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相关范文1
［关键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素质教育
在对通识教育历史与内涵进行梳理时我们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对通识教育及相关教育的概念认识与关系问题，还存在一些混淆、模糊甚至错误的理解，造成通识教育实践上的障碍。本文对与通识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概念进行了梳理，对其关系问题进行辨析，为通识教育的实践提供认识基础。
一、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识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而深刻的概念。作者在《大学通识教育内涵的层次建构》一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通识教育已经从一种大学理念转变为一种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该文还提供了一个通识教育的框架认识和不同层次的理解。最后将其归结为基于两个角度的理解[1]：从理念上看，通识教育以“育人”为出发点，强调大学价值教育的功能，继承古典教育教化育人之道，给学生提供某些价值、态度、知识与技能，使他们认同、选择、内化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促进学生的心智与心灵的成长，使之成为“学识”与“品德”兼有的年轻人，为其全面与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从实践上看，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要从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途径建立这种人才培养的体系，从制度、组织、师资、管理、评价等方面提供有效的保障，是面向全体学生提供一种共同的、综合的教育基础。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探讨二者关系是高等教育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话题，形成三种观点和结果：（1）将二者看作是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非专业性的教育。这种观点导致二者独立开来，在实践中体现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阶段实施。一般做法是大学1~2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3~4年级以专业教育为主。（2）通识教育是为纠正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是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与纠正。这种观点导致通识教育的弱化，将其仅仅看作是多开设几门通识课程即公共选修课，在教学上没有过高的要求。（3）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上位概念，是专业教育的重要基础，专业教育是建立在人文、自然和社会学科的广泛认识和深厚的通识基础之上的。从上可以看出，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必然会影响通识教育实践，故有必要理清二者关系。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专业教育。高校的专业是根据社会职业分工、学科分类、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划分的学业门类。因此，高校的专业并不完全属于某一级学科，而是处在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上，是按照社会对不同领域和岗位的专业人才的需要来设置的，属社会分工和学业类别。弄清高校专业的含义，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高校的专业教育。专业教育一是指专门知识体系（specializedknowledge）的教育，称作“学科专业教育”；二是指为培养某些专业性的职业人才（professional或professionalvocation）而进行的教育，称作“职业专业教育”。因此，专业教育既涵盖学科专业教育，又涵盖职业专业教育，它们共同组成了高校的专业教育。因为专业会随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才需求的变化而变动，当社会需要培养不同领域的专门人才时，专业就组织相关的学科来满足人才的知识结构。过去人们更多的是将高校的专业教育理解为专门知识体系的教育，随着学科与专业的进一步分化，导致专业教育出现教育片面与狭隘。通识教育是在片面实施专业教育以及教育功利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目的不仅是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弊端，更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与人的发展需求，是对高等教育进行的反思与重构。因此，二者不是矛盾对立的，也不是高等教育的两个独立组成部分，而是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是互补、交叉与相互渗透的。尽管高等教育专业化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内容。然而，专业教育需要建立在对人文、自然和社会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形成比较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具备专业素养的同时，也需要具有全面发展的素质与广阔的视野，需要一种融会贯通的思想和能力，能够在不同学科或专业、民族和文化等领域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职业适应能力，也具有完善的人格。显然，这是专业教育所不能完全达到的。因此，通识教育成为培养这种专业人才的重要基础，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理念与模式。
三、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识教育在继承古典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也逐渐将科学教育融入其中。当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比占据了上风，功利主义盛行，人文教育出现缺失现象。通识教育重新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与相容。因此，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文教育是用人类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陶冶人与教育人，从而教人学会做人、做事，最终目的是使人能全面和谐发展，提高整体素质。人文教育具有以下重要特征[2]：以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为目的；强调古典人文学科的价值；提出并实践了德智体美和谐教育发展的课程体系；提倡使用适合人身心发展的教学方法；坚信通过教育可以重塑个人、改造社会和自然，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反对忽略人的发展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反对人沦为其他功利主义工具的倾向；强调教育在发展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价值。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通识教育强化人文教育的特征，人文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占重要地位。首先要传播人文知识，开设人文知识学科课程；其次要重视对人文知识的理解与通融，强调人文知识对人的教育作用，将人文知识中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于学生。因此大学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知识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开设几门人文学科的课程，而是以课程、校园文化、各种文化交流学习活动等为载体，培养学生对文学、历史、文化、伦理、哲学、宗教和艺术等人文学科知识的理解，提高其人文素养，传承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相对应的是科学教育，人文主义曾经一度排斥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主义的功利化倾向与工具性。然而，现今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教育，高等教育不可能没有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范畴。科学教育首先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训练学生科学的思维和掌握必要的科学方法。其次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科学教育的灵魂。”[3]科学教育中仍然包含人文价值，这种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中。因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不是对立的关系，已经走向融合。并且，如果科学教育中没有人文理念的约束，教育就会背离根本使命。通识教育重视蕴含于二者中的知识、文化与价值，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共同构成通识教育的重要范畴。人文教育传递为人之理，将人类的历史经验转化为人存在的自觉，掌握人类的智慧，感悟人类丰富的情感，感受人与社会、自然共同存在的价值；科学教育让人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
四、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
二者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论的一个焦点，目前形成了三种相异的观点：（1）通识教育是位于素质教育之上的概念[4]。其认为通识教育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素质教育更多强调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形式。提高大学生素质是通识教育的目标之一。（2）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比更全面，具有更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更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如“在高等学校本专科教育的整体层面上，无论是在教育理念、模式和内容上，‘通识教育’的名称都是不适合的。而文化素质教育统贯本科教育的全过程”[5]；“从素质教育的实施范围与内涵来看，通识教育仅是促进素质教育有效实施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6]；“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清晰表明：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比通识教育的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作用更巨大，影响更深远”[7]。这种观点不否认二者的相通性，认为通识教育从理念、模式和内容上对素质教育都具有借鉴意义，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途径。（3）二者不是谁包含谁的关系，属于不同的范畴，存在相通之处。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或者教育思想，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实践模式，主张将素质教育渗透在通识教育之中。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差别和联系，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定位？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清楚素质教育产生的背景和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内涵。从产生的背景看，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明显不同。面对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素质教育成为首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高校必须承担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8），明确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并明确人文素质教育是其重点。显然，素质教育是作为教育战略思想而提出的，是一种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更转变为一种教育实践，被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的创新”[8]。通识教育有其历史的渊源，是对古典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发展，肯定传统教育的精髓，又在不断地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对大学教育的本质与使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总结，成为一种优秀的大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经历长期历史的检验与筛选。因此，不要因为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创新和其他原因而忽略对通识教育的提倡，否认其价值。首先，从内涵上看，素质教育的范畴显然超过通识教育的范畴，素质教育不仅包含德、智、体、美及心理健康的教育，也体现在专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而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范畴，更重视大学教育的基础性、交融性和理解性，重视人格的完善即成人的教育。因此，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比较更具宏观性，而通识教育更具微观性。其次，二者作为教育思想和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素质教育的落脚点是人，通识教育以培养有教养的人为目的，因此二者都比较重视人的发展，重视人文教育。