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