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发展论文范文1
本文作者：路杰 姚进文 王玉霞 张争妍 单位：甘肃省卫生厅统计信息中心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省白银市卫生局
目前全国卫生统计使用的“官方”系统是全国卫生统计网络直报系统。此系统始建设于2007年，统计范围包括国家、省、市、县、乡五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单位，填报时间按照国家卫生统计调查制度所要求的时点数进行填报，逐级审核报送，产出的数据是卫生系统最权威、法定的卫生统计数据。但近年来由于卫生部各司局相继推出了各自的业务统计系统，也要求市州一级填报并经省卫生厅审核后上报卫生部，统计内容与卫生统计存在重叠、指标解释和统计口径不一，出现同一指标产出不同的数据。医改监测时段与卫生统计时段不一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医改年”概念，医改年中的“季”或“期”和自然年中的“季”或“期”不一致。大部分统计人员和各级领导不太了解这一情况，导致同一指标的数据不一致。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不严数据质量是卫生统计工作的生命线，数据质量控制不严，卫生统计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国家和地方都相继出台了一些卫生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管理办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不力，致使统计数据质量不高。统计分析与应用不足尽管统计直报系统产出了大量的指标数据，但领导想要的数据往往没有。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指标都是最原始数据，如医疗机构数、床位数、住院病人数等。缺少统计分析数据，如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医疗机构增减、人员增减、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构成、某种疾病发病趋势数据等等。这些问题一方面由于统计制度太宏观、应用层的产出指标较少等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与统计人员未能积极主动开展统计分析有关。
充分认识卫生统计信息工作的重要意义。卫生统计数据已成为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对卫生统计数据的重视和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卫生统计数据已成为反映医改成效的主要数据来源，卫生统计工作能否为各级政府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是对各级卫生统计机构的重大考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强随着广大民众就医需求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医疗卫生服务享有知情权。及时准确地卫生统计信息，有利于医疗卫生单位和群众了解卫生事业发展情况，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进人民群众对卫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增进医患沟通。卫生统计工作的任务日益艰巨2007年以来，从年报、半年报、季报到月报、实时报，医改监测数据报等，统计任务越来越多，统计项目也越来越复杂。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做实统计基础，提升统计服务水平，加快统计信息化，为推进卫生改革与发展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提高卫生统计数据质量，真实反应医改成效加强卫生统计工作，提高卫生统计数据，使卫生统计数据能真实反应阶段性医改成果及医改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人才队伍建设、统计制度的落实、统计口径的统一等方面着手。加强卫生统计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合理配备统计人员统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各级卫生部门应按照《统计法》和《全国卫生统计工作管理办法》要求，合理设置卫生统计机构并配备专业统计人员；二是加强卫生统计人员培训，通过建立统计人民院在职培训、岗前培训等制度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统计队伍素质。建立健全卫生统计制度及方法一是建立健全各项原始记录，做好数据收集、整理、报表制作等工作，做到数字来龙去脉清楚，上报数据有根有据；二是实现统计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明确统计口径、指标解释、计算方法，使统计人员规范开展工作，领导了解统计基本概念；三是完善卫生统计指标体系，适当减少全面报表，确保指标体系相对稳定。建立年度考核和数据质量执法检查机制一是将卫生统计工作纳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年度工作综合检查考核范围，利用每年召开的办公室主任会议或信息科长会议，通报当年各单位统计工作情况；二是定期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卫生统计数据质量执法检查或抽查；三是建立统计数据质量通报机制，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定期通报各地、各单位上报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
加强医改数据报送管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按照国务院医改办《关于建立医改数据库完善信息报送制度的通知》（医改办函〔2010〕12号）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1年度医改进展监测工作的通知》（卫办综发〔2011〕84号）要求，明确医改数据的报送管理、职责、任务分工。明确省卫生厅（局）医改数据报送职责省卫生厅（局）医改办负总责，负责工作布置、审核及协调工作，统计部门负责直报平台升级及维护，各业务处室负责监测数据审核。确定省医改办采集数据报送工作流程根据职责分工，卫生厅（局）医改办或统计部门负责指定专人负责数据收集；各业务处室确定医改数据报送联络人，负责提供和审核数据并签字确认。卫生厅（局）医改办审核数据并报主要负责人审核确认后报省医改办、卫生部。建立全省医改进展监测数据会审机制卫生厅（局）医改办组织相关处室及时对医改监测数据进行会审，通知有关单位进行数据修订，订正确认后再上报省医改办及卫生部，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卫生统计工作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要下大力气弥补在卫生统计工作上欠下的帐，使卫生统计数据能真实反应医改中存在的问题和成效，根据统计数据积极调整医改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符合实际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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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信号通信比较落后，容易受地理条件和天气影响，传递效率差，因此古代的战争形态也有着明显的特征：一是作战节奏缓慢，二是作战部署主要依靠经验，三是作战指挥以预指挥为主，，四是前线指挥员有较大的独立决断权。可见，预先制定预案、以计划为中心是古代战争作战样式的最大特点，而古代战争大部分作战样式是协同作战。
2模拟通信与联合作战
在近代战争中发挥作用比较大的通信方式是模拟通信，模拟通信是一种利用模拟信号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可传输话音、数据、图像等。有线无线通信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首次真正将参战诸军兵种通过较高程度的信息交流和组织指挥联合为了一个整体，催生了联合作战样式。快捷的模拟通信使同时投入战场的兵力规模更大、兵种更多，使作战指挥更加集中统一，友邻间协同配合更加主动，催生了联合作战样式。
