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一）乡村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耶揭批爷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
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曰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曰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伪满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著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伪满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伪满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
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曰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曰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著《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
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
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p#分页标题#e#
战争对乡村市场交易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战时的市场交易与战前相比有何变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粮食的流通为例作了具体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战前华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竞争，日伪时期华北棉花协会公定价格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由华北棉花协会的会员日本洋行来从事棉花的收购。这使七七事变前的棉花流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被战时统制体系取代院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众多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曰棉花运输手段发生变化，除山西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曰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曰上下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最终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她还考察了山东棉花流通市场在抗战前后的变化。粮食流通方面，受战争及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粮食流通的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大量减少，农民改变以往的售粮方式，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曰粮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曰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曰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曰铁路、卡车及牲畜的运输量增加。
（四）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生活
战争给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沦陷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所探讨。陈静根据日伪调查资料，分析了北京周边农村农民的生产和收支情况，认为日伪当局虽在农业生产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农民负担急剧增加，农户普遍破产，生活极度贫苦。李淑娟论述了日伪的“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她认为“粮谷出荷”以极低的官定价格，根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掠夺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陷入极端粮食不足状况，体质急速下降，疾病、自杀、死亡率增高。同时农民抢粮事件频发，农民生活在悲观恐怖的环境中。此外，李淑娟还考察了日伪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东北大豆经济急剧衰退，不仅产量减少，而且价格跌落，农民收入减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进程，使社会贫困达于极点。张劲探讨了日本在华中实行的“计口授粮”政策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苦难。由于粮食供应短缺，日军在城市采取“计口授粮”的分配原则，对购粮的时间和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在农村初则实行“计口留粮”政策，即由农民按照家庭人口扣留一年所需，其余则统统收购。继而于员怨源源年秋实行田赋征实，按田亩计算，不顾农民的收成与所需。日伪的粮食掠夺使农民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需要，激起了农民的暴动，粮食走私盛行，凸显出沦陷区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前述学者基本上都是探讨日伪经济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尚未展示出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王会杰则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日伪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沦陷前后的变化，并分析了烟毒、匪患、信仰、奴化教育对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认为战争对农民生活的伤害不仅体现在战时，还会延续到战后作为民众的记忆而存在。
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战争状态下农民生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严重灾难，从微观和下层社会的角度理解沦陷时期中国社会之实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入。
特点、趋势与展望
以往沦陷区经济研究的重点在于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研究，探讨日伪政权是如何统制与掠夺经济资源，以服务于战争。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研究，开始注重对战争状态下社会经济实际运行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农副业生产、农村商贸与市场以及农民生活等等，探讨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实态，克服了以往宏观研究“宏大叙事”的不足，此可谓研究视角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的泛泛而论，个案研究和微观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定量研究更加突出，论证也更加有力。
研究视角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范式在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体现了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但是还有许多研究领域亟待开拓和深入。比如前述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等，还需要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农村借贷与金融等领域还未见专论。此外，目前学术界在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中的对话还不够，形不成学术观点上的交流和交锋。因此，要推动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还需要加强对话和交流。
本文作者：孟玲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