知识、能力和素质是素质教育的三个要素[9]，知识是指广泛的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的知识，是能力形成的基础；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既包含较强的分析、归纳、观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又包含社会交往、共事、合作、交流等“做人”的能力。素质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知识与能力内化后的稳定的品质。素质教育强调的三要素与通识教育的目的、内容是相通的，通识教育通过知识的广博性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有效思考、清晰沟通与交流、能做适切的判断和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其内容涵盖了人文、社会与自然学科领域，其特点是融会贯通，强调古与今、文与理、中与外的通融之理。因此，二者都比较重视知识的综合性、知识的内涵及其价值。第三，从实践层面上看，与通识教育相比素质教育实施范围过于宽泛，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这种宽泛性也给素质教育实践带来了困难，如何将素质教育落在实处，真正达到教育目的？文辅相谈到素质教育实践问题时，认为素质教育的重心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的掌握和基本道德品质的养成”[10]。潘懋元认为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而不是一套具体的教育方案，凡是符合这种思想观念的做法就是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无定法。还认为“素质教育强调专业课程是培养素质的基本途径之一，但在实践方面还缺乏切实可行的有效模式”[11]。其实，通识教育的理念、实践模式及其经验给予素质教育很多的启迪，在探索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一些高校就开展了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因此，通识教育可以成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也是素质教育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途径。
五、结语
尽管目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均存在问题，我们也不能否认通识教育的价值与作用。本文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不是矛盾对立的范畴，二者应该相互协作和影响，共同促进大学生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但是，通识教育不完全由素质教育来统领，这是因为素质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素质”，“素质”不是大学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最终追求的目的；大学还为人类提供和创造思想、文化、生活理念、对社会理解的方式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等。通识教育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提高学生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它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促使我们对大学教育本身进行反思：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应该追寻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如何让大学教育适应急剧变化与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一一去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刘菊青.大学通识教育内涵的层次建构［J］.中国成人教育2016（5）:27－30.
［2］叶澜主编.中国教师新百科（中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8.
［3］张金福著.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
［4］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64－68.
［5］王义遒.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7（3）:14－21.
［6］宋哓平,梅红.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以及素质教育———当今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创新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0（1）:30－34.
［7］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7.
［8］袁振国主编,周远清著.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周远清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9］文辅相.对素质教育实践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02（3）:3－6.
教育相关范文2
经深入农村基础教育战线认真调查研究，认为目前在河北省农村中小学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存在的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并须引起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深入思考和高度重视，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一、校车安全问题
最近，公安部表示，各级公安和交通管理部门要深入开展校车安全隐患大排查，以最高的路权全面为校车提供最安全的保障和服务，尽力维护校车的交通安全。允许校车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它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行驶的路段行驶，且允许在公交车站台停靠。公安部门赋予校车道路行驶的“特权”，“明确校车优先通行”的权力，的确令人欣慰并值得肯定。我们在欣慰和肯定的同时，还要看到“给予校车最高路权”的政策措施，实际上仍旧是相当单薄和有限的，远远不足以使校车得到真正而又充分的保障。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使用公交专用车道”算得上是一种“最高路权”，但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这种特权，好看好听不中用，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据统计，到2010年12月，我国公交专用车道仅3700公里，而全国城市道路在25万公里以上，另外，我们还要更加深入的看到，目前，校车安全的问题最突出的地方并不在城市而主要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近几年，校车事故中死亡学生中的70﹪多为农村中小学生，2011年11月16日和12月12日先后发生在甘肃正宁、江苏丰县的校车事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农村并没有“公交专用车道”，在此背景下，给予农村校车这方面的特权，不知道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其次，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校车安全的问题，最紧迫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路权”的问题，而主要是“车权”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仅谈校车的“最高路权”不知道有什么实际价值，“车权”都不具备，还谈什么“最高路权”。据相关报道，河北省现有中小学生1100万人，共有校车1203辆，其符合校车标准的仅155辆，家长自发租用各种交通工具9000辆。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务之急并不是“最高路权”的问题，而是“最高车权”的问题的解决。
二、合校并点的问题
经过调研，当我们一谈起撤校并点的问题时，就感到心里很沉重，心里很纠结，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和推进，农村婴幼儿的出生率急剧下降，2005年，教育部曾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采取积极措施，逐步缩小学校办学条件的差距。要适应各地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调整乡村建制和人口变动等新情况的形势，合理配置好公共教育资源，在新建、扩建和改建学校时，适当调整和撤销一批生源不足，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薄弱学校。也就是从哪个时候起，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与新的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的问题开始出现，通过合校并点，我们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农村的孩子正在成为受教育的边缘人群，村里的小学撤了，合并到几公里以外的村镇，乡镇的初中撤了，合并到十几甚至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他们不得不住校，不得不坐校车，有不少人认为，合校并点是校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文件强调，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调整中小学布局时，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要暂缓实施布局调整，自然环境不好的地区小学低年级原则上暂不撤并。在农村一所小学或初中的每个年级，达到多少学生才能保留，少于多少学生就应该撤并，这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要进行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不是简单的撤并。如果不是这样，虽在教学资源配置、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新的问题交通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一些权威理论工作者曾指出：“如果一个小学或初中每个年级达到10个人就可以保留。
教育相关范文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问题分析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刚我们谈到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具有其特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就无非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独特的性质，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从而再将这种理论认识付诸于实践，遇到的一系实践方面的难题。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这就是都感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非改不可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有些什么问题呢？在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讨论中，人们谈到了不少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材问题，即几百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千书一面”、体系僵化、空洞说教；二是教学内容问题，也就是人们所批评的“众口一词”、“陈旧过时”、“讲坛哲学”大大落后于“论坛哲学”等等；三是教学方法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僵化死板，不注意教学艺术，不重视讲清道理等等。应该说，人们的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这些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只是上面所说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教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的具体表现。［1］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当代中国哲学教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我看来，究其根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特性———实践性，的认识方法和程度的不同所致，正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运用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不同，以至于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径也有所不同，相应的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方法也会千差万别，那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实践，不言而喻，其实践的结果肯定也会千差万别，所以说，就归根结底的程度而言，马克思斯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方法不同所致，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就好比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那扇门的话，要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扇门，就必须用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把钥匙来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扇大门；如若不然，各种钥匙都来来开这扇大门，肯定不会有称心如意的结果的，或者说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门的方法不对，不是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理论，而是用各种方法，踢得、揣的或者用斧头砍得起这扇门，虽然门是被打开了，可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打开的这扇门也毕竟残破不堪或者千疮百孔。
