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庆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启迪民智，以期革除弊俗
冯玉祥特别重视平民教育，认为“社会教育最贵普及，不必尽待教育机关及学校办理，凡属官厅局所、公共机关以及各商会、祠堂、庙宇、会馆一律附设平民学校，利用原有之房屋及节省之糜费，由本部分之职员担任教授，提倡举办，费省效速，实为普及平民教育扼要之图”。他要求全省各厅、道、县、局和公共机关都要仿照上面的做法办理，已经筹设义务学校的或定名为贫儿、贫民学校的一律改为平民学校，招收平民，每天教授由世界书局编订的平民千字课，课时为1~2小时；实行男女分班制，但是没有年龄限制。各县知事应会同城镇各级学校的管教员、当地热心绅董，或在校高级学生组成通俗讲演团于每周星期日，在当地庙宇、繁盛的集贸市场等公共地方轮流讲演，特别注重革除当地民间一切弊俗，例如吸鸦片、、缠足、蓄发辫、早婚、溺婴等事。针对这些弊俗，“1927年7月，甘肃省政府成立放足处，刘郁芬兼任处长，公布《妇女放足办法》，分劝导、强迫、罚办三期，限1928年5月办竣”。针对甘肃民俗闭塞，往往指腹为婚，断送子女终生大事的陋习，省政府通令限制结婚年龄，规定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上方可结婚，如有违反者严惩不贷。在省会兰州，设立教育馆，以供教学上参考；改钟鼓楼为明耻楼，以激发民众之爱国心。其余如建设开辟公园、公共体育场，以供群众运动娱乐，增其美观，健其躯体。这些改良政策的推行，逐渐收到了效果。
创办学校和重视女子、民族教育
由于“甘肃民智固陋，不逮内地远甚，兼因汉回亲处，语言隔阂，教育普及，实属难事”，于是1925年冬，国民军创办五族学院，1927年，改为中山学院。“1928年，合并中山学院为兰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1929年，附中又改名为甘肃省立第五中学而分出。”1927年，省立第一中学设立高中部，是为甘肃省有普通高中之始。同时，在临夏、甘谷、张掖、临洮等县创办初级中学，新建一批初级、高级小学。1928年4月，“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兰州中山大学”，任命教育厅厅长马鹤天兼任校长，甘肃开始有了第一所高等学校。对于女子教育，国民军也很重视。1927年10月，甘肃省第42届教育行政会议决定“推广女子教育”，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全省180所小学中，有女子小学17所。“1928年，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增设妇女职业科一班，是为甘肃省创办女子职业教育之始。1929年2月，女子求知学校在南府街（今金塔巷东段）成立，董树棠任校长，招收成年学生30余人，学习职业技术。”对于甘肃回民教育，也有专门规定的政策。遵照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议决案，“通令回汉教育平等，凡回教教民聚集县分，设立回教教育促进会，以求回民知识之急进”。这些政策的制定，对于甘肃的女子和民族教育有发展促进作用。
教育法制及学制建设
冯玉祥认为，“学校教育应加整顿，学制所定当然竭力进行”。国民军出台“义务教育实施规程及补充办法”，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研究会。对于义务教育的实施，因为当时条件不具备，加之办理者敷衍塞责者具多数，因而收效甚微。但是，较前面实行的学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培养师资，国民军还在师范学校添设一二年制师范班，1928年1月，甘肃省各中学由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初中4年，高中2年）。
教育经费的保障
鉴于以前初等教育经费无定款，省立学校只能依靠财政拨款，并且时常拖欠，国民军主政期间，为了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故亦指定全省牲畜税及纸烟捐作为教育专款”。为管理、使用好教育专款，专门成立了专款保管委员会。并且规定各县凡是教育经费，无论盐课的县或其他指定的款项，直接拨付教育局。甘肃省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议决，通令“各县以庙产作为教育经费和各县教育经费不得挪作别用”。国民军这些保障教育经费的政策措施对甘肃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办报刊，加大宣传力度
“1927年10月，省政府创办《甘肃日报》、冯玉祥驻甘总司令部创刊《国民日报》”，“1928年4月成立了甘肃省通志局，12月，甘肃省政府民众联合处将《甘肃日报》和《国民日报》合刊改名为《新陇日报》”，督署政治处创办了《甘肃民报》，共产党员宣侠父在国民军中成立了革命青年周刊社，创办《革命青年》周刊，督署还捐资创办了《民声》周刊。这些刊物对于宣传国民军的一些政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此外，“1926年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峥泉等人组织进步师生在省立一中创办《醒狮周刊》，在兰州女师创办《妇女之声》”，“国民军政治部部长刘伯坚留驻平凉时期创办了《平凉日报》”。这些刊物主要由共产党员负责编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军在甘肃实行的这些发展教育的措施，在甘肃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民军入甘，再一次打开了西北长久关闭的大门，为甘肃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各方面的发展。这一时期，冯玉祥在甘肃施行的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也加快了甘肃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冯玉祥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保住自己在西北的地盘，在甘肃大肆扩充军队，庞大的军费开支落在了甘肃人民的头上，加剧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为了增加军费收入，强迫甘肃人民种植鸦片，不仅危害当地，而且运销河南等地，祸及全国。诚然，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治甘期间的所作所为，究其原因，除冯玉祥个人因素和时势影响外，还有冯玉祥的军阀“角色”，“军阀最重视维护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勿轻易地简单粗暴地定下绝对的结论，因而，我们应给予历史人物更多的人文关怀，在理解中同情，在同情中理解当时特殊时空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角色的互动，以及其中诸多的精彩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