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Burstein，KurzandTesar，2008），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拉动该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受危机的冲击，2009年东亚区域的贸易出口额下降了20.4%，其中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和韩国则分别下降了26.2%、17.1%和18.1%。与受危机影响主要集中于虚拟经济部门的欧美不同，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甚至比危机中心国家美国所遭受的影响还要严重（Wong，2008）。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爆发往往具有系统性和相互依赖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但问题是危机何以能够迅速地传染至大洋彼岸的东亚并造成连片衰退？关于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影响的机理，主流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欧美和东亚所形成的“东亚制造、欧美消费”的分工格局，使得东亚出口导向型制造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对欧美消费市场的高度依赖，一旦欧美市场因危机而萎缩，东亚区域经济必然受到冲击（KuroiwaandOzeki，2010；KuroiwaandKuwamori，2010）。但是，仅仅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格局而忽视区域内部分工的自身因素去探讨危机传导的机理，并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问题的所在。在国际分工的不断更迭演进中，东亚区域内部已逐渐从传统的雁行模式演变为更为复杂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globalpro-ductionnetwork，GPN）。尽管在东亚区域经济起飞和追赶过程中，这一区域生产网络功不可没，但从危机传导的区域内部因素看，此次金融危机正是通过这一日趋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对东亚经济产生冲击，并迅速在整个区域蔓延。某种意义上，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巨大冲击更在于其自身因素。 当下，危机的阴霾还在持续，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遭遇的困境也愈发严重，亟待转型。作为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转型。因此，本文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特征入手，讨论了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面临的困境和转型之路，以此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摆脱危机阴霾提供一定的启示。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基于贸易结构的视角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特征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东亚区域内外部的分工特征；第二部分分别从贸易的不平衡性，区域网络的脆弱性，以及后危机时代欧美国家分工调整措施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挑战等，讨论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从扩大内需和协同调整的角度，提出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转型的方向；最后结合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现实，得出了对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有益启示。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征：贸易结构的视角 自Akamatsu（1935）首次提出雁行模式以来，众多学者（Kojima，1960；Oki-ta，1985；Yamazawa，1990；Korhonen，1994；SchroppelandMariko，2002；张帆，2003）先后对东亚分工体系的特点、动因和演进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不断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东亚区域分工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促使东亚区域分工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转变，并逐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贸易作为分工形态的具体体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征可以从其区域内贸易结构得以显现。 总体来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较高的中间产品区域内贸易，尤其是从上世纪末开始，中间产品贸易构成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如表1所示，2007年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总额达到10742亿美元之多，占区域内贸易总额的65.7%，其中零部件贸易占32.0%，加工贸易占33.7%。二是较低的消费品区域内贸易。2007年消费品贸易仅占区域内贸易总额的11.5%，远低于中间产品占比。即使与全球其他主要区域（如EU-15和NAFTA）相比，东亚区域内这一“高中间品、低消费品”的贸易特征也十分明显（见图1）。 1998-2008年，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EU-15的中间产品最高占比也未超过50%，NAFTA则更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与此相反，在消费品贸易方面，东亚区域内消费品比重则最低，且一路下滑。2008年消费品比重仅占东亚区域内贸易总额的11.0%左右，远低于EU-15的31.0%，NAFTA的23.2%的比重。三是东亚对中国、ASEAN保持着较高的中间产品出口额（2007年分别达到2943亿美元和297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和EU-15保持着较大规模的消费品出口（2007年分别达到1345亿美元和1093亿美元）。具体来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尤以电子类产品进出口为重。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东亚已发展成为全球电子产品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1985年，电子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时东亚在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还非常低。但1985-1995年，东亚区域的许多国家（地区）在电子产品生产上先后经历了20%-30%以上的增长速度。1995年，东亚9国（地区）①的电子产品产值就已增至1993亿美元，占全球电子产品的比重上升为22%。截止到2005年，东亚9国（地区）的电子产品产值已高达5389亿美元，占到全球电子产品产值的43%②，并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电子消费品出口基地。如表2所示，尽管美国和EU-15国在电子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但却一直主导着电子产品的最终消费品需求，并购买了日本57%、NIEs42.2%、ASEAN-447.7%和中国50%的最终电子消费品出口额。中间产品贸易方面，NIEs是最主要的电子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地区），同时也是主要的电子零部件的出口目的地。日本、中国和ASEAN-4对NIEs的电子零部件出口在其总出口额中占有较大比例。同时，NIEs也保持了对中国大量零部件的出口额。因而，在电子中间产品上，东亚区域各经济体间形成了较高比例的双边贸易流。 