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信贷渠道”（CreditChannel）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经济遭受负面外部冲击时，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和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避免实体经济陷入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然而，信贷的高速扩张和不合理投放一方面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又可能导致物价的过快上涨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并且加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合理控制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方向，使其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避免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各种风险，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银行信贷对浙江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要。一方面，浙江经济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体，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60%和新增就业岗位的90%均来自于民营经济。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中小民营企业的自有资金较为匮乏，同时又难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获得直接融资，因此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变化也十分敏感。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发挥信贷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信贷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通过信贷投放来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论。该理论源于RobertRoosa（1951）提出的信用可获得性学说，之后Stiglitz和Weiss（1981）、Bernanke和Blinder（1988）以及Kiyotaki和Moore（1997）等研究确立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地位。但在关于信贷渠道的实证检验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并不一致。Driscol（l2004）利用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并未发现信贷规模可显著影响实际产出；而Cappiello（2009）则发现，在一些欧洲国家，信贷投放的变化能够有效地影响产出。在我国，夏斌等（2003）的结果表明信贷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强于货币供应量；蒋瑛琨等（2005）也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有重要地位；盛松成等（2008）利用1998—2006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银行贷款。但也有一些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如陈飞等（2002）和孙明华（2004）就认为信贷渠道对我国产出只有微弱的影响。 信贷渠道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银行贷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不可完全替代，特定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得以满足，因此货币当局可以通过特定政策的实施改变银行的贷款供给，最终影响总产出等真实变量。该渠道发挥作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贷款和债券不可完全替代，并且存在依赖贷款的私人部门；二是货币当局能够有效控制银行的可贷资金。下面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信贷市场的IS-LM模型来分析信贷传导机制。出于简化的目的，假设市场只有三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和贷款，贷款和债券的利率分别记为：ρ和i。投资者对贷款的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Ld=Ld（ρ-，i+，y+），其中，y代表收入，+和-符号表示变量对Ld的影响方向。贷款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Ls=λ（ρ+，i-）D（1-τ），其中，D为存款，λ（ρ，i）代表银行将存款投资于贷款的比例，τ为存款准备金率。假设公众不持有现金，则存款可以表示为：D=m（i）R，m（i）为货币乘数，R为存款准备金，那么，Ls=λ（ρ+，i-）m（i-）R（1-τ）。当信贷市场达到均衡时Ld（ρ-，i+，y+）=λ（ρ+，i-）m（i-）R（1-τ）（1）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决定了依赖于信贷资金的投资者可获得的信贷数额，并进而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影响，因此，刻画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应当表示为：y=Y（i-，ρ-）。但信贷市场的存在并不影响货币市场，LM曲线保持不变。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信贷市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状况。在标准的IS-LM宏观经济模型下，债券和货币是两种可完全替代的资产，此时Ld和Ls都是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当ρ>i时，Ld=Ls=0；当ρ<i，Ld=Ls=Lmax，Lmax为可供给的最大贷款数量。但是不论哪种情况，投资需要的资金都能得到满足，信贷投放不影响产出。当存在信贷传导渠道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如图2所示，当中央银行增加存款准备金供给时，LM曲线向右移动至LM1，利率下降，产出从y1增加到y2。与此同时，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使得银行贷款供给增加，图1中的Ls曲线向右移动至Lsi，贷款利率ρ降低，投资者将借贷更多资金用于生产，从而IS曲线向右上移动至IS1，产出进一步增加y3-y2，可见，信贷投放增大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信贷投放的产出效应（y3-y2）的大小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中央银行对银行可贷资金的影响程度m（i-）R（1-τ）、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λ（ρ，i）以及信贷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坠Y/坠L。 三、浙江省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990—2010年，浙江省信贷规模和产出总体上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尤其是2002年之后，二者均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考虑到投资在信贷传导渠道中的作用，以及我国主要以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纳入考察范围。图3给出了浙江省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民币贷款余额①的变化轨迹。从图3可以直观的看出，1990年以来浙江省的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余额在变化趋势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从统计上来看，三个时间序列亦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为了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运用如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其中，Yt是个三维列向量，包含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和GDP；β为三维行向量，Yt表示滞后项的系数；εt为残差；p为变量的滞后阶数，由估计的似然比和AIC决定。 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记为：lnLOAN、lnFAI、lnGDP。首先，对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其一阶差分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然后，对所有变量进行包含常数项但不含趋势项的Johansen协整检验。由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这表明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可以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当且仅当变量X的滞后项在预测Y的方程中具有边际预测力时，称X对Y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X以Granger方式引致Y。对上述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得到如下结果（见表3）：变量预测因变量的能力越强。前面两组检验结果表明，贷款对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均具有强烈的单向因果关系，第三组结果则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前者对后者的解释力更强。因此，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表明浙江省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即贷款→固定资产投资→GDP。协整检验揭示了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上述VAR模型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则可以进一步展示当遭受外生冲击而偏离均衡时，各内生变量短期内的动态反应。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从图4可以看到，受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贷款冲击后，固定资产投资FAI和GDP均出现上升。其中，FAI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年增加了约0.04，并在第三年达到最高峰，增加了约0.08；GDP的反应较为迟缓，时滞为四年，在第四年达到最大值，大约增加了0.05。