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许建美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等教育的综合改组是战后英国教育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英国两党政治价值取向差异在教育政策上的绝妙缩影。本文旨在探讨在两党的政治博弈中,英国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演变过程,为理解英国的中等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政党政治的视角。
一、中等教育多边主义的萌芽与三轨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中等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20世纪前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工党与保守党在中等教育政策问题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同意见。此时,两党在中等教育政策上的主要分歧表现在是否要普及中等教育。工党致力于实现“人人受中等教育”的目标;保守党则坚持精英主义中等教育观,抵制中等教育向所有人开放。但是,两党中等教育政策的巨大差异背后也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共识,即由于人的能力和性向的差异,儿童应该在不同的初等后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其区别仅在于工党希望将多样的中等学校提高到平等的地位,而保守党则致力于维护文法学校的至尊地位,反对建立新型的中学。在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中等教育政策较多地倾向于多样化和分化。但是,在国家政策的主流话语之外,一股潜流则在基层涌动———这就是提倡沿着综合路线组织中等教育。
这种思想最先出现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组织中。早在1925年,助理校长联合会就在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在一种学校中实施“人人受中等教育”的政策。决议的提出者认为“如果建立多种中等学校,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的中等学校中接受教育的阶级注定被认为比在新建立的另一种中等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儿童具有某种社会优越性。”[1]他们在心目中设想的是一种在当时被称为多边学校(multilateralschool)的组织。他们认为与把儿童分离到各种不同的学校相比,这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社会的融合。1928年,全国教师联合会在《哈多报告及其后》(TheHadowReportandAf-ter)中,号召并建议政府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进行多边学校实验。一年以后,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发表了宣言《教育:一项政策》(Education,aPolicy),建议所有初等后教育都应该以多边学校为基础。[2]基层教师组织的建议虽然提交给了以斯宾斯为主席的教育咨询委员会,但是,委员会出于行政管理和维护第六学级质量等方面的考虑,并没有采纳教师组织沿综合路线组织中等教育的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保守党的精英主义中等教育观,人人都有权利平等地接受中等教育成为两党的共识。《1944年教育法》就是两党这种共识的产物。《1944年教育法》中的第8条要求地方教育当局按照学生的不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性向以及他们可能在校学习的不同期限提供令人满意的各种教学和训练。教育法中的这一论述延续了30年代广泛流行的思想,即基于智力类型差异的差异教育论。在《1944年教育法》酝酿期间发表的《诺伍德报告》也提出根据三类儿童的本性建立三类中等学校的建议。尽管该建议也有批评之声,[3]但是,批评在当时被欢迎的热浪淹没了。在这种理论背景和政策引导下,战后地方教育当局普遍在教育法的框架内建立起了三轨制中等教育。正如迈克尔•巴伯(MichaelBarber)在《1944年教育法的形成》一书中所指出的“,不管1944年教育法是否是激进的,它都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教育制度在50年代繁荣起来,而进步的综合中学制度也在60、70年展起来。”[4]
二、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酝酿与冲突
在1945年的大选中,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lee)登台执政。战前提出的实现“人人受中等教育”和“教育机会平等”的目标成为工党政府教育政策的重点。在这一目标的指引和《1944年教育法》的规约下,工党的两任教育大臣汤姆•林森和威尔金森都倡导沿着三轨制组织中等教育。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改变中等教育的组织形式,而是在一个迄今为止主要被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所垄断的竞争性教育制度内,为社会下层阶级的儿童提供相同的竞争机会。威尔金森希望通过消除学费,可以使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儿童获得与中上层阶级相同的接受文法学校教育的机会。她的继任者汤姆•林森与她所信奉的这种哲学别无二致,选拔面前机会均等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教育政策目标。就在此时,工党内部出现了一股对于这种分离教育制度不满的潮流。三轨制的反对者认为,分离的中等教育制度与工党的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原则相背。他们要求工党放弃三轨制中等教育政策,并认为综合教育政策才是惟一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政策。1926年成立的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一直坚持综合中学政策。联合会通过发表教育观点,在下议院和党的会议上鼓动宣传等手段,为综合中学政策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