进一步地分析，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特征还可从电子产品SITC-7类③具体产品的RCA指数④得到体现。在东亚电子产品区域生产网络中，劳动生产要素密集的中国和ASEAN主要从事最终消费品的加工组装，并出口到欧美；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NIEs则集中于相对复杂的中间产品生产；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等在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则主要集中于设计、营销等高端生产性服务环节。Ng&Yeats（2001）认为RCA指数可以被用来反映最终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分工。如果一国主要从事最终产品加工组装出口，则会进口更大比例的零部件，且该国进口零部件比例在平均水平之上。因此，东亚区域按照电子产品密集度进行的区域生产网络分工可以从RCA指数一目了然。如表3所示，中国、ASEAN-4最终电子消费品的出口RCA大于1，中间产品的出口RCA小于1，意味着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电子产品在其最终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份额。中国、ASEAN-4的进口RCA正好相反，中间产品进口RCA较高，而最终消费品进口RCA较低。日本、美国则保持着较高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以及中间产品的出口。NIEs则正好位于二者之间，在中间产品上同时保持着较高的进出口RCA指数。#p#分页标题#e# 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困境：不平衡性、脆弱性与难以持续性 不可否认，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起飞，以及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东亚各国在通过发挥自身优势融入这一生产网络获得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且随着问题的不断累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并成为未来东亚区域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主要障碍。归纳起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贸易持续顺差所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不断。如上所述，东亚区域内部表现为双向的中间产品贸易，外部尤其是对欧美以出口大量消费品为主，并形成了对欧美进口消费的高度依赖。如图2所示，2001-2008年，中国作为东亚主要最终消费品出口国，每年对欧美最终消费品的出口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2004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接近40%，对美国出口最高亦达到35%左右。规模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最终消费品出口，最终在东亚区域与欧美国家之间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见图3）。进入本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对美国的年均贸易顺差保持在2850亿美元以上，2006年东亚地区对美国的最高贸易顺差甚至高达3830亿美元。其中，在东亚地区对美国的巨额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中，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消费品出口平台，更是占据了东亚对美国贸易顺差额的50%以上。伴随顺差的持续，东亚及东亚地区的部分国家出现了外汇储备膨胀的现象。2006年，亚洲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1.6%。2000年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2001年同比增长28.1%，2002年增长34.9%，2003年增长40.8%，2004年增长51.3%，2005年增长34.3%，2006年增长30.2%，2007增长43.32%，2008年增长32.92%，2009年的外汇储备就已达到2.40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增强国际清偿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收益损失和一系列经济问题，如美元货币贬值和通胀所导致的外汇资金缩水，美国高居不下的债务负担可能导致的违约等，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日益凸显。同时，巨额的贸易不平衡也招致逆差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其国内受到东亚出口产品冲击的相关产业，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不断，东亚尤其是中国更是成为逆差国贸易报复的主要对象⑤。 其二，经济增长的高度外部依赖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如表1所示，东亚区域最终消费品出口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国，危机爆发前，欧美等超前的过度消费巨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的出口并拉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过于集中的贸易地理方向也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受贸易伙伴国经济的影响被显著放大。一旦贸易伙伴国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或经济不景气，国内需求下降并对进口消费品需求减少，这一影响会立即传染至东亚地区并引发出口的大幅萎缩。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东亚区域对美国市场出口下降18.9%，其中消费品下降17.9%，（对EU15国出口下降20.8%，其中消费品下降14.3%）⑥。其中，中国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降幅为11.1%，总出口额下降13.0%，对EU-15国出口降幅亦分别达到-9.6%，和-17.0%。2009年中国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下降额度占当年中国出口额度的15.1%，消费品下降占中国对全球消费品下降额度的29.9%。而对EU-15出口下降幅度占中国出口下降的20.8%，消费产品下降占中国对全球消费品市场下降的23.4%。同时，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一旦区域内某一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或最先受到外部冲击，这一影响也同样会迅速在整个区域内蔓延。加工贸易作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的主要形式，金融危机中欧美市场消费的萎缩使得作为出口平台的中国加工贸易亦最先受到冲击。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总体下降幅度达到23.7%，部分产品更是高达42.3%，进口也具有几乎相当的下降幅度。很快，中国加工贸易的萎缩也迅速地导致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减少。如图4所示，从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加工品进口在中国贸易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的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下降幅度也就越大。如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在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占有最大的比率，因此危机中中国从这两个国家（地区）进口下降的幅度也达到60%和45%左右，远高于其他国家（地区）。 其三，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再平衡需要的发展战略调整，以及居民消费行为的改变，也使得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出口依赖难以持续。