不难看出，从哲学的最高意义和层面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仅仅对存在与社会中的简单事实和表相出发，来寻找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要学会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和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源头来解决问题，要具有哲学的终极意义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考察同样如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方法直接决定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方法，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实践结果，正是如此，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相关教育，大家准备的是同样一本教科书和相同的教学大纲，可是，结果却全然不同，有的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收益颇丰；而有些学生却高呼马克思主义哲学陈旧过时，这种现象，不能仅靠对教育主体即教师的统一管理和培训来解决，而是要同一源头上的东西，就是统一：大家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扇智慧之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方法（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源头上统一了，每个教育主体虽存在个别差异，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教育不会存在重大错误等等，这就好比：虽然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折扇智慧之门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不同，但是，他们手里拿的都是一把钥匙（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即实践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如此一来，纵然人们开门的动作不同，但结果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被成功开启了。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的探讨
同样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考察，不同的理论路径导致不同的实践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考察和解决，一定要坚持“源头”考察的方法和路径，就是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视角（实践的理论本性）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门的“专属钥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路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存在差别，可无非是不同人拿着“同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开门，其结果是门开了；如若不然，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钥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解读方法）来开通一扇门，必然会死路一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寻找到正确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就应该运用一些方法来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属钥匙（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以此来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方法，正如：钥匙找对了，门自然就好开了。那么什么是专属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实践方法论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对任何事物的考察都应该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因为我们所认识和把握的事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广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身也是一个过程。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过程中，有包含着一系列小的过程，因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尤其是具体事物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一，要从理论上来全面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实践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西方哲学的沃土上，却超于了以往任何一种哲学的影响力，那么这门哲学的与众不同的超越点，或者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把时间引入其中，就突出强调了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重要地位和相互作用，更具有全面性从而彰显时代性。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唯物主义者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要从实践去理解，何为从实践去理解，就是克服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对对象的考察要介入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执一端算造成不合乎主观或客观的实践结果。#p#分页标题#e#
第二，要学会将理论层面的方法论运用到实践中；哲学是用概念、命题、判断和推理来把握客观对象，是一种理论形态，属于理论层面的知识，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就要善于将理论的东西转化为现实，运用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发挥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不能纸上谈兵，要在实践中发挥理论的重大指导用。一方面，实践方法论是从实践理解思维和存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方法论；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执着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本体思维方式
教育相关范文4
体育运动与医学在人们的生活中作为不可或缺的两部分，为现代人们的健康生活观念和运动健身观念的养成提供了医学知识和运动常识。二者虽然是看似截然不同两个概念，但是却又围绕着人体这一重要因素关系密切。为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人才培养需求和高素质人才发展，本文就体育教育和医学教育相关性研究，希望能为医学教育开创新的局面，同时也为体育教育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道路。
1健康将体育教育与医学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与健康相关医学知识常识的掌握和运动健身知识的把控越来越重视。也正是健康将来自于医学教育和体育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科技发展导致人们生产生活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使人们的身体运动量逐渐减少，人们对身体运动的需求越来越大，对身体机能医学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对于体育教育核医学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今社会，人们对健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健康概念的外延已经扩展至涵盖人的所有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至少可以分为7大类:1)社会经济环境;2)物质环境;3)健康的发育状态;4)个人的生活方式：5)个人的能力和支持;6)人类生物学和遗传;7)卫生服务。而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技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体育与人的发展、体育与健康的密切关系。现代体育必须与社会大系统同步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终极目标，以人类健康作为其发展的终极目的。21世纪的人才是高素质的全方位的人才，对医学知识和体育知识的获取的需求同样重要。因此在教学改革的推动下，医学教育和体育教育都做出了相关性的调整。为了满足时展，需求体育教育改革将医学教育纳入其中成为体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体育教育其中的医学教育的好坏已经成为体育教学改革成败的标准。医学教育也同样，改革也将运动生理学和体育保健学纳入到医学教学之中，成为医学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2体育教育与医学教育意识培养相关性
体育教育与医学教育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培养。首先，高校体育的目标即为学生体育活动参与习惯的培养，最终形成运动健身意识，树立良好的生活观和运动观。体育教育的最终目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拼搏奋斗精神，将这种精神贯穿到学习和生活中去。同样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对运动性伤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伤病后的训练及常见病的康复的研究，并制定和实施科学的防治措施和伤病康复的手段和方法，以达到维护和促进体育运动参加者身心健康及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医学教育将全面掌握医学知识，运用于救助他人、抚慰伤病，确保病人身心健康，并形成健康意识。因此，无论是医学教育还是体育教育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意识的培养。用意识引导行为的发展，形成终身学习和运动健身的习惯，确保为祖国培育更多社会需要的具有强健体魄的全面型人才。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启发式教学，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确立健身思想，解读医学健康的真谛，使学生从思想意识上真正认识体育活动的重要性，感受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体育教育将能够训练学生形成健康意识的教学活动积极推，进并不断引导学生以终身锻炼为目标，进行体育活动。学校可以尽可能多地开展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太体育舞蹈、健美操、太极拳、跑步、旱冰、游泳等生活中常见的简单运动训练，在课程教学体系内实现技巧训练。这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爱好基础，更能保障简单持续性的运动锻炼可以长期进行，做到既培养学生学习习惯又能保障运动健身意识的形成。
3体育教育与医学教育中理论与技能的渗透
医学与体育不仅相关，而且在技术和理论上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以确保二者更为科学、合理、全面地发展。一方面，在体育教育中医学理论的重要任务是基于运动人体科学的保健学理论、卫生学理论及相关的基础知识理论。在研究运动人员的身体发育状况、运动健康情况以及运动训练强度等状况时给出医学范畴的专业意见，为体育教育实施、体育训练课程安排以及竞技比赛等方面提供更科学合理的建议和指导，并且给予体育教育相应的医务监督和义务知识传授。由于医学教育在为学生提供医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在体育训练中将这些医学知识和体育教育结合起来运用到体育课堂，促进学生技能提高的同时减少了运动可能带来的伤害，也能提升学生参与运动健身和竞技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医学教育中体育运动理论的重要任务是基于人体科学运动原理的康复学和复检学知识。医学教育中体育运动知识确保医学教育过程中学生能够在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同时，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状况和身体实际情况进行运动治疗。掌握丰富的体育理论知识对将来的医务工作是很重要的。对于体育教育而言医学教育是体育伤害的防御知识。对于医学教育而言体育锻炼不但能防患于未然而且能辅助康复治疗。
4医学和体育的融合教育———康复体育教育
教育相关范文5
