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技术-资源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影响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环境与经济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式，是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是融合人类现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的经济。生态经济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服务业等。生态经济是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具有密不可分。 生态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创新首选表现为对传统技术的改造，包括再循环技术、资源削减技术、无害化技术等，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资源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环保型，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其次表现为节约资源的高新技术，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智力资源对环境物质资源的替代和经济活动的知识化、生态化转向，培育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产业，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态经济正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推动全球经济转变，在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中实现结构增长。 建国6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10倍，矿产资源就消耗增长40倍。我国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大约4％，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水资源短缺、浪费和污染相并存，土地质量严重退化，土壤养分失衡、肥效下降，矿产品需求量迅速增长，矿产资源盗采滥挖或掠夺性开采造成大量矿产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因此，发展生态经济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制度、技术、资源、资本、环境和GDP等不同性质的因素，其中制度、技术、资本、资源处于系统的投入品角色。 （1）制度。制度是社会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约束、规范、协调人们关系和行为的习惯、规则、信念的契约关系，是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因素，是区域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从结构上看，制度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国家制定的正式规则、实施机制3部分组成。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构成非正式规则，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以指导思想作为正式规则的理论基础。政治规则、经济规则、部门规章、契约等构成正式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的行为规则。制度具有自我强化和报酬递增的机制，制度变迁过程中，在既定方向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正确的初始方向形成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出现偏差的初始选择方向造就错误的制度变迁路径，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下。生态经济的制度因素直接规范了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节约、治理资源等行为的制度安排，如制定统一规划和开发资源的权利、组成资源统一管理协调委员会等，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法律明确的权力、义务、职能，看违约成本的高低。 （2）技术。经济增长总是先由某个部门的技术创新开始，使该部门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扩大市场，扩大对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地区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生产和生活消费中的节约3个基本途径都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生产生活中的节约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经济的提升仅仅发挥有限的作用，技术创新处于核心地位，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结构调整和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的直接动力，科学合理的管理能保证生产力系统持续高效率运转。通过技术创新的资源消耗降低表现为优化设计、制造、管理的经济效率提升。以技术创新为手段的生态经济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其技术特征是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集中回收与处理废弃物，在生产企业内处理污染，有效提高经济效率[1]。 （3）资源。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投入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这些要素的有效支配可以通过经济关系提高经济效率，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在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漫长过程中，后代人对自然资源应该拥有同等或更美好的享用权和生存权，当代人不应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舒适，应该主动采取“财富转移”的政策，为后代人留下宽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同我们一样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区域发展不应损害其他区域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并要求区域间产业资源环境共享和共建。通过“低耗、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以技术进步为支撑，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代价，不断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经济的支撑能力，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在国家可持续资源效率和需求总量控制的目标要求下，资金来源、投资规模、投资主体、项目性质都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政策、工程规划设计以及效率指标，推动产业技术可持续发展[2]；在资源推动型和投资效益型的发展阶段，资源投入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发展速度，在符合微观投资效益下，建立起合理的产业联系，按照协作与专业化原则组织扩大再生产，挖掘企业潜力，提高发展质量，推动经济发展向生态经济、集约型方式转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单一型生态经济、结合型生态经济、复合型生态经济的互动。3个层面的生态型经济，体现出从单一到结合，从结合到复合，层层推进，每1次的推进，都将促使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 2制度-技术-资源协同影响生态经济的非线性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对资源利用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反作用于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就会受到限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基本元素包括技术、技术传输渠道、潜在使用者及其决策过程等，表现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影响生态经济效果的资源包括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是指设备、厂房、存货等有形存量；资源供应链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各种不同资源之间的隐含的非线性相关关系深深影响着供应链资源的精确规划或结构性调整，优化供应链的资源，减少资源浪费现象，提高资源的效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人力资源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文化技术水平、健康状况方面的投资。从行为的角度看，投资者在决策时主观概率设定并不是无偏的，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回避风险，容易把自己的预测建立在不确定信息基础上，将过去的信息和经验糅合到当前的行动中。财力资源体现在资本市场，从众心理引起的不连续突变现象，表明资本市场在某些时点或者某些条件下存在临界水平，从而形成无规则市场[3]。