危机爆发不久，从经济再平衡出发，欧美等发达国家就相继提出了让经济增长的动力回归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主张。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所谓的“绿色经济运动”（GreenEconomyAct）复兴计划，并将开发新能源和节能为主体的“绿色新政”作为未来美国经济成长的新动力，内容包括气候、农业、汽车、建筑、能源等多个领域。并推出了一项涉及资金高达5000亿至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以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则从生物制药等高新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了自身的产业竞争优势。显然，寄希望于欧美经济的复苏来带动东亚出口的增长可能并不现实。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金融危机严重挫伤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其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08年开始基本呈下降趋势，且一直保持在75以下，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数值（如表4所示）。况且，危机之后，欧美等国家先后出现了劳动市场恶化，失业率攀升，以及主权债务信用危机等诸多经济问题，复苏之路变得遥遥无期。近两年多以来，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作用已经急剧下降，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将进一步大幅度地被压缩。而且从当前全球经济形式判断，外部环境的这种重大变化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是长期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外部生存空间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因此，东亚地区再一味地保持对欧美消费的高度依赖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 四、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转型：内需驱动与协同调整#p#分页标题#e# 危机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巨大冲击使东亚各国逐步认识到自身生产网络的不足。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台了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刺激方案，并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图5显示，东亚区域内最终消费品相互需求比重与对区域外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出口依赖⑦呈现出典型的相互替代的特征。譬如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征更为明显之后，东亚逆转了多年对区域外消费品出口依赖的下降趋势，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与此同时，东亚区域内部的消费品相互出口比重则开始逐步下降。这恰好证明，当面临欧美市场需求下滑局面时，扩大东亚区域内需求则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而，从内外环境分析，扩大内需，走内需驱动之路是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扩大内需首要就是要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地区普遍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整体上，东亚地区储蓄率比世界储蓄率要高出十多个百分点，亦比欧盟高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的储蓄更是达到40%以上，是美国的两倍之多。一方面，较高的储蓄率是东亚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国家长期持续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则成为了其经济良性循环的羁绊，是高外需依赖的直接诱因。 同时，作为紧密分工的区域，在分工的产业链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走内需驱动之路，单凭一国的主动调整其力量及效果可能并不明显，因此需东亚区域各国摒弃历史前嫌，去政治化进而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和扩大区域内制成品消费贸易额。关税作为阻碍贸易的重要壁垒，走内需驱动之路，需要东亚各国通过谈判沟通共同协调东亚区域的制成品关税结构。表5显示了东亚区域中日韩区域内贸易产品层面的有效关税率。近年来，尽管中日韩关税水平均有了显著下降（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但中日韩在消费品方面的关税要显著高于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税结构正是影响东亚区域内“高中间产品、低消费品”贸易结构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据最终消费品与中间投入品名义税率的关系：当最终产品的名义税率即关税税则中规定的税率大于其投入的名义税率时，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大于名义税率；当最终产品的名义税率等于其投入的名义税率时，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等于名义税率；当最终产品的名义税率小于其投入的名义税率时，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则小于名义税率⑧。因此，根据东亚的税率结构，其最终消费品的实际关税水平要高于其名义保护率，进而对东亚区域内最终消费品的贸易起到了较大的阻碍作用。 自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初效，但是作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我国的扩大内需战略必须考虑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背景，即扩大内需需以国内和东亚区域为依托，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我国需要积极向价值链高度攀升，努力提高在分工网络中价值链上下游的比重。1992-2004年，尽管我国电子产品的复杂程度得到一定的提升，但相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我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复杂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见图6和图7）。因此，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同时加大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能力，进而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我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攀升。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通过产业价值链低端深深地嵌入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中，路径依赖和传统的思维模式在继续保持原有格局上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惰性，试图扭转我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不利地位将是一种艰难的抉择。因此，我国应加强与东亚区域各国在贸易政策、关税水平/结构、产业政策方面的协调沟通，扩大对东亚区域各国最终消费品的出口额。并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区域化，进而更好地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