3数字通信与一体化联合作战
数字通信就是利用数字信号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以其抗干扰能力强，便于存储、处理和交换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通信网络中最主要的通信技术基础，广泛应用于现代通信网。现代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战场感知和组织指挥变得异常迅速，慢节奏的作战指挥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快节奏的作战进程，通过指挥通信网络，指挥员可以实时了解战场态势，下达指挥命令，甚至战场最末端的作战人员也可以通过指挥通信系统共享整个战场态势，并实时上传战场情报，并按上级命令即时执行作战行动。传统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是工业时代或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基本作战形式，是以单一军种（往往是陆军）为主体、以火力为关键、以平台为中心的联合作战，而一体化联合作战作为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诸军兵种并重，以信息为关键、以网络为中心的联合作战，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诸军兵种联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联合作战。
4我军如何在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掌握主动权的几点思考
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4.1大力发展“智能战场”
要适应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把握信息化战争的主动权，军队和国防建设要充分发展云计算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主动运用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开发武器平台和指挥系统的智能技术，赋予武器和指挥系统以智慧，构建一个人和武器高度一体化的“智能战场”，将战场通过通信网络联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4.2大力研发光通信在战场的应用
在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中，信息流决定物质流和指挥流，顺畅的信息流能确保作战指挥的顺畅，光通信存在通信速率快、信息载量大、安全的特点，国防通信在维护传统通信基础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探索建立完善的“智能光网”，为高效运行信息流提供稳定安全的平台。国防科研要大力开发光通信技术，研制新一代光信息指挥系统，充分发挥“智能光网”对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的“倍增器”作用。
4.3加强一体化联合作战人才队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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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产业是为社会交通运输需要而服务的产业，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在低碳经济下，交通产业未来的发展应该将不断改变自身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量，提高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水平等内容作为重点工作内容，在此思路下合理的制定发展战略目标。事实上，当前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机动车数量日益增加，交通模式仍然是采取的传统的机非混行模式，机动车的燃料也较为单一，燃料的使用效率不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城市车辆拥堵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交通产业的低碳发展，也阻碍了交通运输系统的整体效率。基于此，笔者认为，目前交通产业应该将节能减排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手段，对产业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低碳发展。主要包括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的配套设施、实现交通运输产业的高效运作、加强交通设备制造产业的节能减排管理等三方面内容。
2、低碳经济下交通产业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
2.1积极发展低碳燃料
目前机动车辆的燃料普遍使用汽油、柴油等高碳排放量的燃料，燃料结构较为单一，这是影响交通产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为此在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下，交通产业首先应该从发展低碳燃料入手制定发展战略。目前可以用在交通行业的低碳燃料主要有乙醇、生物柴油、天然气、太阳能、电能等等，这些燃料的含碳量较低，若能够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则势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碳排放量高的交通产业现状。虽然目前低碳燃料并未得到普及，应用范围也较小，但是其应用前景十分可观，需要我们进一步极大研究力度，开发并普及更多低碳燃料。
2.2提高车辆燃油的经济性
要实施这一战略，需要燃料和车辆结构两方面入手进行改进。一方面是要积极利用先进科技研发可再生燃料和低碳燃料。一方面要对车辆的传动装置和驱动系统进行有效改进，使其在运行中所受到的滚动阻力进一步减小，增大发动机的运行效率，提高燃油燃烧效率，从而实现低碳排放的效果。在当前零碳排放燃料还未全面推广的形势下，通过提高车辆燃油的经济性无疑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发展途径。
2.3减少高碳强度的出行
目前我国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高碳强度的出行率较大，在此情况下是很难促进低碳排放目的的实现。为此应该采取减少高碳强度出行的战略措施。包括引导人们绿色出行，多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或以自行车、步行等慢速交通系统为出行方式。
2.4提高运输系统效率
提高运输系统效率战略是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优化整个运输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达到减少能源利用和温室气体排放。运输系统效率低的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因交通拥堵而导致的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是个小数目。有效的交通管理手段和拥堵缓解政策不仅可以达到减排的效果，而且可以节省巨额资金的投入。
2.5碳收费
为达到运输产业的减排，碳排放与碳交易的收费政策是必要的。增加整体碳经济的花费，通过碳排放与交易或是碳税，为消费者和商业减少C02排放提供经济刺激。碳收费的目的是在不影响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前提下，减少运输部门碳排放。对价格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碳出行替代选择的有效性，这些替代选择包括使用低碳燃料，购买燃油经济性更好的车辆，使用公共交通或城际铁路，远程办公，合乘，发展减少长距离出行紧凑用地模式。没有替代选择，消费者就不得不而对高消费或是降低生活质量。通过减少出行需求、鼓励低碳燃料和节能车辆的利用，碳排放收费政策影响上述所有战略。
