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双军 邵波 赵扬 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会提供农产品，其与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人口密集度和数量比城市低，现代社会的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范围，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乡村经济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1国外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1.1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1970年），“在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直接推动下开始了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实施新农村。”①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调，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低，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难得到有效解决。朴振焕在其著中写道“‘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经常用来描述当时韩国农村贫穷的生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而大量的无序迁移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而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又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韩国政府推行了一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政府向每个村庄免费提供的335包水泥，并让各村自行决定其使用方式，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的村用于修建公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而有些村却把水泥分给农户被拿到市场上变卖，这样，“政府的资金在使用上就背离了政府的预期目标，在‘新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打折扣。于是政府改变了‘新村运动’投资的方式，将全方位投资改为奖励性投资，只有在上一年新村建设达到了政府要求的乡村，才能获得政府的投资”②。韩国“新村运动”首先是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改善（换房顶、建设公共饮水设施、修公路、绿化荒山及公共福利等），但随后政府发现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将不能保障农村的后继建设，工作的重点也因此向增加农民收入转移，政府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广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等良种和先进技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认识到农民思想观念对“新村运动”的作用，因此政府加强了对农民的培训，“精神启蒙”成为“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并随着“新村运动”的展开得到加强。这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它改变了韩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据统计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其次是农民收入显著增加，1970~1980年，农民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将近10.5倍；最后是“精神启蒙”培养了农民“勤劳、自助、合作、自立”的思想观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加重了农民负债，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过分依赖。
1.2法国“农村改革”运动
法国农业源远流长，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旧式农业经济建立在耕地与牧场结合的基础之上。16世纪开始，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标志，欧洲一些国家的农业逐步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逐步形成了大地主经营的，以大农场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格局，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旧有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阻碍了法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农产品依靠从殖民地进口。二战结束后，法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通过改革，法国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发达的工业是分不开的，它得益于法国工业的高速发展的带动效应。法国农村改革建设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表现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其次是农业保护政策。为改变小农经营模式，实现大农场规模经营，法国政府高价收购“无生命力农场”，转手出售给大农场主，同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给予补偿，促进了土地和生产经营的集中；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作物种植和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农作物按面积补，牲畜按头数补，葡萄酒按质量补”；国家通过低息贷款或无偿投资的方式协助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组；对购买农业机器设备、化肥、燃料也采取一系列的免税和补贴。总之，在法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法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性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的农村改革还表现在加强农村教育、科研与农业科技推广上。二战后，法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而与此相对，大多数法国农民和小农场主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无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因此为了使科学技术在农村真正得到应用，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为此，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农业科技实力的措施，如农民子弟必须经过“绿色证书”毕业考试，积极探索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研新机制，鼓励创办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2国内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华夏文明绵延中国几千年，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外敌入侵和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使中国农村饱经沧桑，出现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现象，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农村腐败的原因，探求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国的农业经济，他们亲身试验并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对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2.1米氏“村治”理论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影响的中国农村日益贫困和落后，一些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和乡绅，抱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的强烈愿望，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的实验。河北省定县是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源地，“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米氏家族即在本村搞自治”③。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村治”，米家是翟城村上的望族，米迪刚的父亲米春明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从1894年起，米春明就开始在翟城村自筹资金创办现代学校，并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改造的试验。在米春明被任命为定州（今定县）劝学所的学董后，在其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措施，首先是推广教育，主张加强公民教育和培养公民的识字能力，1904年《教育普及计划书》，教育规约12条，规定6岁至14岁儿童，无论男女贫富，均享受义务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农隙识字会；其次是整顿地方治安，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使翟城村成为当时地方改良的模范样本。米迪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借鉴日本乡村自治建设的经验，为翟城的乡村自治注入了现代因素。总结起来，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米鉴三、米迪刚提出推行，它以儒家“三纲”（明德、亲民、止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据，吸取日本乡村自治思想，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政治民主（“民主协议”）、经济互助（“彼此顾恒”、“分担”）和自治人才的培养（“村政讲习所”、“补尽天职”)三个部分组成，力图通过上面三项主要措施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治’的本质，是实行‘小封建’的政治统治，米氏的‘村治’主张，对以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有一定的影响。”④定县翟城村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米氏父子发起的农村自治改革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尝试，为后来的晏阳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米氏父子的地方自治思想被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吸取，成为民国在全国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p#分页标题#e#
2.2梁漱溟的“文化重建”理论
梁漱溟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走接纳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文明，‘农业引导工业’之‘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的老路”⑤。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的重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西方文化冲突是导致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就必须先复兴农业，而复兴农业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兴为主线，为此提出了“乡农学校”建设和“农村合作社”建设，借鉴西方的“团体精神，科学技术”来达到发展乡村的经济社会的目的。“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2.3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主办一些新的实业项目，通过一系列实业项目发展农村经济，“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④。其理论始终贯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发展的途径则是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可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始终贯穿着实用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3结论
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同时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对我们又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具体情况的不同，不可能让所有乡村都接受统一理论或者同一模式，而是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此有关的对有益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