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定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传统工具之一，历来以威力巨大而著称。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关键词：法定储备；超额储备；利率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表现在三个层次[1]：第一，货币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第二，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稳定联系；第三，货币当局能否如愿地控制货币。本文的分析忽略第二个层次，即认为货币与产出之间的联系是确定的。着重从第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同时也涉及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简单分析
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其目的是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若能证明中央银行的这项政策对货币供应量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小的影响，则可以认为法定准备金率作为政策工具是无效的。
假设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之后，银行系统需要追加的准备金数为△R。如果银行用其超额储备来弥补该项缺口，则基础货币没有变化。原因是，用超额储备弥补法定准备金的不足，从央行负债方来看，只是储备项内部结构的调整，其总额并没有变化，R’=RR’+ER’=RR+△R+ER-△R=RR+ER。再来看货币乘数。α’=(C+D)/(C+
RR’+ER’)=(C+D)/(C+RR+△R+ER-△R)=(C+D)/(C+RR+ER)
=α也没有变化。所以M1=αMB就没有变化。
二、进一步分析
（一）银行系统的角度
从银行系统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得出银行这种政策对抗行为的净收益大于银行按照央行目标行事的净收益，我们就可以认为前者是可行的。换句话来讲，央行政策就是无效的。
那么银行系统拒绝信贷收缩的收益是什么呢？设贷款利率为r，则显性收益为r△R/rD。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银行系统这种拒绝信贷收缩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在传递其稳健性的信息，获得的隐性收益记为Rx，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都偏好于稳健的银行系统，并且公众的预期会影响到银行的市值。
从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持有△R的超额储备，其机会成本为r△R。由于银行系统降低超额储备，会带来可能的流动性不足问题，但银行系统留有足够的法定准备，所以我们记发生流动性风险的概率为p，银行系统为应付流动性风险而以其他方式融资（比如说向货币市场融资）所产生的成本为Cr。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银行系统政策对抗行为的净收益П1=r△R/rD+Rx-r△R-pCr。
如果银行系统老老实实按照中央银行的目标行事，收益为不留有△R的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r△R。
实际成本项分为三部分：第一，银行系统实行信贷收缩，当然不能得到贷款利息r△R/rD的收益；第二，银行信贷根据贷款合同，一般具有一定的刚性，那么，从银行方面来讲属于违约，付出的违约成本记为Cw(如果将一、二两项合并起来考虑，其实就是计算r△R/rD的现值，这里是为了避免引入贴现率)；第三，同样存在与上文含义相同的Rx的隐性成本。
则该情况下的净收益为П2=r△R-r△R/rD-Cw-Rx。
△П=П1-П2=r△R/rD+Rx-r△R-pCr-（r△R-r△R/rD-
Cw-Rx）=2（1/rD-1）r△R+2Rx+Cw-pCr。只要pCr足够小，使得△П>0，银行系统就有充分的理由以其行为抵消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
事实上，我认为pCr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几乎为0。
（二）单个银行的角度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将银行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它的成本与收益。但问题是，正如囚徒困境博弈所表示的那样，会不会出现全体的最优并不代表个体的最优。换句话来说，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是有矛盾的。
作为整个银行系统，政策对抗行为可以看成是一组团体最优战略，但会不会因为个体的理性行为而导致全体非理性的出现？为了简化分析，我们考虑只有两家银行A、B的银行系统。
由于公众不是与A发生金融关系，就是与B发生金融关系，所以上文银行收缩信贷的多倍收缩过程只产生于A、B两家银行之间。现在给出A、B两家银行博弈的双变量矩阵。合作表示银行拒绝信贷收缩；不合作则反之。
给定B合作，银行A的最优战略是合作；给定B不合作，银行A的最优战略还是合作。对于B亦然。所以（合作，合作）将是一组纳什均衡，具体分析如下。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多倍收缩过程只产生于A、B两家银行之间，简单给出信贷收缩链条（以A为主动方）A—B—A—B—B—A—……也就是说，当A收缩信贷时，不但会影响到银行B，而且在远期也会作用于自身，使得其信贷收缩的规模必定大于它第一次的数量，总体效果取决于公众从银行A减少存款的次数，或者银行A资产方调整的次数。显然，假设给定银行B合作，合作便成了银行A的最优选择，因为如果A不合作，它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外部性，其无法预期和转嫁在之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
现在假定银行B不合作，但对于银行A来讲，事件已经发生，即相关成本已经付出，如果也选择不合作，就会产生新的对任意一家银行来说都是额外的成本，考虑到经济决策中沉没成本的概念，银行A最好的选择还是合作。
分析同样适用于B。我们就得出了唯一的纳什均衡（10，10）即（合作，合作）。
所以，结论就是：单个银行的政策对抗行为也是最优的战略。个人理性和团体理性在我们的模型中方向是一致的。这样的一致性，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会导致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失效。
（三）公众的角度
上文已经指出，公众如果用现金支付银行收缩的信贷，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设社会的财富贮藏只有现金和存款两种形式。引入公众的无差异曲线，即代表公众持有现金和存款的偏好程度。
如图所示。纵轴代表公众财富全部以现金方式持有，产生的货币供应量OM（纵轴截距）；横轴代表社会公众财富全部以存款方式持有，产生的货币供应量ON（横轴截距），由于存款会产生多倍扩张，所以ON=OM/rD>>OM，则MN为预算约束线。当银行信贷收缩时，公众如果以现金支付，约束线变为M‘N（MM‘=△R）；以银行存款支付，约束线变为MN’（NN‘=△R/rD）。设公众初始的无差异曲线为U0，与MN相交于A点。 #p#分页标题#e#
B点为无差异曲线U1与公众以现金支付银行收缩的信贷所形成的约束线M‘N的交点；C为无差异曲线U2与公众以银行存款支付银行收缩的信贷所形成的约束线MN’的交点。显然，U0>U1>U2，即公众会偏好以现金支付，从而使央行政策效果减弱。
但如果公众初始的无差异曲线为U0‘，同样的分析可得，公众偏好于以银行存款支付，因为U0’>U1‘>U2’，则央行的政策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要使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无效，取决于公众初始无差异曲线的位置，即公众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偏好。若初始无差异曲线为U0，也即公众持有存款的偏好大于现金，则银行进行信贷收缩时，公众更可能以现金支付，使央行的政策不像预料的那么有效。
（四）中央银行的对策：实例
无论各国的中央银行出于何种考虑，当然本文的观点是基于法定准备金率无效的动因，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降低或者取消了它们的法定准备金率[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2年4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并将可签发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从12%降低到10%。加拿大1992年4月生效的金融市场法规，取消了所有2年以上限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已经完全取消了法定准备金。
参考文献：
[1]陈雨露.现代金融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45.
[2]刘锡良,戴根有.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234-235.
[3]清泷信宏，约翰·穆尔.平衡表的传染效应[J].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实业出版社，2002：84.
[4][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
[6]姚长辉.货币银行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