如何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增加与学生互动的环节，采用启发式教学，利用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提出问题，并灵活运用语言、情景、图片、类比等方法来激励学生，启发学生积极进行思考、阅读和交流。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交流当中来，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小型报告会等形式实践课堂所学的内容。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考核以结课考试形式为主，考试成绩受基础英语水平的影响较大，部分学生对于专业英语学习的理解也存在误区，认为专业英语就是基础英语加专业词汇［3］。为充分发挥学生日常学习的能动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强调课堂的学习内容是和课程考核紧密联系的，这样就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比如，考试内容如果侧重于阅读和翻译，那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就要增加阅读和翻译的比重;如果考试内容有口语部分，那在平时课堂的训练过程中也要增加口语的环节。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时候更有目的性，自然也就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另外，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提问、平时测验和作业，通过适当增加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增加平时测验的次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应局限于对文献阅读和翻译技巧的传授，而应注意专业知识的传授，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环境工程领域一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的英语表述，并将国际最新的研究热点贯穿其中。对于教材的选用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要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注重与同期开展的专业课做好结合。通过与相关专业课老师进行沟通合作，一方面将所学专业课知识融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中，例如将重要专业课内容编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讲义里，通过专业英语的方式复习专业课内容，使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学习专业英语，就便于专业词汇和相关逻辑语句的记忆和掌握;另一方面请专业课老师协助学生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加强专业英语的实践，例如对于专业英语课程里已经学过的专业词汇，在专业课的授课过程里不再以中文出现，通过专业课的学习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这样就使得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大三一学期的英语教学，而是持续得到英语的培训，这样就使英语扎根于专业知识当中，使专业课的学习和专业英语的学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学生学有所用［4］。
如何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对于我们专业英语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学生在大四毕业设计环节外文文献的查阅和阅读，以及就业后和研究生阶段利用专业英语进行专业领域内信息的查找以及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就成为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增加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但是，目前环境工程专业英语大多数学校仅设置32学时［5］，在这样紧张的课时安排下，要增加学生课堂阅读和写作的练习，就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突出重点的安排。在专业文章阅读方面，要鼓励学生做好课前预习，通过加强学生的阅读训练，提高他们的阅读速度和质量。在翻译训练方面，要给学生多布置一些汉译英和英译汉的翻译作业，还可给学生布置课外专业文献检索任务，或安排学生从外文期刊中查找指定的环境专业相关文章并按要求翻译英文摘要。在课堂讲解方面，注意要点突出，教会学生快读和翻译的技巧，例如，翻译的时候要联系上下文，考虑特殊的语境;遇到长句先找句子的主干也就是主语、谓语和宾语，然后将修饰性的部分最后加入，等等。通过综合利用课前预习、课余作业和课堂ppt讲解来合理利用课时，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在写作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动画等形式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鼓励学生利用外文期刊数据库等资源，收集、整理、翻译英文文献，尝试撰写英语论文和实验报告等。对学生的英语论文及时进行修改和点评，形成“学生起草———老师讲评———学生修改———老师再讲评”的学习机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进一步推进考试方式方法改革，例如:笔试试卷适当减少词汇的考试分值比重，重点考核学生英语文献的读写能力。期末考试可采用开卷与闭卷、客观题和主观题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平时强调的重要知识点、重点词汇和表达方式采用闭卷方式;对于阅读量大、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资料以及写作等则采用开卷形式，综合考核学生各方面的专业英语水平。
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
目前由于对外交流的加强，需要学生提高利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学生基础英语就讲不好，讲专业英语就更难了。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也成为我们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难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对于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局限于对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运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首先，尽可能地采用英文原版视频，不仅训练学生的英语听力，更使学生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其次，对于不容易找到原版音像材料的章节，要坚持在课堂上运用英语对学生进行学习要点提问，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考虑到不同学生专业英语基础的差异，所以在提问的同时应结合ppt投影，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尤其是专业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这样不仅使学生熟悉了课堂内容，锻炼了学生的听力，更使学生真正学会专业英语口语的表述和交流。通过丰富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授课形式，例如通过观看国际学术会议视频、分组讨论国际环境领域热点问题等形式，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自己体会专业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在课堂的参与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教育相关范文6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需要来源于评价主体的利益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在评价时必须注重多元评价主体的参与，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或被影响”的定义，运用米切尔评分法分析了高等教育评价的利益相关者，并提出了有效发挥考评主体作用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
高等教育；评价；主体
一、引言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诊断功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公共部门在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只有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正确、平等地表达其利益诉求，才能使该项管理达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果。而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中外部利益相关者基本被排斥在外，考核主体一般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然而其服务对象是面向社会的，会使其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并不能令服务对象满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纳入评价体系。[1]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根据弗里曼在他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一定义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但是这一定义太过笼统，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界定出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克拉克森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受风险。”这一定义是以产权契约理论为依据的，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可以依据定义中所述的具体影响方式来界定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综合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企业的目标，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米切尔平分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米切尔平分法从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这三个属性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权威型利益相关者三类。其中权利性是指能在企业经济或管理决策中对企业起到重大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合法性是在法律、经济或是社会上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紧迫性是指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企业的回应。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分析
第一，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拥有紧迫性、合法性和权力性三种属性中的一种，根据其具有属性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蛰伏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和要求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具有权力性，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影响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些利益相关者通常与高等学校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或业务往来联系，如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但是他们往往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它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就等于拥有了合法性，这时他们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都是独立的机构，他们与被评价的高校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其评价意见更加科学合理。这些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对于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强调工作方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学术机构就是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典型代表，或有利益相关者不具有权利性和紧迫性，他们在评价时侧重的是政策完成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不会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因此他们的评价结果在整个评价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太大。要求利益相关者具有紧迫性，典型的代表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他们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利性，但是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向高等学校施压，迫使高等学校考虑他们的意见，提高服务质量和完善管理方式[1]。第二，预期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利性和紧迫性中的两个属性，按照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分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从属利益相关者和危险利益相关者。关键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并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如政府，它具有法律赋予的合法地位，是评价时不能缺少的主体，同时法律也赋予了其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它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对被考核者施加压力，影响其评价。在评价中他们的意见往往成为关键，因为他们往往掌握了被评价高校的大量信息，对被评价高校有一定的主观基础定论。从属利益相关者最具紧迫性，同时也有合法性，家长这一利益群体就属于从属利益相关者，他们迫切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投入的回报，同时广大公众的利益是高等教育的终极追求目标，从这一点来看，隐性的契约关系是家长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但是家长这一利益群里缺乏有效的权力性，其影响力对高等教育影响力有限，必须借助跟他们有一致利益诉求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需要被借助的这一利益相关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引起被考核者的快速关注。现实中家长常常借助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媒体进而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帮助自己表达利益诉求，最终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危险利益相关具有紧迫性，他们的存在使被考核者具有一定的危机感，如其他教育机构这一利益相关主体。但是他们缺乏合法性，没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合理的途径去影响被评价高校的行为，因此他们往往通过从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借用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扩大影响力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2]。第三，权威型利益相关者。权威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紧迫性和权力性，他的需求必须得到首要关注并及时得到回应。在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是最具权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拥有合法的对被评价高校的干预途径，拥有权威性，一旦其要求变得迫切，便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直接左右评价的结果，因此在评价中应分配适宜的比例，权重不能过高，否则会影响考核的公正性。
