络和朋友网络)。变量的基本描述见表1。 3．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是探讨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因此，在描述老年异地养老意愿时，采取列联分析，在研究老人“异地养老”意愿影响因素时，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我们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该模型为logit(p)=β0+β1x1+β2x2+…+βpxp，其中p表示愿意异地养老的概率，β0为常数项，βp为第p个变量xp的偏回归系数。 三、分析结果 (一)老人“异地养老”意愿现状 对于“异地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方式，目前接受的老人并不多。总体上，愿意“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为32．8%，不愿意的占一半以上，为55．9%，说不清楚地老人占一成多，为11．3%。去掉说不清楚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老人占37%，不愿意“异地养老”的占63%。#p#分页标题#e# 性别上，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相对于女性老人来讲，更多的男性老人有工作的经历，他们社会交往面也比较大，更愿意对新型的养老方式进行尝试，但是，女性不仅有更多的恋家情节，她们往往也会因为自己的视野、交往等因素，对“异地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方式的接受较低。 年龄方面，70～79岁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比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都强。对刚刚退出生产领域的老人而言，他们还对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有一种新鲜感，愿意在本地享受晚年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不免会产生一些厌烦、不满的情绪，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还容许他们尝试一些风险，在考虑自己健康状况下，70～79的老年人会愿意换一个环境，尝试一下新的养老方式，对于高龄老人来讲，他们身体的功能可能已经不适应再去冒险了。 在受教育程度上，分析的结果与假设情况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如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老人，有“异地养老”意愿的比例分别为36．1%和42．8%，远远高于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老人。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一般收入也比较高，在当地的生活质量也比较高，“异地养老”这种养老方式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太大。 民族方面，汉族老人比少数民族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相对封闭的西部地区，他们对外界的了解一般会比汉族老人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化风俗的不同，移居外地后在经济、生活、心理适应方面会面临更多的难题，因此，他们更加不倾向到别的地方养老。 婚姻方面，有偶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比丧偶老人高了近10个百分点。到外地养老，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对于有偶老人来讲，在陌生的环境中，夫妻双方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会更快适应新环境，而对于丧偶老人而言，往往因为缺少最亲近的人而导致适应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健康方面，身体状况越差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低。我们知道，到另一个地方去养老，在陌生环境中，健康老人不仅能够生活自立，也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容易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更快地适应新的生活，相反，身体状况比较差，不仅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也会影响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 保障方面，没有养老保障的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分析显示，没有养老保障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比例比有养老保障的老人高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虽然我国一直在提升养老保障的统筹层次，但目前也只是地区(省级)统筹，跨区转移因为种种障碍而还没有开始，因此，对于有养老保障的老人来讲，他们往往也会因为保障的难以转移而难以实现“异地养老”。 城乡方面，农村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比城市老人高。虽然我国城乡统筹已经有了很大的推进，但我国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农村老年人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在养老条件上，和城市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比城市老人会更愿意接受“异地养老”这种方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一下自己的养老状况。 子女数量上，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子女较多的老人更愿意接受“异地养老”。在“养儿防老”传统思想影响下，子女是老年人晚年的重要支持者，没有子女的老人，他们会因为无牵无挂而最愿意“异地养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往往因为各种因素容易产生矛盾，对老人的养老质量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些老人的“异地养老”意愿也相应较强。而只有一个子女的老人，子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直接、简单，在养老责任方面无法推托，所以，他们“异地养老”意愿最低。 从户型看，多代户和隔代户的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二代户老人“异地养老”意愿最低。在隔代户中，子女外出，他们和孙辈一起生活，孙辈的生活和家庭生产的责任全落在他们的身上，劳务负担和生活负担都比较重，面对“异地养老”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他们是非常愿意尝试的。对于多代户，和子女和孙辈等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因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容易产生矛盾，他们更可能会通过“异地养老”这种方式，改变这种现状。而对于二代户来说，他们和子女一起居住，子女如果还没有结婚，老年人往往会感到自己的责任还没有完成，而对于结婚还没有孩子的子女来说，老年人还要等待孙辈的出生，帮助子女带领一段时间，因此，他们的“异地养老”意愿较低。 家庭代际关系方面，子女最孝顺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最低，而子女比较孝顺、一般和不孝顺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相对较高。对于子女非常孝顺的老人来讲，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子女的，当然，子女不孝顺往往是老年人愿意“异地养老”的一种重要推力，而子女孝顺一般的老人，他们在行动空间上比较自由，因此，如果他们认为“异地养老”比较好，他们也会尝试。 经济状况方面，困难和富裕的老年人更愿意“异地养老”，而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比较低。