2.6系统性
交通产业是一个系统，在整个社会实现低碳经济的过程中，系统的观点要始终贯彻其中，各学科间研究和技术调度促进节能减排的最终实现。例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小汽车行驶每100km的耗油量下降了5000，但小汽车总量增加了几十倍，显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同样，轨道交通的建设成本巨大，运营时所有的设备都在运行，从此角度轨道交通本身是高碳排放，但它可以为社会服务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减少整个社会碳排放的角度看，它是环保经济、低碳排放的。新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但节能减排的效果和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资金的投入。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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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次使用篇名、主题、关键词三种方式，以“CDIO工程教育”为检索词，时间段从2006年11月到2014年7月，共检索到2533条记录。通过人工剔除重复及无关主题内容文献，最后整理得出2328条记录。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文献数量（篇）年度分布、较多的作者分布、较多的作者单位分布、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分布、论文获得的基金类别分布。
2文献分析
2.1文献数量统计
统计发现，2006、2007年各为1篇，两篇，2008年发表26篇，2009年发表72篇，2010年发表251篇，以后各年发表的数量逐级增长，累计论文2328篇。说明国内关于CDIO工程教育模式领域的研究始于2006年，其后人们对此领域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2.2作者发文量统计
数据显示，广州大学的研究者江帆发表相关论文12篇，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此领域发文量最多的研究者。
2.3作者单位统计
数据显示，2328篇文献分布在40所高校中，其中数量最多的为91篇。在40所院校中，综合类大学9所；职业技术教育类院校9所；科技、理工类、工业类大学8所；工程类院校5所；石油类院校4所；另外，工商、水利等其他大学5所。可见，综合类与职业技术教育类院校是“CDIO”工程教育实施与人才培养研究的主力学校，同时表现了雄厚的研究能力。
2.4关键词统计分析
论文的关键词可以反映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本文将出现在论文中的40个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如表2所示，关键词“CDIO”及相似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累计次数2011次。而关键词“教学改革”、“实践教学”累计出现的次数为494次。说明该领域的研究紧扣CDIO以及教学改革的研究主题。研究的热点：一是教学模式、实践、实验教学等方面；二是人才培养模式、卓越工程师培养等方面；三是创新、实践能力等的培养方面；四是课程体系、课程改革、课程设计方面。而研究的趋势则从CDIO教育模式、教学改革等较为宏观的主题向实验教学、卓越工程师培养、创新能力、课程设计等更深更细的方发展，也一致地说明我国关于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研究正在有条不紊、逐级逐层地长足开展。
2.5基金资助统计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例较高，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因为基金项目反映了该领域这一时期内比较重要与较新的科研课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关于“CDIO工程教育”的实施与研究不仅受到国家的投入与促进，各省市地方也在做出相应努力。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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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卫生法制》；中医药；卫生法律；中医药法律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注，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国务院于2009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中医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可见加强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相关法律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卫生法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研究卫生法和卫生法学理论，探讨卫生法制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介绍国内外卫生法制建设动态和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交流地方卫生法和执法经验，普及卫生法律知识等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相关卫生法律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指出我国近年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研究状况，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以《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中医药法律相关的44篇学术论文（不包括简讯、文摘与信息等）为研究对象，对其数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被引情况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二）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2］，通过查阅《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1111篇学术论文，仔细查看有无中医、中医、中医药相关信息，并将登记数据分类输入Excel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总体情况。统计发现，在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中以2019年占比最高，达到6．29％。2010年和2011年整体占比也较高，这与当年期刊中开设中医药管理专栏、中医与中医专题、医药知识产权专题有关。随后中医药相关的发文量呈现了下降趋势，但从2016年开始整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除了与当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关，也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医药行业开始重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开始增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近10年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研究情况整体较少，仅有3．96％，值得反思。见表1。