四、最佳评价主体的判定
根据上文分析人们可以看出各评价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他们的评价侧重点和评价视角也是不同的，如何判定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对他们权重的赋值。这可以根据客观性、效用性和成本高低三个原则来判断。首先是客观性，客观性是对考核评价主体最基本的要求，它是指评价者的评价结果能否真实反映被考核者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否对被考核者的工作能力进行了正确的判断等。那如何判定一个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又可以根据三个要素判断：考核评价主体是否具有独立性、给出的评价结果是否准确，评价的内容是否全面，如果满足了这三个要素，那么人们就可以说该考核主体的考核评价结果是客观的。独立性是指该评价主体作出判断的依据是自身具有的专业素养和独立思考的过程而不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第三方评价机构、专业认可机构、学术机构是最佳的评价主体，他们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跟被评价高校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出的评价都是最为客观的。准确性是指观测值或估计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多用于定量评估，但也可利用特殊分析工具将定性的指标加以量化，使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在这一点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结果最为准确，他们制定了评价的指标用于衡量被评价者，力求将被评价高校的真实水平都反映出来。全面性是指评价应该尽量完整，才能避免对被评价者形成偏差。对某一组织的评价应该是基于所有评价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且该评价主体评价的角度应该尽可能全面。第二是效用性，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因此评价并不是管理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评价工具，以期利用评价这一工具找出目前工作中的不足进而明确改进的方法。评价主体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被考核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最佳的评价主体应该在评价时对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对可能产生的利益和损失做出反应。最后是评价成本的高低，评价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要不要将相关利益者纳入评价体系中。评价成本不仅包括消耗的物资和财力，还包括该评价主体占用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在这一点上，家长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因为家长具有分布广、专业素质低等特点，要使评价具有参考价值，不仅需要考核部门组织人力去甄选能参与评价的家长，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相关专业培训，让他们熟悉评价的流程和明确自身需要评价的具体内容。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个评价主体都不可能做到三大原则同时具有最优值，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往往需要人为地确定一个主维度原则，在保证主原则最优的情况下，力求其他两个原则达到最优[3]。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明确了利益者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方法，以及如何判定最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列出了与高等教育有利益关系的评价主体，并且对其客观性、效用性和评价成本的高低进行了分析。
五、有效发挥高等教育评价主体作用的措施
第一，积极制定相关法律以确保评价主体多元化。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主体多元结构。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以民间机构为主，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承认社会评价主体的法律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相关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出台与高等教育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参与评价提供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二，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长期由政府占绝对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通过把控高校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对高校培养质量实行控制，但是这种集权控制模式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使高校失去主动改革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打破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尝试多元评价主体参与的管理评价模式。第三，完善评价监督机制。完善的制度还需要有效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对制度的有效执行还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证。对高等教育评价监督机制的完善，必须引进更为全面的管理体系，形成对监督工作的监督，即不仅仅注重对评价结果的监督，还需要对评价的过程进行监督，对监督部门、监督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每项工作的操作程序进行标准化规定，实行文件化管理，推进监督工作的有效执行，从而提高评价工作的实效性、公平性、公正性。
作者：汤燕 单位：河海大学
参考文献：
[1]黄莉萍,方向阳.对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探讨[J].普通高等教育研究,2007（11）129-130.
教育相关范文7
在教育实践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看似笼罩一切，起着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又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难以真正对专业教育产生实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动方始终有国家力量和执政党意志的身影，而通识教育一般只在民间的大学层面中被提及，少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因此一个是官方的意志，是官学的范畴；一个是民间的意志，是私学的范畴。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还有以下差别。
一是求善的两面。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提倡，其深意在于重拾大学“求善”之功用，补正大学囿于“求真”之困。通识教育提倡的“善”是理想的“善”，是自由的“善”，是纯粹的“善”，是几乎只存在于个体本身的，具备典型的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求善”，但这种“善”是现实的“善”（切合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是规范的“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功利的“善”（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为终极追求目标），它带有典型的外在性。
二是主体性的两种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着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观念，为一般的教育所回避和掩盖；德育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的入世情怀及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保持相应的自约束机制；通识教育反映的是人这一主体性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的完备和心智的健全，具备典型的个人性特征。这也是通识教育何以在提倡个人主义的西方出现的根源之一。通识教育讲究的是一般性的心性的养成，在于防畸；中国古代尽管也不分学科地培养人才，讲究的却是最高的品质：至善。
三是知识取向与精神取向。通识教育的源动力是“无知（知识）之患”，初始目的是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专业教育，以在专业训练的职业化需求之外，寻求一条知识互通的方式，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完善起来，进而作用到人才培养当中，以培养博通的高层次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动力是“无支（精神支柱）之患”，目的却是在知识之外构建起一条精神的篱笆，以让凭借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潮流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在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既定的政治性哲学体系的规范之内，依靠思想和精神的指引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也能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培养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完人培养目标背后的个体完善性与人的社会化。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指向都是“完人”。但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指向是知识博通、学科融汇的“完人”，也就是知识意义上的“通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人”，更注重德的优先性培养，着力于推进人的社会化，是政治意义上的“全人”。
2“契机”：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2.1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语境中的“开门之难”
