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与对策

浅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与对策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的个人收入分配体制,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是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集中统一管理的工资,劳动者收入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国家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这样一种国民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积累资本,快速实现工业化,以期追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家投资需求拉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有效率的,但从微观的角度看,由于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久的。

于是有了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这一改革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较快上升。这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接着是1985年至今的城市改革。因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原来的收入分配体制使个人缺乏激励,企业缺乏活力。于是国家逐渐不再掌控投资,改革的主线是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实际上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格局的调整。

出于对经济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基本分配制度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制度转变。这实质是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平均主义分配反思的结果。市场调节意味着个人的需求能力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工资决定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这必然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在依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促进高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因为效率优先结果导致了分配差距并已影响到增长,表明这种分配差距已经过大。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这一公认警戒水平。

针对种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

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制度外收入急剧膨胀。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低于GDP增长速度。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份额的提高意味着宏观税负的提高,宏观税负的提高又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就越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虽然经济建设费支出比例趋于下降,行政管理费的急剧增长压缩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支出,政府在再分配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所为有限。现行财税体制通过一定的再分配手段比如在最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支持三农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再分配性的调节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初次分配领域的扭曲,我国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的基本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

2、日益严重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过低,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数据表明,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高达15倍。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不仅会引发相关社会问题,而且也会从整体上降低整个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

3、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不公平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对老职工的欠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由国家决定,职工的工资很低,对其的补偿是各种福利,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由于国家无力承担全部福利支出,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体制的改革实质是将成本转嫁到职工身上。不公平表现之二是在国民收入的格局中农民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工业化的初期,分配格局倾向于工业,通过剪刀差,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积累工业资本,当时因为工资很低,城乡收入差距不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导致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表现之三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导致社会保障待遇存在较大差距。

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随而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不但挫伤了广大中低收入职工的积极性,而且也阻碍了消费市场的稳步发展,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推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来源于有效需求的增长,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外部的推动,而不是内在真实需求的驱动。虽然,近年来中国仍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它主要是靠高投资来支撑的,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久性令人怀疑。伴随着经济增长,大量投资转化为供给能力后,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投资需求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下降,消费需求的作用相对上升。

优化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是中国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为宏观上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障碍。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的形成与分配制度是直接相关的。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这两个目标从长期来看是一致的。

效率和公平从短期来看是矛盾的,但它们的所谓矛盾只存在于单个企业和短期的条件下,从宏观和长期的角度来看,要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效率和公平必须同时兼顾,不存在哪个优先的问题。长期来看,公平与效率并不表现为对立关系。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们应以市场调节为主,为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避免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巨大差距的形成,政府要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发挥作用,原则是既要保证短期的效率,又要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优化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建议有如下几点。#p#分页标题#e#

1、降低宏观税负。为了满足各项开支的需要,为了创造更多的GDP,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非税收入,使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呈上升趋势,政府税收及收费的超常增长使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税负,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约为20%。如果我们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那么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其政策取向上应该是降低宏观税负;同时从政府支出的角度看,其政策取向应是增加公共支出,减少非公共支出。

各级政府应减费降税,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降低宏观税负,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否则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冲动必将加大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政府要清理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取消不合理收费;对必要收费项目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对具有符合税收性质的收入应将其纳入税收制度,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现代税制的设计理念中,税种和税率都是由立法机关授权给政府的,征税在我国几乎已成为政府的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行为要拥有控制权。

2、缩小贫富差距。一般而言,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比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要高。而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要比中低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只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才能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本文作者:李俊霖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