（二）第一作者单位及所在地区情况。通过查阅44篇中医药法律相关文章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统计发现排在前6位的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8篇，18．18％）、南京中医药大学（4篇，9．09％）、首都医科大学（3篇，6．82％）、江苏省中医医院（2篇，4．55％）、上海中医药大学（2篇，4．55％）、中国政法大学（2篇，4．55％）。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地区前3位分别为北京（18篇，40．91％）、江苏（10篇，22．73％）、广东（3篇，6．82％），皆为我国经济医疗发达地区。
（三）研究内容。44篇文章中，有关键词的有43篇，主要以中医药、传统中医药知识、中医药立法、知识产权、立法、中医医师为主，总体可体现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热点，高频关键词统计见表2。44篇文章的主题内容涵盖了中医药法、传统知识、法的制定、医疗损害、中医医师资格考核、知识产权、行政处罚、诊疗活动等，依次为11篇、4篇、4篇、其余为3篇，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四）基金项目。全部的44篇论文中，17篇有基金项目资助，涉及23个项目，全部为国内单位部门资助，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获基金资助论文占统计论文的38．64％，资助面较窄，总体受资助数量较少，各年分布不均，且部级项目近10年发表的论文仅1个，远少于其他三类级别项目，可能无法满足较高层次对中医药相关法律深入研究的需要。
（五）被引情况。44篇论文中共有31篇论文被引用，被引用超过10次的有4篇，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的论文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被引10次以上的论文刊发于2010－2016年，总体被引数量较少，被引用的论文大多集中于讨论，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立法这几个方面。
三、讨论
（一）研究范围广泛、但研究数量较少。44篇论文基本涵盖了我国中医药领域目前的热点问题，但从《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的刊文情况来看，关于中医药法律相关的文章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当前中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且缺乏对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的相关论文，无法为提高中医药领域相关人才的储备提供借鉴和参考。社会成员对我国中医药法律认知情况也缺少相应的社会调查，没有相应数据的支撑，也缺少这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无法为我国完善中医药立法提供意见参考。
（二）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不够。随着教育部专业的调整，目前仍开设医事法律相关专业的中医类院校较少，造成中医药法律基础人才储备不足的现象。以2020年研招网硕士、博士招生目录检索来看，在硕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暨南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分别开设在中医学和药事管理学科下。在博士培养阶段仅有北京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开设相关方向，分别放在临床药学和中医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下进行招生。可见，我国目前中医药法律人才储备不足，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不够，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的数量自然也就较少。
（三）国家资助较少。《中医药法》自2017年7月1日实施以来，引起法学界与中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近3年该刊中医药法律相关的发文量明显提升就可以看出来。但从所受到基金资助情况来看，所获得基金支持较少，尤其是部级基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成果出现，可见国家对该方面研究的资助还不够，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中医药法律相关理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四、建议
（一）继续开设研究专栏，搭建研究平台。从该刊近年来的栏目设置来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中医药研究专栏了，很多的与中医药相关法律有关的文章都刊登在理论研究、执法与研究和医事法苑等栏目，不利于加强引导，形成中医药法律专门的研究平台。在国家大力重视中医药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建议期刊可重新开设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专栏，以加强引导，吸引从事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学者的广泛投稿，以适应我国中医药行业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为契机搭建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中医药相关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加大中医药法律人才培养规模。面对当前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高校较少的情况，要加强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中医类院校与综合实力较强的法学院高校可以实行联合培养机制，利用各自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共同开设医药卫生法律专业，既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能力，也可以保障人才培养规模，还保障了人才培养的质量［3］。
统计发展论文范文6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CSSCI既是重要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的查询工具,又是主要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工具[4]。2012-2013年,CSSCI数据库拟收录的学术期刊共25大类,计535种。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为基础,检索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学术文章,以此为样本,系统地分析国内电子政务的发文情况,为深入探讨国内电子政务的研究动态提供支持。在CSSCI数据库的检索过程中,将年限定位于1998-2011年(不包括CSSCI扩展版),关键词定位于“电子政务”,共检索出952篇文献。在整理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分析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用洛卡特定律研究论文的作者分布,用普赖斯定律搜索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结果分析