在它的努力下,1946年的工党年会通过了要求教育大臣重新考察教育制度,为国家的所有儿童提供真正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决议。在教育大臣否决了米德尔塞克斯议会发展综合中学的计划后,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更是公开批评教育大臣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与工党会员为之努力的理想不相容。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作为压力集团的活动本身暴露了工党内部在中等教育综合化问题上的冲突与混乱,这意味着工党在此时还未形成与其信奉的政治哲学相吻合的教育政策。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得益于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对三轨制和11岁选拔考试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的深刻批判。最终,在1951年的工党年会上通过了“实施工党所宣布的综合中学政策”的决议。在此基础上,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于1951年6月出版了《中等教育政策》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三轨制教育制度不能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与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理想冲突,只有综合中学才是惟一符合工党社会理想的学校。这意味着经过党内的酝酿与冲突,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终于被工党采纳。保守党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综合中学政策背后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党在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上的冲突愈演愈烈。
三、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
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是指工党在综合中学政策宣传中着重突出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导致保守党的攻讦。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工党的综合中学政策逐渐成型的时候,它却失去了政权而沦为在野党。工党内部的教育政策权力分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执政时期,工党内部教育政策权力重心在议会。所以,尽管有工党后座议员的零星反对,首届工党政府仍然在中等教育的改组上采取了中立的政策。1951年大选的失败,使工党的权力重心转移到了国会外的组织上,这种教育政策权力分配的变化,使得工党年会在影响工党政策上重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1953年年会上,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写进了工党的竞选宣言《不列颠面临的挑战》。但是,对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巨大热情,使得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所主张的中等教育综合化带些激进色彩。#p#分页标题#e#
它反对分段的综合中学模式,主张建立从11到18岁的一贯制综合中学;在综合中学政策的实施上强调了中央教育部的权力,地方教育当局必须提交与中央政策一致的综合中学发展计划;在综合中学政策必要性的论证和宣传中着重突出了工党的社会主义原则与综合中学之间的必然联系。执政的保守党对这一激进刻板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们将工党所主张的综合中学政策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保守党指出,工党的综合中学政策不过是工党实现其社会目的的工具,缺乏教育上的合理性。综合中学是挑起阶级战争的社会主义的武器“,它们来自东方而不是来自美国。”[5]在冷战正酣的时期,保守党的这一攻击不啻是对工党综合中学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保守党的攻击使得工党的中等教育政策被妖魔化,大大降低了对选民的吸引力。在综合中学政策的争论被意识形态化的时候,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实施的是维护文法学校地位,反对中等教育全面综合化的政策。很明显,中等教育综合化必然涉及到改变文法学校的招生范围或与其他类型的学校合并,否则,中等教育的等级性就不能从根本上被改变。保守党教育大臣则坚持文法学校的性质和地位不容侵犯,这无疑是对中等教育综合化的最有效遏制。
四、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修正和三轨制理论基础崩溃
1955年大选的失败促使工党全面反思自己的政策,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被认为是大选失败的重要原因。后来成为工党教育大臣的克罗斯兰(C.A.R.Crosland)在195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工党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做了修正主义的解释。在这种新思潮的冲击下,工党对其中等教育政策进行了修正。与大选前工党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略带激进色彩的政策相比,克罗斯兰更感兴趣的是在当前的民主制度内部逐渐实施这一政策,而不是固守某个教条从而忽略了现实的制约。在克罗斯兰看来,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通过中央的权威强迫地方教育当局实施综合中学政策,不是通过承诺全面建立综合中学,破坏文法学校令选民失望,而是“积极地鼓励地方当局更大胆地进行综合中学实验”,并且工党要“给予它比过去更高的优先性。”[6]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接纳了克罗斯兰的建议,决定改变综合中学政策的宣传策略,将“人人受中等教育”的概念引申为“人人受文法学校教育”,并将综合中学作为实现“人人受文法学校教育”的理想途径。修正后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阴影,展现出了“扩大文法学校”的新面貌。工党对教育政策的改革可谓生逢其时。当时,英国实行的11岁考试受到民众的广泛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三轨制教育制度所赖以存在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到1963年,保守党选拔制度的理论基础崩溃了。”[7]三轨制理论基础的撼动者是一批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社会学家。