2.1.1科学主义的阻滞与功利主义的遮蔽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被提出，首先出于对当时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对抗。被科学主义笼罩的大学，知识分门别类，被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学科，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联通，通过这种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基础扎实、专业知识深厚，但却缺少常识和基本的素养，缺乏对人类浩瀚知识的整体认知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于是“各种课程的共同部分”的通识教育理念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带来的唯科学是从的局面，也掩盖了人文教育的效用。大工业化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职业性和实用性的需求，不仅让很多只限于书斋当中的纯知识探求趣味的学科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密切联系市场需求的实用专业，在就业压力之下的大学教育也逐步转变为培养“职业人”的场所。高等教育不再带有闲暇的浪漫色彩和知识探求的神圣目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沦为“职业培训所”。学生有着职业化的专业训练，但却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和自由探究精神，缺乏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视野和广阔的胸襟。为了将这种职业培养的倾向扭转，通识教育作为借力的工具被大学广泛应用。于是，讲求博通和人文视野的通识教育作为对科学主义的补充而出现在正式的课程体系当中。可以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中被重提，就是为了对抗当代教育的功利性，希冀对科学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通识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那部分教育,它的内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一方面是理想的吁求，一方面是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和对抗。当通识教育进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受科学主义的阻滞，通识教育尚难被按专业和学科培养人才的课程体系所吸纳，只能更多地以讲座或选修课的性质出现，只被当作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一种休闲式的补充。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的遮蔽，在以职业训练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中，难以产生直接就业力的通识教育自然也难以被重视。甘阳在谈到通识教育的推行不力时说到：“通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一般的教育，就其本性而言，它是一个非就业倾向性的教育。而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大学必然要产生就业，而且学生的就业倾向是越来越强。这里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在实质层面，通识教育并没有被现在大学教育体制所吸纳，没有在人才培养中真正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的培养方案。
2.1.2思政教育课程挤占空间
通识教育即使在形式层面被大学接受，当其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计划时发现，这些增加的通识课程无处安身。因为名目繁杂而学分充足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和选修性质的课程挤压得没有应有的空间。强行纳入多门通识课程，只能让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地纳入通识课程，却无法实现通识教育的系统性目标，让其有名无实。因此，即使通识教育理念普遍被今天的大学接受，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通识教育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踏进大学课程体系的门。
2.2思想政治教育的“闭门之困”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大学正式课程体系当中也显然顺理成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从来没有碰到如通识教育一样的“开门之难”。但是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面临困境———实效性危机，其虽无“开门之难”，却有“闭门之困”。
2.2.1说教与灌输
说教是思想政治教育惯常采取的教育方式。这种说教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吁求，现代教育主张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而说教却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以大道理大理论来实施控制性影响，力图以其天然正确性来强制性地影响学生的认知。说教方式招致的反感显然易见，被贴上说教标签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遭遇着重大的信任危机。如万斌提到：“反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这些教育常常被学生视为说教。2001年浙江大学学生会搞的一次民意调查曾深深地刺痛过我们的心。这次调查的一项统计结果是，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高校德育课应该取消！”此种情形可以说是在中国各所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哲学引发深思。思想政治教育本来背后倚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由于说教方式的普遍存在，反而让其偏离了真正的哲学，走向了庸俗化。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试图让思想政治教育重回哲学的轨道。如万斌在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一书中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出发，糅合现在流行的西方哲学中的主流方法论，试图让其从说教的层面重新进入哲学层次，如将理想论与理想主义教育的结合、将自由论与正确自由观的教育结合、将社会规律论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的结合、将人的本质论与集体主义原则的教育结合、将人性论和反对利己主义人生观的教育结合、将德性论与美德的教育结合、将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结合、将社会动力论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教育的结合。灌输原则也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如徐志远将灌输原则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认为“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不过，灌输原则被认为与现代教育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如现代教育注重自由讨论、启发式教学，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同时，灌输原则在实践应用中被认为带有强制、压服的色彩而招致反感，这一点尽管在灌输原则实施的时候就努力避开双方的冲突，如沈壮海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确立灌输原理之初，就明确地将灌输与强制性的压服作过区分”。不过，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使用灌输方式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受教育者也会先入为主地将灌输与强制服从两者混淆起来。进一步来说，不论是说教还是灌输，都与当前的阅读语境下的新青年的接受方式背道而驰。当前的阅读语境被称为“后现代阅读”，它是继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后的新兴阅读方式。传统的阅读内容借助于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移动阅读、检索性阅读、点播性阅读和消遣性阅读，实现了向大众“悦”读的转变，逐步满足了阅读者对阅读的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后现代阅读”是网络化语境下的新型阅读方式，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并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大学生基本是1980或1990年后出生的全新一代，该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在“后现代阅读”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已经有着较大变化的教育对象，必须探索新的教育途径和教学方式。
2.2.2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模块化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已经占据了牢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宣讲、公民道德教育等几大模块已经完整地固定，成为大学课程的必修课，占据了大量的学时和学分。然而专业模块化的结果却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大学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不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学生本身，其地位类同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自然其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也大打折扣，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反感。在屡次思想政治课程调研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评价几乎都是消极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内容也并非具备“被抵触”的本质，其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当以固化的课程形式出现时，其本质从思想培养、价值观影响、国家荣誉感培育等软性层面走向了知识传授的硬性层面，而长期采用的僵化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更是“火上浇油”。
2.3发展的通识教育理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可能
通识教育本是针对专业教育、科学教育的泛化而被重提，重在人文素养和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影响并非是其重点，但随着世界大学不可避免地从“象牙塔”迈入“动力站”，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一切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都在随着大学职能的转变而在修正、发展本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图景。在西方，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似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等，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此类教育的任务已经逐渐被通识教育吸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长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教育形式。鉴于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起来，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基础共识，也即将成为教育实践不可阻挡的趋势。
3“合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谋而合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和实施中的背离种种，无不暗含相应的交融的基础；而两者在实施中面临的困境的解除，同样需要其互为包容、互为提携方能真正脱困。
3.1基础：学科与内容的视角
3.1.1学科(研究领域)泛化的倾向
旧学科的新生与新学科的立足无一例外都有将原有的学科边界扩大的倾向，仿佛一个不知足的地主，永远觊觎其边缘的土地。如后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堂而皇之地将先生的德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进去，通识教育的研究边界也从来不忘将德育的目标当成己任。可见，至少在德育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范畴界定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两者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原属法学门类，被纳入政治学一级学科内，因其本身的交叉属性，同时能在教育学学科插一脚，其边缘的模糊性也助长了它边界扩张的欲望，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的身影，从其课程开设角度来看，它既可以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被政治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分割）的传播者，又可以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当前政策的解读者和宣讲者，在学理上几乎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应用；从其实践形态来看，学生事务管理、学生行为规范、学生思想引导等等作为学生第二课堂中非学习性的功能全部囊括进去了，因此在中国你几乎看不到独立的学生事务管理，因为学生事务管理全部被放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当中。而通识教育的扩张性欲求显得尤为强烈，如想与自由教育划清界限，又想将之纳入怀中，如某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即将自由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并列起来，互为注释；如将人格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甚至文化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也纳入其中，当然也不忘将已明确定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客气地纳入己方阵营。其实，通识教育最先被提出的时候，就是针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这一问题提出来的”，而“今天的‘公共课’、‘基础课’就属于这一‘共同的部分’”。可见，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通识教育，他们在学科泛化的过程中都将对方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泛化”进去了，这也就为两者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基础。