一定时间内发表学术文章的数量可以有效衡量该学科当时的研究状况。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998-2011年,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学者共发表952篇论文。其中,1998-2000年间有关电子政务的文章未被CSSCI收录。CSSCI数据库显示:国内最早关于电子政务的研究是2001年,2001-2011年间,年发文量从2001年的2篇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28篇,2008-2011年间,电子政务研究的年发文数则处于逐年下降状态,2011年仅有37篇学术文章。图1给出了我国1998-2011年电子政务领域发文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我国电子政务研究从2001年开始起步;2001-2003年发展迅速;到了2004-2008年,年发文量的百分比都保持在11%以上的水平,说明电子政务研究进入成熟时期;2009年以后,研究热度开始减退,呈现衰退趋势。其中,发文数量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为2001-2002年,期间论文数量增加了24倍,这可能与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2002年提出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密切有关[5]。
论文被引次数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其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的高低,论文的被引次数越高,通常认为论文的学术质量越高[6]。在本次检索出的论文中,有12篇论文的被引频次达到20次以上。图2按照被引次数的高低列出了论文的被引情况。如图2所示,《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治理变革》一文的被引次数最高,达到了49次,说明这篇文章在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对图2列出的12篇高频被引论文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到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趋势。
研究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期刊分布情况,有利于分析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以及重要的文献来源[7]。在被CSSCI(2012-2013)收录的25大类学术期刊中,本次检索到的952篇中包括在CSSCI数据库2012-2013拟收录的学术期刊的文献760篇,分布在15大类期刊中。通过数据统计发现,1998-2011年间,有关电子政务领域研究的高水平论文中,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只有《情报杂志》,占发文总量的12.18%。表1按各类期刊的载文量列出了发文数量较多的前20位期刊。运用布拉德福定律[8]对表2所列期刊已发电子政务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前5种期刊的发文之和占总发文量的36%,说明这5种期刊可视为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表1所列20种期刊中,有13种属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类,另外,有5种属于管理学领域,2种属于政治学领域,说明国内关于电子政务研究的高水平文章主要集中在这三类期刊上。
论文的著者状况与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对论文的作者分布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9]。据统计,952篇论文中,除了7篇论文作者信息无法查询外,剩余的945篇论文中共有1131位作者(包括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等)每人平均1.19篇,作者分布较为分散。根据洛卡特定律可知,所著论文为一篇的作者在全部作者中所占比例应为60%[10],而本次统计的结果为78.96%,高于洛卡特定律的参考值。这说明大多数学者关于电子政务领域的研究连续性不够,电子政务领域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图3为按发文数量列出论文的作者分布。根据普赖斯定律可知,核心作者中最低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M与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数量Nmax之间的关系为:M=0.749×Nmax[11]。由表4可得,Nmax=22,故M≈3.513,因此,在1998-2011年间,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为发文量≥4篇的作者。根据图3数据且经过处理后可知,核心作者共有52人,占到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作者总数的4.60%。图4列出了发文量超过5篇的前20位作者。
检索出的952篇论文共分布在302个机构中,论文篇数在30篇以上的共有4个机构,分别为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是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发文总数所占百分比为6.72%。其次,湘潭大学的发文量也达到57篇之多。图5列出了论文篇数在15篇及以上的高产机构分布情况。如图5所示,论文分布的前15个单位均为高等院校,说明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高质量论文大多出自高等院校。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15个高产机构中,大多数为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武汉大学和湘潭大学的发文量远远高于其他机构的发文量。
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科学合作。以下从作者层面和机构层面分析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研究合作情况。作者合作情况研究科学合作的两个指标是合作度和合作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合作度=作者总数/论文总数,合作率=合作论文数/论文总数×100%[11]。根据合作度和合作率的高低,可以了解到电子政务研究领域作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程度[10]。图6按照年份顺序列出了我国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合作度以及合作率的变化情况。由表2和图6可见,2001-2011年,我国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总合作率为53.26%,作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是2人合著,且最多的合作作者数为6人。此外,11年间的总合作度也达到了1.74人/篇。由作者一人独立完成的论文数达到439篇,占到发文总量的46.11%,这在反映国内电子政务领域研究的难度可能较低的同时,也反映出学者的独立研究水平较高。机构合作情况研究跨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可以揭示电子政务领域的研究深度及其学科交叉情况。在检索出的952篇论文中,排除无法查询机构信息的21篇论文外,剩余的931篇论文中有776篇由一个机构完成,所占百分比为81.51%;145篇论文由两家机构共同完成,所占百分比为15.23%;10篇由3家机构合作完成,占1.05%。表3列出了我国电子政务研究的具体机构合作情况。机构之间的合作率仅为16.28%,而由一个机构独立完成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这说明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机构间合作程度仍较低,各电子政务研究机构间需加强进一步合作,以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研究更深入的发展。#p#分页标题#e#