对于经济困难的老人来讲，他们希望通过“异地养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处境，而对于富裕的老年人来讲，他们主要是通过“异地养老”来提升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 从亲属规模看，亲属越少的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越强烈。亲属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社会支持，一旦他们“异地养老”，这些社会支持可能就会失去，感情和生活成本较大，而对于亲属少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异地养老”后，这种感情成本就会比较小。 #p#分页标题#e# (二)老人“异地养老”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老年人是否愿意“异地养老”，与多种因素有关，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我们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 模型一显示，个体特征对“异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女性老人“异地养老”意愿的可能性为男性的98．8%;60－69岁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比80岁以上的老人更低，而70－79岁的老人最高。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呈现出越来越低的趋势。相对于少数汉族而言，汉族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使少数民族老人的1．271倍;有偶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是丧偶老人的1．443倍;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强，如健康状况一般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是健康状况差的老人的2．709倍;经济状况方面，富裕老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高于贫困老人，是贫困老人的1．119倍，但经济状况一般的老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低于贫困老人，只有贫困老人的77．6%。 模型二为家庭因素模型。子女数量方面，没有子女的老人最愿意“异地养老”，为多子女老人的2．3倍，而只有一个子女的老人最不愿意“异地养老”，其“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仅为多子女老人的70%，另外，有两个子女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比3个以上子女更高。户型方面，隔代户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较强，为三代户1．3倍，而一代户和二代户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较低，分为为三代户的74%和57．4%。家庭代际关系上，子女越孝顺，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呈现出越低的趋势，如子女很孝顺的老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只有子女不孝顺老人的50．6%。 模型三主要考察社会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有养老保障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为有养老保障的93%;居住在城市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为农村老人的88%;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越长，“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也就越强;亲属网络越少的老人，其“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如没有亲属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是有3个以上亲属的1．9倍。 模型四中，我们将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加入，发现绝大部分因素的影响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年龄、经济状况、户型、居住地区和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一定变化。中低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都高于高龄老人;经济状况富裕和一般的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较贫困老人低;户型方面，三代户的老人“异地养老”的愿意最强;子女比较孝顺的老年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最高;居住在城市的老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是农村老年人的1．113倍。 四、结论及思考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对我国老人“异地养老”的意愿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既看到其“合理”的一面，也看到“不合理”的一面。 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我国老人愿意“异地养老”的比例并不高，并呈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老年人是否愿意“异地养老”，实质上是基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因素的一个综合考虑。 在“异地养老”的主体上，我们看到了谁更愿意“异地养老”。结果表明，有“异地养老”意愿的人，主要是一些“弱势群体”，如女性、低受教育程度、丧偶、贫困、没有子女、没有亲属的老人，而男性、经济条件比较好、代际关系比较简单的老人，他们“异地养老”的意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因此，对于前面的假设来讲，部分是没有得到证实的。目前60多岁的老年人绝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建国之前，一生中经历很多坎坷，传统文化中“小富即安”“安土重迁”的文化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仍然根深蒂固，只要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他们就不会有着强烈的“异地养老”的意愿。 对于“异地养老”的客体，我们也能间接地看到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异地养老”服务。本次调查，题目为“如果让您搬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外地(本市/本县以外)住，不考虑其他因素，您愿意去吗?”，强调“生活条件更好”这一预期，因此，对于准备开发“异地养老”市场的地区或者机构来讲，需要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更需要发展地方养老特色，让本地养老特色成为吸引老年人来养老的优势，才会做好“异地养老”这块市场。 我们也初步看到哪些因素在制约着老年人的“异地养老”。虽然问卷中提到“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异地养老”意愿，实际上，在异地养老意愿的回答上，老年人还是隐含了较多条件的。如基于养老保障统筹的层次限制，一些有养老保障的老人，他们即使有“异地养老”的意愿，有时候也是无法顺利实现的。 综合来看，我国“异地养老”市场并没有完全成熟，这里，既有政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老年人个体、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未来“异地养老”市场的开拓，既需要大力宣传，加强引导，逐步改变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需要各地在开辟“异地养老”市场的时候，加强各地的特色开拓和服务建设，以特色吸引人，以服务留住人，同时，也要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如养老保障的跨地区转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