3.1.2方法和内容的交融与重叠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而“五要素说”中的德育的内容也同样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都包括了进去，如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第一大类就是思政类。只需简单地对比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和通识教育三者的内容，可能看到更多的不是区别而是重叠和密切的关联。顾海良曾经提出以文化素质教育来统摄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以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同以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主的“通识教育”，都是素质教育的内涵，也都是以实现素质教育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讲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于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也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科交叉几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共同的总方法。通识教育寻求科学与人文的交汇，交汇的前提是对单线条的补充，以文补理，或以理育文，进而诱发学科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的生成，为其提供知识基础和交叉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是交叉性的课程，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如其所涉既有本源意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原理）、亦有哲学史不可避免的历史情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必然要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现实）、还有经典作家们对经济的阐释，而作为思政课程最为现实关照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简直就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有政治专题、经济专题、国际关系专题、军事专题、科技专题和环境专题，此种学科非有通识教育理念不可，否则课则不通、讲则难动。
3.1.3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首先，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指向培养“全人”或者“完人”，尽管两者的具体指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其次，教育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种，这两种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身上都有一定的重叠性。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的“个体价值”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几个方面”。而在中国的人才培养语境中，通识教育“更强调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健康价值观及能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这一个体性目标几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翻版。通识教育在与专业教育的对比中，认为“通识教育是‘育人’，而专业教育是‘制器’”，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与目标也从来不是“制器”的，而同样是“育人”，是非就业型的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是指“具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健康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管理价值几个方面”。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之外的溢出价值中自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价值。
3.2共同的吁求：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脱困”的必要
其一，通识教育中国化的必要。通识教育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中难以得到大力的推行和真正的落实，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其问题就是通识教育的“纯洁”形象，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求人才培养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维，一直被认为是与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通识教育要真想在中国的大学中谋求一定的地位，敞开怀抱接受和融合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必要的妥协方式。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形式主义的必要。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要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的大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而要摆脱其形式主义的身份，需要借助其他教育方式来实现。在德育研究范畴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德育、通识教育三大概念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减弱，但其本质内涵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其统一的教育目标都是指向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正因通识教育在意识形式色彩上的淡化，使之披上了“鲜艳的外衣”，更能被受众所接受。因此，通过通识教育这一更为宽袤、平和的教育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暗融”入通识教育当中，可以借此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困境。
4“桥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载体
学科与内容的交融和重叠，以及双方在摆脱困境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方向的一致性为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隐性课程和学生社区建设的改革实践则为两者的合流提供了现实的载体。
4.1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无法排斥思想政治课程的存在，而被迫将之吸纳进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确属“共同的知识”，仍是通识教育课程理念中提倡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在今天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当中，都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中，并且将之当做必修部分确立起来，作为通识教育的模块之一。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无不将思政类课程放在首位。
4.2隐性课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模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课程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完整性和科学性，但在专业课程开设的同时，仍需寻找新的影响途径，而隐性课程即为一条有力途径。隐性课程被视为常规的、正式的课程计划外的“非计划学习活动”，是“学生在学校情景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它能通过“课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心理反应发生作用”。隐性课程是对以专业化、正规化身份出现的“显性课程”的重要补充。隐性课程是一个看不见的教育领域，也是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力图争取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途径。教育研究者通常将通识教育同时定义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和“一种人才培养理念”，理念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诸多的载体，而课堂之外的课余生活和这种生活所依赖的场所及其生活的群体通常被认为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影响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被区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两个方面，而后者即是典型的隐性教育的影响方式，因为它并未出现在正规的课程当中，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移入学生的课余活动当中，试图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进行全程渗透。
4.3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教育相关范文8
本文所指的“新市民”主要是指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城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购房或者个人投资经营等方式把户口迁移到城市，并且以其具有的较高的学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使其具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在城市中稳定的生活，其子女一般出生在城市、落户于城市、生长在城市。对于社会融合的概念问题，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最普遍的理解是把社会融合看成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移民适应、同化移入地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城市居民发挥主体性，接纳和接受移民，达到两者和谐的过程。“新市民”作为进城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凭借个人的努力，利用开放的人口政策跻身于城市居民行列，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当然这些人口政策也决定了“新市民”的社会层次。“新市民”拥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之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等特点，使“新市民”社会融合的程度较高。但与本地市民相比，他们仍然身处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关于家庭育儿更是处于生育期的“新市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自身具有的这些经历以及社会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为了考察这些落户城市的“新市民”家庭教育情况，分别选取了哈尔滨市、北京市、郑州市五个此种类型的家庭，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访谈、电话、网络聊天、电子邮件等形式，与“新市民”家庭进行深入地沟通，发现“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新市民”子女的社会融合。现总结如下，以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市民”家庭教育的新特点及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通过对考察结果的总体分析，“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如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和亲密化、家庭教育文化的多元化及家庭活动集体化等，对儿童的社会融合均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教育观念其实就是父母或家长的教育观念，是指父母或家长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对子女发展以及子女如何发展所持有的基本、整体的观点，而且家庭教育观念是一个深受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实，“新市民”本身的发展就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他们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从农村走向城市，随之在城市落户，逐渐与城市生活、城市发展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教育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受城市文化教育的耳染目睹，“新市民”家庭教育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庭教育观念日益受城市教育风尚和各种教育传播媒介的影响，出现潮流化倾向。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受“社会性感染”的影响，出现的这种追随潮流的趋向，使他们逐渐抛却或调整自己原有的教育理念。在优生优育方面，认同“只生一个孩子好”，在儿童观、儿童教养方面等迅速的与最新流行的教育理念相适应，基本保持和城市家庭教育新理念同步。在教育行为的选择上更趋向于合理、科学，更趋向于城市认同的方式、方法，因此，这一点在促进“新市民”子女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的和谐共生上具有较大的意义。当然，潮流化也隐含着从众化的意味。在受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的驱使下，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城市孩子水平，是“新市民”的普遍心态，并由此背负更大的压力，也失去了原本朴素、简单的农村特色。“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倾向在子女教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市民”用于子女教育投资的消费大大增加。通过对五个家庭的访谈得知，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音乐艺术方面有所了解，一方面出于让孩子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弥补自己从未受到这方面教育的缺憾。因此，“新市民”家庭大多为孩子购买各种乐器，送孩子上美术班、音乐舞蹈班，甚至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专门对孩子进行辅导。较大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来自于年轻的“新市民”“超越自己、超越农村”，“不再过苦日子”的普遍心态，希冀通过各种各样专门的培训教育提升孩子未来在城市生活的竞争力，不再像自己一样历经打拼的艰辛和磨难。这种对教育的过高期望，导致新市民不惜代价对孩子施以“英才教育”。这种倾向，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过多占用了孩子游戏娱乐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占据了孩子们在其它形式中进行社会融合教育的时间，从而丧失了和城市孩子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