资本市场的投资周期具有多样性，不同周期或尺度的统计分布曲线是自相似的，表明资本市场具有自相似现象的分形结构，这种结构对局部的失调具有自调整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典型表现。#p#分页标题#e# 特定要素结构和内涵利益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和资源禀赋存在高度相关，是资源禀赋之下的要素结构变动的结果，是一定的资源约束的结果。对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制度需求与供给是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制度需求者会因制度供给给自己带来成本或者收益差异作出不同的反应，经济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反应程度称为制度弹性（制度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制度变迁的内在速率取决于：（1）制度创新的利润；（2）反映创新难度的新制度偏离大小；（3）新制度所占的比重。当大多数政治家尚不清楚新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时，制度变迁很慢；政治家积累了关于新体制信息的某个阈值时，意识到制度改革的净利润大于零，会纷起效法；由于某种原因少数政治家拒绝引入新体制，就构成新制度中的旧体制捍卫者。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证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与全国生产队总数的比重呈现的曲线是一条“S”曲线，制度变迁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3制度-技术-资源协同影响生态经济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按照系统层次性观点，影响生态经济的制度、技术、资源分别看作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因素，分别属于经济系统的高层、中层和低层子系统。低层次系统是高层次系统的载体，是高层次系统的子系统，高层次系统的功能通过低层次系统来实现，高层次系统支配和制约着低层次系统的行为和状态。也就是说，低层次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是以高层次系统作为其背景来展开的。如果以时间单位作为参照，制度属于慢变量，资源属于快变量，技术变量则介于二者之间[4]。根据收益递减法则，如果制度和技术等要素不发生变化，区域资源利用将逐渐达到其最佳规模，其资源投入及产出变化都表现为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生态经济、制度、技术、资源的关系可以用如下非线性动力模型表示： 其中，p表示生态经济效益，x、y、z分别代表资源、技术和制度变量，资源是快变量，制度是慢变量，相应的内在增长率123r>r>r。高层次变量对低层次变量的影响力要大于低层次变量对高层次变量的影响力，影响力的差异是通过β>α>θ12，13α>θ>β，23θ>β>α反映。θ代表系统受外部环境影响程度的外生变量，制度z对技术y和资源x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制度对资源的影响力要超过制度对技术的影响力；技术对制度有较小的影响力，资源对技术和制度的影响力较小，但资源对技术的影响力要超过资源对制度的影响力。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关系：11α+β>22α+β>33α+β。当θ较小时，意味着市场分工不发达，技术和制度因素虽然对生态经济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并不大，没有规模递增效应，资源水平、技术水平和制度水平最终将趋于稳定的常量，这种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收益递减规律总体上处于统治地位，生态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偶然的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并不能很快被整个系统所吸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所以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5]。 当θ较大时，意味着市场分工日益深化，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使得资源、技术和制度三者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并最终成为经济利益共同体。资源、制度和技术进一步打破生产组织的静态均衡，引发收益递增机制，从而使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刺激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形成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生态经济处于持续提升阶段，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被整个系统所吸收，显著推动经济优势发展。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往往会引起资源投入的大幅度的增加；技术上的突破同样会引起资源投入的增加，但因技术本身的特性，技术引致的增长幅度不如制度引致的增长幅度大。实际上，正是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才引致生态经济的提升。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发生巨变时，整个经济系统将进入失衡和混乱状态。另一方面，生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发展既有必然原因，也有偶然因素，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和谐统一。例如，而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会使一种制度走向歧路，偶然的决策失误使产业资源投入损失惨重。 4制度-技术-资源协同影响生态经济的系统性思考 发展生态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表面上看，生态经济是资源不断投入的结果；实际上，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是推动生态经济提升的动力。我国围绕发展生态经济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制度的角度，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节水、节能、节材、节地以及节约一切资源的政策、法规、标准和管理措施；从资源的角度看，从税收和财政等方面加大以节约降耗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从技术的角度，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开发推广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从资源、技术、制度综合的角度看，沿海地区形成中小企业进入园区、废水集中处理的模式，不仅减少了污水治理的资金投入，一些企业还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随着技术创新的提升，生态经济规模有了很大发展，低成本、大用量、经济效益好的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已投入到应用，如微晶陶瓷技术、钢渣高温熔渣快速粒化技术、热能回收技术、煤矸石制砖技术、废旧电子产品提取稀贵金属技术等多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目前，借助技术创新的生态经济成为企业改善环境、调整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增加就业的重要手段。2010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64.3％，综合利用量为12.3亿t，其中煤矸石、粉煤灰、冶炼废渣综合利用率分别达55％、67％、85％，基本实现从“以储为主”向“以用为主”的转变。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接近35％，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近40％。利废墙体材料产量已占新型墙体材料总量的50％，水泥原料的25％来自大宗固体废物，建材工业综合利用固体废物达5亿多t[6]。生态经济模式取得初步成效。 发展生态经济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我国要尽快完善发展生态经济的有关法规标准，制定完善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投融资政策，完善增值税优惠等税收政策，加大资源综合利用高技术产业化与科技成果转化，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支持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p#分页标题#e# 发展生态经济是科学发展观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具体体现，既要寻找和发现更多的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储量，又要在开采和使用过程中显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节约型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全面减少资源消耗。我国对地热能、核能、海洋水化合物的研发，形成技术储备；资源替代技术，发展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循环利用技术、高耗能领域节能技术与装备等技术也取得长足发展[6]。总之，制度、技术、资源进步作为生态经济的支持因素，对于增加资源的多元化、提高资源的可供性、减少资源生产消费造成的污染、增加可利用资源量、大幅降低资源需求总量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