#p#分页标题#e# 四、浙江贷款产出效率下降的成因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贷款对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但近年来，随着贷款规模的快速增长，浙江却出现了贷款资金使用效率下降的趋势，表现为贷款增速一直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图5给出了以1990年不变价①衡量的实际GDP增长率与人民币贷款实际余额增长率的逐年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自1996年开始，浙江省的贷款增速就超出实际GDP增速，二者之差在信贷大量投放的2003年和2009年更是分别达到了17.9和24.46个百分点。为了避免价格指标对分析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使用GDP贷款比（当年名义GDP/年末贷款余额）衡量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该数值越大，表明单位贷款创造的GDP越多，贷款的产出效率越高。图6给出了浙江省1990年以来各年度的GDP贷款比及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1990—1995年间浙江省的GDP贷款比处于1.4~1.7之间的较高水平；1996年后GDP贷款比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003年首次低于全国水平；随后，二者差距逐渐拉大，在2008年达到0.3的最大差距；2010年，浙江省GDP贷款比0.6，为样本期间的最低水平。影响贷款产出效率的因素显然是多方面的，①本文仅从贷款投向结构的角度给予部分解释。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不妨假设GDP与社会资本存量（K）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即：GDP=αK+β，其中，α为资本产出系数。将上式两边同时除以贷款余额（L），则有：GDP/L=αK/L+β/L。因此，不难看出，影响贷款产出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资本的产出效率（α）和贷款的资本形成效率（K/L）。 （一）资本的产出效率（α） 在现有文献中，资本的边际效率常常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来衡量。②由于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流量（I），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而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倒数：ICOR=I/dGDP，该数值越小，表明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或投资的产出效率越高。从图7中可以看到，在样本期间浙江省的投资产出效率出现了两个明显下降的阶段，分别是1998—2000年和2008—2009年。与图6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两个阶段正是GDP贷款比快速下降的时期，而在投资产出效率较为平稳的2002—2007年，GDP贷款比的下滑速度也较为缓和。由此可见，投资产出效率的波动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浙江省贷款产出效率的变化。与资本产出效率密切相关的是投资结构及其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包括浙江省）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外延式的投资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外部负面冲击，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如基础设施行业。这些行业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周期长，且自有资金比例低，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单位GDP需要更多的贷款投入。2009年，浙江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行业③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7.72%和21.59%，高出全省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5和6.4个百分点。 （二）贷款的资本形成效率（K/L） 近年来，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当年资金来源中只有大约17.5%的比例来自国内贷款，同时银行新增贷款中也有一大部分投向非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尽管如此“，固定资产投资/新增贷款”这一指标仍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贷款资本形成效率的变化趋势，并以此判断贷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从图8可以看出，虽然期间略有反复，但从1995年开始浙江省的贷款资本形成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2004年和2005年短暂上升后，2006年开始再度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2009年的下降幅度最为显著。总体来看，这一变化趋势也与GDP贷款比的走势大致吻合，表明浙江省贷款产出效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贷款并未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浙江省贷款资本形成效率的下降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一是贷款的空转。近年来，商业银行利润考核压力不断加大，而在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下，为完成利润指标，商业银行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加快贷款的投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同时，面对监管部门可能采取的信贷规模调控和存贷比考核要求，各商业银行也存在着提前做大规模的倾向，并试图通过贷款的发放拉动存款增长，这都使部分贷款存在着空转现象，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低。 二是部分贷款流入虚拟经济。由于近年来生产成本上升和汇率波动加剧，浙江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出现下滑，高速投放的信贷资金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溢出实体经济，部分企业以扩大产能、技改等名义获取银行贷款后却将其投入虚拟经济，助推了浙江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同业竞争的加剧和贷款的快速增长，商业银行管理能力的提升明显滞后，加上部分银行普遍存在重贷前审查、轻贷后管理和贷款用途、资金流向监管不到位的现象，贷款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部门。 三是贷款的异地使用。浙江作为经济发达和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成为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贷款投放的重点省份，在存贷比考核及信贷规模配给方面都给予倾斜。而与此同时，浙江本省“产业空心化”的迹象却越发明显。伴随企业的外迁，大量信贷资金外流，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则集中调度资金，将省内贷款调往异地使用。异地使用的银行贷款仍统计在浙江省的贷款投放量中，但这些贷款却不用于本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GDP也不归属于浙江省，因此使得统计意义上的贷款产出效率出现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论，本文使用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贷款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表明，贷款增长对GDP增长有着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浙江的贷款产出效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可以从资本产出效率下降和贷款的资本形成效率下降两方面予以解释，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产业结构、贷款投向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对贷款流向与使用的监督不到位。针对实证结果和贷款投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p#分页标题#e# 1.合理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虽然加大贷款投放短期内有助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冲击，但贷款的过快增长一旦超过经济对贷款的真实需求量，则并不能支持实体经济更加快速的增长，而只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引发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风险控制造成威胁。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和有针对性的调整政策取向和监管要求，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合理控制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保持对经济增长的适当支持力度，避免信贷政策的变化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2.引导和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一是各级监管部门要强化对银行贷款发放的监督，督促银行切实执行“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按照“实贷实付”和“受托支付”的要求加强对贷款使用用途和资金流向的管理，保证贷款的实际使用用途和申请贷款时的计划用途相一致，防止出现企业套取和挪用银行贷款的行为；二是继续引导商业银行优化贷款结构。要逐步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增加短期贷款的投放，提高贷款的周转效率；继续加大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适当控制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关联企业、集团企业的授信总量；同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并防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对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 3.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从目前来看，浙江省经济仍以低端的传统产业为主，属于县域经济环境下的块状经济，大多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主要靠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浙江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努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