教育心理学家弗农(P.E.Vernon)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训练和准备能够改变儿童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教育社会学家的研究结论则证明,11岁选拔制度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还反映了阶级特权。他们指出,11岁选拔考试的问题在于它所测量的在本质上不是遗传的而是一种习得的特征,这种特征会受到个人生活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任何测验中,那些受到文化剥夺的儿童不可避免地会处于劣势地位。尽管消除了巨大的物质生活上的差异,社会阶级之间在生活方式、态度和期望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仍然会使工人阶级的儿童在任何早期的选拔和分流中遭遇损害。因此,他们积极倡导尽量少将智力看作一种个人特性,而要更多地将它看作一种社会或文化产物。在1963年的年会上,工党又适时地吸收了新兴的人力资本理论,使综合中学政策获得了更为稳固的经济学基础。至此,工党拥有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教育政策。从国家层面来说,它承诺要拓展教育规模,更有效地选拔人才。对父母来说,它提出了消除紧张、刻板和不公平的11岁考试,让希望代替失望。对民主社会主义者,它许诺结束三轨制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同时又不会因为滥用中央权威而威胁民主原则。对教育家,它提供了多样性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不是一种划一的教育组织形式。它还为教师提供了获得更多工资的希望。正是带着这个修改后的中等教育政策,工党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终于获得了上升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契机。
五、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实施
与战后首届工党政府不同,这届政府在党的政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团结。从教育大臣到内阁成员都赞成将综合中学作为国家政策付诸实施。首相威尔逊主张通过缓和的方式推进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为此,工党政府诉诸传统的行政手段,了1965年第10号通告推进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实施。该通告的主要目的是“终止11岁选拔考试并消除中等教育的分离主义”,为此“教育大臣请求地方教育当局———如果它们还没有做的话———着手准备并向他提交按综合中学路线改组它们地区中等教育的计划”。[8]通告中列举了可供地方教育当局选择的6种主要的中等教育综合化的形式。1965年10号通告使工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教育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该通告在英国中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但是,从政策目的与政策手段协调的角度考察,通告作为实施教育政策的方式又是不充分的。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涉及到的是中等教育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要克服政策实施中的阻碍力量,必然需要一定的强制措施。当工党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试图通过立法推进政策实施的时候,它却在197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政权。在竞选宣言中,保守党批评工党强迫改组的企图与地方民主和儿童的最大利益相冲突,承诺要保留地方教育当局决定最适合自己的教育组织形式的权力。撒切尔了1970年第10号通告,取消了工党政府的1965年10号通告。这标志着中等教育综合化不再是政府所倡导的中等教育政策。充满戏剧性的是,1974年工党重新上台,了1974年第4号通告,又废除了撒切尔的1970年第10号通告,明确表达了政府建立综合中等教育制度的决心。
在1974年通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泰姆萨德案”在法律上明确了地方和中央在政策实施上的职权范围,证明了国务大臣按照主观意愿强迫地方教育当局实施中等教育综合化的政策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是越权行为。这一判决对于那些反抗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地方教育当局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由是观之,在《1944年教育法》所提供的框架内,守成比革新要容易得多。一个主张保持教育现状的保守党政府比一个主张改变现有教育制度结构的工党政府能够更容易地运用法律武器。在这种状况下,工党政府不得不寻求通过新的立法改变自己在政策实施中的不利处境。《1976年教育法》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诞生的。它将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法律化,并对《1944年教育法》进行了修改以有利于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推行。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到1980年公立学校中有88%的学生在综合中学就学;在辖区内完全取消选拔考试的地方教育当局数量到1980年达到了65%。至此,英国的综合化改组基本宣告完成。20世纪80年代后,保守党的教育政策重点发生了转移,逐渐从中等教育结构的变革转移到教育内部的质量提高上。尽管撒切尔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教育政策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综合中等教育制度造成了冲击,但是,作为英国中等教育主要实施机构的综合中学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因此,尽管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在酝酿与实施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是,正是借助于这种政治博弈的力量,英国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才在审时度势中逐渐达成目标,从而成为英国式渐进变革模式的又一成功例证。#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