(二)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亲密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与幼小子女的关系包括抚养、管教及培育等。据调查，农村家庭亲子关系有如下特点:亲子间的亲密度低，亲子依恋不强，亲子交往的频率低;农村父母对子女有偏爱现象，更加偏爱男孩和排行靠前的孩子;农村儿童对母亲更加信任、依恋和亲近。［3］“新市民”已在城市生活数年，其生育观、家庭观已然发生改变，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女的独生化，使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照料、陪伴、管理和培养，使亲子关系也日趋平等并更加紧密。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使“新市民”家庭逐渐形成新的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家庭教育模式。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亲子教育的基础，只有在关系和谐的状态下，孩子才会尊重父母，接受父母的教育，父母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智慧顺利地传递给孩子。这种家庭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儿童活泼的天性、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可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一些“新市民”家长利用有限的空闲时间带领孩子郊游、参观博物馆等，有的“新市民”家长陪伴孩子利用废旧物品进行手工制作等，以开启孩子的智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同时，“新市民”由于过往生活的艰辛，出于代偿心理，在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放弃应有原则，对子女的非分要求也言听计从，一味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子女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心理和行为方式，在家里唯我独尊，缺乏对他人、他物的认同感和协作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的教育方法，是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三)家庭教育文化多元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通过学习与生活活动所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家庭教育文化主要包括家庭教育价值观、家庭教育主体观、学习至上价值观等，它是家庭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新市民”均来自于不同省份的农村，年幼时受到农村传统教育文化氛围的浸染与熏陶，虽然在城市已生活多年，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农村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以家庭为本位，中国农村家庭教育也具有这种鲜明的价值追求，“鱼跃龙门”、“光宗耀祖”是其共同的心理诉求。“新市民”虽然已取得真正的城市身份，但在城市家庭育儿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来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尤其是农村家长制“家风”的影响。同时，“新市民”子女多由农村老家的祖辈带养，因此，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对孩子的影响不言而喻。“学习至上”、“教育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落实在孩子教育上，就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与智力发展，而忽视甚至漠视了孩子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同时，“新市民”身居城市数年，其家庭教育理念和行为必然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共同交织构成“新市民”特殊的、多元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的多元，使这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的“新市民”不断整合各方文化优势，也提升了家庭教育的文化厚度。“新市民”子女从小感知不同的风俗习惯，聆听不同的方言与乡音，领略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情，对其个性成长及社会性发展都将有所裨益。但“新市民”家庭文化的厚度与其自身文化素质等有很大关系，如果对多元文化整合的能力不够，地域文化、城乡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家庭教育中，不易形成教育的合力，孩子就会无所适从，失去应有的判断力，使其处在一种“我该听谁的”的忧虑之中，影响其健康成长。
(四)家庭活动集体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儿童快速认识社会、融入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新市民”远离农村家乡，在城市落户生活，与农村家族式的大家庭相反，“三口之家”是其家庭生活的写照，家庭中的闲暇娱乐时间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度过的。而且由于“新市民”自身教育观念的提升，比较注重和子女的交流和沟通，比较关注孩子的内心需要。在有关家庭活动内容、形式的选择上，更注重听取孩子的建议，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共同商量、共同活动，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仅仅是父子(女)关系，更多的是同伴关系。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由于城市社会关系的缺少，使“新市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新市民”家庭在购物、出外游玩等的家庭娱乐与闲暇活动中，整个家庭共同参与的集体化特征尤为明显。新市民家庭这种家庭活动集体化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平等、和谐，使子女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接受教化和熏陶。同时，新市民也有意识地带领孩子在闲暇时间出游、参加社会交往活动，以拓展孩子的视野，增加他们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家庭活动的集体化是一种被动的集体化，是在缺少其他社会关系之下的无奈选择。由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缺乏，“新市民”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对象，而对孩子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由于这种集体化特征，使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必然限制和影响孩子在儿童社会的交往，尤其是和其他城市孩子的交往，也必然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程度。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多年的城市生活打拼，十分明了工作对其在城市生活的重要，因此，在“新市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集体娱乐、度过闲暇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这使得电视、电脑成为儿童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伙伴，逐渐成为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电视、电脑以直观的方式引起儿童的兴趣，增加了儿童的语言认知，对“新市民”子女的语言认知，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有较大帮助，也开阔了儿童的视野，提供儿童更多的知识信息。另一方面，电视、电脑媒体资源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内容多与儿童的生活不相适应，过多的与电视为伴，势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几点思考
通过与“新市民”家庭的深入沟通，发现随着农民工社会身份和社会层次的变迁，对其子女的社会融合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创建和谐、共融的社会气氛，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及加速“新市民”自身素质的提升，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全方位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及自身素质
在新市民家庭中，年轻的“新市民”父母是家庭教育最直接、最经常、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自身的融合程度及融合经历，必然影响孩子对城市社会及城市生活的认同，因此，要促进孩子的社会融合，必然要首先全面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为此，第一，政府和社会其他相关部门要继续深化针对“新市民”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使他们顺利地在城市安身且安心地工作与生活;第二，努力营造友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帮助“新市民”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父母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家庭教育的水平和能力，要提高“新市民”的素质，尤其是作为父母的教育素质，关键在于使“新市民”的教育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使其教育行为发生根本的改变。为此，首先“新市民”要从自身做起，阅读有关教育理论的书籍，借鉴适合于自身的教育方法，同时树立健全的人才观、儿童发展观和教子观。其次，构建社区服务“新市民”家庭教育的体系，为“新市民”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包括身体养育、心理方面的咨询、亲子互动等，以进一步解决“新市民”在家庭育儿中遇到的困惑，提高其家庭教育指导力。
(二)倡导社会融合理念，培育多元、共生文化氛围
社会融合的主旨在于构建良性和谐的社会，其手段在于强调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互相认同。“新市民”与城市文化生活的融合不仅包括自身对城市的认同，而且也包含城市社会对其的包容和接纳。因此，必须调动多方力量加强宣传，倡导社会融合理念，促进“新市民”及其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共融。首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我国各个地域的文化习俗，开阔人们的视野，了解并认同文化差异，学会相互尊重和理解。其次，发动社区开展交谊活动、张贴宣传图画，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让城市本地居民以和“新市民”家庭结对子、互相串门等方式交流双方家乡风俗习惯，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通过共同努力，为“新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及其子女教育提供良性发展的平台，创建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氛围。
(三)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进社会融合
“新市民”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政府、社区、家庭无不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着“新市民”的社会融合，而“新市民”自身的融合经历与城市生活经验对其子女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教育又直接影响其子女的社会融合进程。所以，政府提供有关农民工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的大环境，社区相关措施推进的中观环境，幼儿园及其他幼教机构创建的平等和谐的主阵地，以及来自“新市民”家庭的支持，共同形成教育的合力，构造社会支持网络化体系，才是最终推进“新市民”子女社会融合最有效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