统计发展论文范文7
1.数据的获取
选取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样本时间截止到2019年，选择“题名”检索字段，输入检索式“题名=冯友兰”，数据期刊类型来源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确定检索。将获取到的题录数据全部下载并导入到NoteExpress软件中，利用软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复数据以及非学术性论文，最终确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789条。根据研究需要，对论文年代产出、核心区域期刊等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并得到初步结果。
2.论文年代产出情况
科学交流的规律研究一直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热点，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对于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学术论文的发表被公认为是科学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现形式，其论文产出数量是评价某一主题研究和发展的状况的重要指标。一段时间内，任何学科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态势主要受外因（社会的需要和认可）、内因（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这两方面因素所决定。通过对CNKI收录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年代产出分析发现，有关冯友兰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较早的文献是1981年复旦大学的文献《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从辩证法的角度与当时冯友兰教授探讨“白马非马”的哲学相关问题。截止到2019年，国内对冯友兰研究的相关成果的产出情况，每年的发表的论文虽也在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趋势线y=1.2259x－0.7619，R2=0.6132），总体呈现“震荡式”的增长模式，见图1所示。此外，789篇学术期刊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冯友兰不同主题研究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得到了稳固和提升，学术研究创新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影响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3.期刊来源特征分布
3.1整体论文期刊的种类和数量。通过对CNKI收录相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789篇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种学术期刊。其中，被目前国内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录的共计122种，约占全部期刊种数的35.09%。122种核心期刊总的载文量为386篇，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48.92%。由此可见，从计量角度上国内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对以冯友兰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成果期刊分布表现出整体研究质量较高，且高质量学术期刊成果的数量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
3.2核心区域期刊群的评选。科学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另一方面小学科又有向大学科综合的趋势。在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中，作为文献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世界著名的文献学家、化学家B.C.Bradford于20世纪30年代从科学的统一性规律出发总结出描述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后人称之为布拉德福定律——信息计量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布拉德福博士在《文献工作》一书中提出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核心区域期刊概念的重要论述。虽然这种研究结论是由近似方法得出的粗略结果，但是信息计量学的规律表明，任何数学模型都只能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近似的描述，都只能无限接近科技文献的分布规律。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对于某个学科或某个主题来说，大量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集中分布在少数的期刊中，而其他少数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则分布在大量的期刊上。布拉德福定律主要用来定量测定学科间的联系程度和描述某一特定课题、学科或专业领域论文在登载其期刊中的数量分布，即核心区域期刊分布。本文对CN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341种来源期刊的载文量进行统计发现，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杂志，共载文58篇。借助文献计量学领域世界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计算公式M=2ln（e0.5772×Nmax），其中，M为核心区域期刊的种数，E为欧拉系数，Nmax为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论文量。最终测评出CN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学术成果集中分布的核心区域期刊（群）。具体计算如下：M=2ln（e0.5772×Nmax）=2×ln（e0.5772×58）=2×ln（1.7810445179×58）=9.2752860212，按照取整原则思想，核心区域期刊群的期刊种数为10种（详见表1所示）。根据期刊载文量由高到低的排序结果，核心期刊群的期刊主要由《南阳师范学院学报》、《中州学刊》、《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船山学刊》、《孔子研究》、《兰台世界》、《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等10种期刊组成。如表2所示。在10种核心区域期刊（群）中，除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学刊》和《兰台世界》，其余7种期刊均为“双核心”期刊。由此可见，CNKI收录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数量的核心区域期刊（群），且核心区域期刊（群）内的整体期刊学术质量非常高。
4.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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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